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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滴答奏鸣曲 （上部）

接到分配命令之后，我和来自天津西郊区的同班战友杨景新一起搭乘北京经由河北涞源到山西灵丘的火车。这是一趟慢得跟牛车似的火车，而且沿途别管是什么站，这趟车几乎是见站就停。原本不算很远的路程那天差不多开了10来个小时。

当时的火车车厢里不仅十分拥挤，而且又脏又味。很多乘客看上去就是山西进城的农民。有几位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叽哩哇啦地说着我们根本听不懂一个词的本地方言。身边还有二位一直不停地卷着旱烟叶吞云吐雾的人。火车每到一站，通常都会莫名地释放出很多蒸汽，外面喷放的水雾和车厢里四处飘散的烟雾似乎在向我预示着前面的未知

同行的战友不怎么爱讲话，经常是一个人托着腮，望着窗外想心事。他当兵时比我们大几岁，当兵前在家务农，而且来之前家里似乎就给他定了婚，和我们这些一门心思想家的新兵比起来，他似乎还多了一份对远方恋人的思念。

说实话我当时的心情很糟，再也没有了刚入伍时那种带上大红花，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兴奋，满脑子里依然想着临离开训练营打架的那一幕。虽然班务会之后我侥幸躲过了这次处分，但这个突发事件像一盆冰水一下子几乎浇灭了我当兵的宏愿。

列车驶过河北涞源之后，我们进入了山西省境内。由于沿途的山脉连绵起伏，铁路不停地从隧道中驶入驶出。火车穿行在群山中，似乎有点像一条巨大的蟒蛇在丛林和荆棘中游动。山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其间布满了铁锈般颜色的石块，放眼望去，几乎很难发现树木和其他绿色的植物。此情此景本身就让人感到了些许悲沧。

刚公布大家分配去向那会，得知自己被分配灵丘机场，不知为什么，心里立刻涌出了一种莫名的凄凉。山西、雁北、灵丘，这些地名，当时在我的内心似乎都曾贴上过穷山恶水的标签。特别是灵丘二个字，更让我有一种心悸的感觉。灵丘的灵字，让我联想到灵魂，而灵丘的丘字，更让我想到坟茔，两个字合在一起不就是灵魂的坟冢么！难道我会将自己的青春埋葬在那未来的坟茔之中？

来到灵丘机场，我们被分配到了场站通信营一连，担任了值班的报务员。当时一连的指导员叫刘宪友，记得是山西人，连长曹开汤，江西人，还有位副连长王建，安徽合肥人。除此之外下一级的干部就是各台的台长们了。当时一连有报房、对空台、发报台等业务单位。报房里面又细分为了单边带、气象台、机要台、靶场台等若干个战备值班单位。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和战友们轮班，担负着和兄弟单位及上级电台的日常联络，除了定点联络，偶尔超收一些报文，大部分时间是带着耳机，静静地坐着。我们报务术语管这个时间叫“长守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接收突发的电报。

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当时我们这些电台其实就是一个QQ群或微信群，上级单位的电台就是我们的群主，偶尔定点联络差不多像在群里“冒泡”，戴耳机坐在无线电电台旁静静坐着“常守听”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群里说的所谓“潜水”。

当时接收的电报几乎涉及到飞行部队相关的所有重大信息，例如飞机转场飞行时，沿途备降场的危险天气状况；北空和军部对50师的临时指令，上级对我们部队军情和政情的临时通报；飞行作训演习和演练的计划安排，强五投弹轰炸的成绩等等。

我来到无线一连后，被分配到气象台值班。我们报务员工作的所谓气象台，其实是专门为场站气象台收发加密天气预报提供无线电通信服务的。场站气象台负责观测机场上空的天气，采集风速、云量、能见度、雷暴、降雨等各种气象数据，然后由气象预报员对机场上空未来若干时段内的天气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并发布气象预报。这些未来的天气状况和参考数据不仅为本地飞行部队提供了有力的气象保障，同时也为将灵丘场站作为北空全军飞行、作训、转场、备降的兄弟部队提供决策依据。

除报务值班外，生活和工作内容相对比较简单，每日三餐，偶尔的技术训练，班务会，政治学习，连首长训话。这些重复性的，每日几乎雷同的内容，有点像漫画和素描，寥寥几笔就可以勾勒出我们报务员每天工作生活的全部特征。

报务值班看似每天坐着不动，实则是个特别辛苦的工作。当时我们连的报务员里面除了几个老兵之外，大部分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每天值班一坐就是一天，腰酸背痛不说，还感觉筋疲力尽。值班的时候，报务员需要头戴耳机，仔细聆听随时可能下发的各种电报。除此之外还要和上级主台保持定时联络，早晚时间变更频率等。

值班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头戴耳机全神贯注，除了每小时定时发布和抄收气象报之外，我们还要时刻准备着抄收和发送那些随时突然到来的危险天气报。如果因为打瞌睡或脱岗漏抄了电文，那就是犯了大忌，极有可能因此受到处分。听说我们原先斋堂训练营同班的一位被分配到内蒙毕克奇场站的报务员，就是因为值班打瞌睡，遗漏了备降机场的危险天气报，结果背上了个记大过的处分。

当时几个电台的报务员都在报房里值班，战友们天南海北来自祖国的各地，有江西的、福建的、湖南的、天津的、广东的、河北的。如果值班碰到爱说爱聊的战友，大家可以聊聊天说说话。这样一来，值班的时间似乎还过得快点。遇到比较闷的战友，不仅没人跟你讲话，而且你说的人家也不爱听，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就只好自己呆呆坐着，各想各的心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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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逃过一劫（下部）

瞬间，训练营的营地像被像闪电打过，新兵持械斗殴的消息不胫而走。事件发生之后, 营里、连里、排里都连续下了指示，要对我们这起持械斗殴事件做出严肃处理。当时的训练营里除了干部和教官是老兵，其他士兵几乎是一水儿的新兵蛋子。这么严重的械斗，严肃处理，会杀鸡儆猴。会让所有新兵蛋子们知道在部队打架斗殴是必须付出代价和承担苦果的。

由于部队讲究的是民主集中制，上级最终责成我们班通过班务会提出对我的处理意见。那几天我怕极了，想了很多。悔恨自己因一件小事没忍住，乱了自己的大事儿。原本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的军旅生涯，距离自己入伍前的梦想还有十万八千里，若此时就背上处分，那就等于是栽了大跟头。

那个年代，每个成年人几乎都有一个神秘的小纸袋(档案)， 像影子一样跟着你。那里面装着你的出身、成份、个人简历、填写的各种表格、以及你在所有走过的单位曾经得到的表扬和处分。你想啊，参军入伍开启了我光辉历史的第一篇，然而现在还没迈开万里长征这第一步就在自己的小纸袋里装上了一个处分，这以后还有什么希望？我想我这一辈子算是被自己冲动的恶魔彻底给毁了！ 

无奈之下，我只有心中暗暗祈祷，希望老天爷，不对，希望班里战友们能在民主集中的民主阶段帮我逃过这一劫吧。班会的那天，班里气氛凝重，我低垂着头，像是在为自己灵魂的遗体默哀。偶尔抬头看看大家，几乎多一半的战友也都像我一样低垂着头。其实他们每次开班会都差不多是这个表现，当然他们中间有的是不愿意当着大家说话，有的则是不知道怎么说或者说些什么，他们必须等待，必须等有人率先对我的处理亮明态度之后，再视情况考虑跟风。

班务会开始的时候，宿舍里静的可怕，我几乎可以听到周围战友们呼吸的声音，我甚至可以听到身边旁听班务会的连长那块手表的滴答声。当天由于讨论的事情特别严重，连长也破例参加了我们的班务会。稍微沉默了一会，班长率先打破寂静，起身做了个班会的主题发言。

我们班长叫孙学军，是位来自江西南昌的老兵。这人脾气有点倔。关于这位班长我的记忆早已模糊了，但只记得这位班长脚臭的出奇。虽然他每天晚上洗脚烫脚，但那味道还是让大伙受不了。记得那时班长一个人住在班里的小被服仓库，开班务会的时候一般都去那里，每次大家必须忍受那种难闻的味道。幸好这次班会是在我们班的大宿舍里，空气还算比较清新，否则，紧张的心情和那种难闻的味道混合之后估计会让我立刻窒息。

    “大家说说吧，今天连长也在。马建平和赵伟打架的事情特别严重，营里需要我们班里拿出处理意见”。他说话的时候双眼盯着班里的二个人。这二人可以说是除班长以外，在我们班最能呼风唤雨之人，一个是我们的副班长，此人群众威信高，也深得领导赏识。当时副班长和我的私交很好，我们平日里几乎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属于兄弟加战友的情谊；另一位是我们的团小组长（这位战友好多年前因脑瘤去世了），高干家庭，为人清高，凡人不理。他在我们这个大部分都是农村兵的班里显得多少有点鹤立鸡群。虽然于和我当兵前都来自同一个工厂，但他始终对我冷冷的，彼此没有过多少交心的深谈。

    班长牵头发言后，大家沉默许久，依然没人接茬发表意见，我抬起头，用余光扫了一下副班长。我知道关键时刻他必定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救火”的铁杆，对他我信心满满，几乎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我心里暗暗盘算着，如果他领头打响保我的第一枪，班里那些等着跟风的战友肯定会随风倒过来。可他为什么还沉默着呢？ 真把我急死了！

终于，副班长在我心急火燎的那一刻站起身来，只见他慢慢抬起头，神情坚定地看了我一眼，终于带头发言了！我心里的感激之情一涌而出，眼睛立刻湿润了。

    “大家都知道，我和马建平关系最好，”他一字一句的说着，态度让人听起来严肃里透着真诚。“照理，我不应该同意给他处分”，没料到此时他话锋一转，接下来的话，居然让我大跌眼镜！“但是，关系越好，我越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为了他，也为了咱们全体新兵都能吸取教训，我建议这次还是给他记个处分!”

这话像炸雷似的，一下子把我惊呆了！我感觉呼吸困难，眼前一阵发黑。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的世界末日。这回这一劫我算是逃不掉了。

就在我错愕之时，团小组长也起身开始表态了。若这位也和副班长的意见一致，甚至再朝这个方向给我加码，那就等于在我的棺木上着实地敲上了几颗钢钉，那样我就必死无疑了！我屏住呼吸，听着他下面的话，那感觉有点像个垂死的病人等着医生宣判的情景。 “大家也知道，马建平和我来自同一个工厂，”他慢条斯理地说着。“但我感觉他和我们一样毕竟都是新兵，虽然这件事情性质比较严重，但建议组织最好提出批评，不给处分。刚入伍就背上个处分，会影响他以后的发展。”瞬间，我几乎窒息的神情一下子又缓了过来。好个班务会，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乾坤大挪移，我整个人好像坐上了过山车！接下来，班里的其他战士纷纷表态，最后统计的结果，大多数都建议不给处分。

班会的最后，我做了极其认真诚恳的自我批评。最终我逃过了一劫，但也为我自己的莽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仅彻底错失了留在北京发展的机遇，也失去了分配到军直等大单位的机会。一个星期之后，我肩上背着背包，手里提着装有脸盆和掉了瓷的搪瓷缸子的网兜，踏上了北京到山西灵丘的列车。自此我离开了北空通信团训练营，和另一名战友一起分配到了驻防在山西雁北地区的空军五零师灵丘场站，成了通信营一连的一名报务员。

让我特别沮丧的还不止这些，在我离开训练营三天之后，妈妈趁着来北京开会的机会，特意坐长途汽车来部队看我，妈妈长途奔波来看儿子，可我却刚刚离开去了山西。妈妈扑了空，没见到儿子，心里难受，当着接待她的连长大哭了一场。 为了平复自己的心情，她把带给我的那些好吃的东西都留在了斋堂的军营里。因为我在信里经常跟她提起我和副班长的友谊。妈妈知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感觉虽然没有看到儿子，但可以把给儿子的礼物留给儿子最好的朋友, 心里多少得到了些许安慰！

年轻气盛的我，当时曾经发誓以后和这位曾经的好友割袍断义，自此不再联系。只知道后来他留在北京，入党提干，一路平顺。后来转业和我同在天津，但彼此一直没有机会见面。说来也怪，回地方后，和好多战友都曾经见过面，吃过饭，聊过天。但始终无缘再见这位我曾经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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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逃过一劫 （上部）

新兵训练那些日子相信对每个当过兵的人来说都是难忘的。这是一个从普通百姓到一名军人的跨越和突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从点滴开始养成军人作风，队列训练、军容风纪、整理内务、军事技术、思想觉悟样样都要从头学起。新兵生活的主旋律充满了紧张艰苦的音符，但偶尔也有一些乐趣和滑稽的变奏。

我的新兵生活是在北京门头沟区的一个叫斋堂村的地方度过的。据说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被打造成了首都北京著名的旅游观光风景区。然而在新兵连训练的那个年代，这里到处还都是贫穷破落的村庄，四周除了大山几乎没有什么看了让人动心的风景。再说，当时的新兵训练任务那么紧张，战士们几乎没有闲暇时间去四处溜达，我自己甚至大部分时间都从来没有离开过营房，一门心思学习收发报技术。

刚入伍的时候，自己心气儿很高，一直想好好表现，向首长和战友们证明自己的能力。憧憬着有朝一日，可以入党提干。通过奋斗和汗水干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那时虽然没有野心当多大的官吧，但基本努力目标是力争几年后，穿上4个口袋的军服，拿着立功喜报和沉甸甸的军功章回去献给对我寄与厚望的父母。

我深深地了解父母在我们身上寄托着他们曾经的梦。为了这个梦他们把我大哥送到了部队，来到河北塞外坝上当兵。无奈大哥玩心太重，在部队干了几年，既没有入党也没有提干，复员回津后到恒大卷烟厂当了个普通的工人。

同样是为了这个梦，父母在几年之后又将我二哥送到了队伍，二哥跋山涉水来到西藏高原拉萨，到成都空军指挥所当了一名战士。二哥刚到队伍上的时候非常要求上进，很快入了团。但他的脾气不好，凡事又总爱拨拉自己的小算盘，后来听说为了一点小事儿和领导怄气，大吵了一架，结果入党提干的希望都泡了汤。几年之后也是以一个“白牌”的身份复员回了地方，进工厂当了工人。

当年的我也同样为了这个梦，又参军来到北空训练营开始学习报务技术。那时我时常告诫自己，一定要干出点样子来，一定不能像两个哥哥那样队伍上混几年就打道回府。刚学报务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使命感，总幻想着以后我能赶上战争，如果那样，说不定我也能深入虎穴，打入敌人内部，当个地下工作者，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那样，用莫尔斯电码和敌人斗智斗勇。

当时我最佩服的就是我的报务教官司益磊，这位长相帅气，面容冷峻的北京老兵凭借他那高山流水玉珠落盘似的发报技术彻底征服了我。带着我入伍的初心和背负着父母的使命，我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报务学习。当时最最渴望的是在报务学习之后能向我们司教员那样留在北京训练营，担任一名报务教官。事实上，个别教官也向我透露说，毕业后技术好的学员可能会留在北京教导营。信心满满的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苦练着我的基本功。早上天不亮就摸黑起来找个僻静的地方开始“滴滴哒哒”地念起了电码。

当时很多老报务员都强调读电码对学习发报技术的重要性。他们常说只要你能顺畅地朗读电码，你就能把握好发报的节奏，读的越快越清楚，以后发报越流畅。事实上，我们全连的新战士谁都不甘落后，一清早，虽然清晨的起床号还没响起，但军营四处早就传出了滴滴哒哒朗读电码的声音。

    为了早日练就过硬的技术，平日课上在训练发报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将电键的弹簧调到最硬的位置，以便锻炼自己的指力和腕力。很快中指指甲上面的那块肉被电键磨出了水泡，水泡破皮露出了肉，咬咬牙接着练习。我强忍住十指连心的痛，任鲜血滴在电键手柄上，用纸擦擦血接着练习发报。慢慢地手上打了茧子，茧子上面又磨出了水泡，再破，再长茧子，直到后来中指上磨出一个“肉瘤”，痛感才逐渐消失，发报技术也跟着上了一层楼。

刻苦的磨练和坚定的意志让自己的收发报技术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以当时的发展趋势看，在完成报务学习之后，会有一定的机会争取留在训练营。然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原本的好局面却在临近毕业前因为一次剃头惹了大祸，自己几乎是在无意之中断送了原本不错的开局。

事情是这样的。报务学习结束前，战友们知道大家从此要各奔东西。除少数人可能留在通信团训练营，绝大部分战友都将被分配到北空坐落在河北、山西、内蒙等地的各个部队。战友们在一起学习生活近一年的时间，分开前自然是恋恋不舍。于是不知是谁挑头提议战友们一起剃个光头，纪念一下在北京门头沟斋堂村共同度过的时光。没想到，就是这个光头，彻底打碎了我留在北京的梦幻。一下子把我剃到了山西雁北地区的灵丘机场。

记忆中那不仅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几十年的时光里我唯一的一次剃光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发现自己大概是天底下最不合适剃光头的男人了！那次之后，我曾经对自己发过誓，除非我头上的毛发完全掉光了，否则我绝不再剃光头！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原来我的脑瓜后面长有一块凸出“飞地”。我想那可能就是《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说魏延脑后长的那块反骨吧。平时头发多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剃了光头，那块反骨立刻变成了明晃晃的无名高地。终于有人发现了我的这块反骨。于是悲剧发生了，损友们开始拿我的光头找乐儿。

损友中最欢的是那位和我一个厂来的战友赵伟，这人原本就是我们排里出了名的臭嘴，平日里最享受的就是讽刺这个，挖苦那个。通过讽刺挖苦别人，收获他无德的喜悦和幸福。平日里，常听大家说他讨厌，我对此还不以为然。但直到我剃光头的那一天那一刻，我才对大伙给他的评价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记得当时他用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词儿形容我这脑袋，什么土豆、地瓜、茄子、冬瓜、烂桃….. 反正难听的都说到了。后来，围着破报纸坐着剃头的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腾地一声站起来，伸手照他脸上打了一拳。瞬间，赵伟那张臭嘴在他自己的牙齿和我愤怒的拳头的夹击之下，流出了鲜血。原本只是个嘴把式的他，当着周围不少战友挨了我的揍，立刻也咆哮这变成了愤怒的“狮子”，随手抄起了身边的镰刀，朝我挥舞着。我见势不妙，往回跑了几步，见连队的菜地边上有把翻地的铁锹，也顺势拿在手里和他对峙起来。（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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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悄悄话34 《合适的温度》

不知您是否有过这种体验，到了一家高级的粤菜馆，狠心咬牙点了一条清蒸老虎斑，结果鱼蒸过了火，白瞎了一道原本嫩滑鲜美的海鲜。经验告诉我们这菜火候没掌握好。对于饮用葡萄酒来说，“火候”也就是饮酒的时候酒的饮用温度几乎和上面老虎斑的火候同等重要。

葡萄酒的饮用温度往往是被很多朋友忽略的问题，大多数人都只关心选择酒品却不在意选择饮酒时合适的温度。事实上，合适的酒温会让酒的口感锦上添花，反之则会让其黯然失色。如果您在西餐厅里点一支红酒感觉味道不错的话，理由不一定是那支红酒的品质好多少，很可能是这支红酒刚刚离开酒窖，仍然保持着饮用的最佳温度。

记住葡萄酒的饮用温度并不复杂，香槟气泡酒和清爽型白葡萄酒约为5-6度，浓郁型干白和桃红葡萄酒约为7-9度，清爽型的干红葡萄酒12度，中度酒体的干红葡萄酒约为16，浓郁型红酒（高端酒）约在18度左右。大致的规律是，酒的颜色越浅，温度掌握越低，酒体越醇厚，饮用的温度也越高。无论如何，葡萄酒的饮用温度都应该控制在20度以下，超过的这个温度，酒的口感会让你大失所望。同样道理，酒体醇厚的葡萄酒若饮用温度过低，酸度会骤然增加，香气也全然得不到释放。除了关注酒温，如果你应邀参加品酒会还有一些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我们下次继续悄悄话。（建平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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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愿当兵

原本当时写信给厂武装部要求参军时，自己尚在千里之外的东北抚顺。说心里话当时的想法就是有枣没枣打上三杆子，如果这封信能起作用更好，但倘若发信后石沉大海我也不会有太大的失望。毕竟我尚在外地实习，厂里有太多的理由对我的要求不予理睬了。况且那时候没有任何现代化通信手段，只能通过发信。而信件在邮寄和投递的路途中发生丢失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总之，当时自己对能否入伍当兵并没有志在必得的心理预期。

然而，就是这么一封只有两页纸的书信，却彻底改写了我一生的轨迹。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申请入伍的决心书寄出不到一周的时间，厂武装部领导竟然给我拍了一个加急电报，电报的内容简练明确，只有五个字：“速回厂体检”。我当时猜想大概是我的决心打动了厂领导，或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接兵的首长。后来回厂我才知道了实情，厂里收到我的信后，感觉很有号召力，于是将我的信当成了当时征兵动员的宣传材料，誊抄成了大字报贴在了我们厂宣传海报栏里，号召厂里的适龄青年以我为榜样，积极踊跃报名参军。

当时的社会环境跟现在完全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托人烦窍也想当兵，那个时候听说我们厂里报名参军的人并不那么踊跃。你想啊，好容易熬着进了工厂，当上了技术工人，拿到了工资。如果好好学技术，多挣些钱，攒下点积蓄，过几年再找个对象成个家，基本上就可以过上让很多人羡慕的安稳小日子了。当了兵呢，要去山沟里吃苦不算，每个月仅能领到区区的几块钱的津贴费。几年下来的经济损失不说，也失去了在厂子里学习技术未来晋升的机会。

当时像我这样舍了工资，舍了刚到手的工作，舍了未来稳定的生活安排，特别是人尚在千里之外实习的过程中，写决心书要求回厂参军入伍的青年，在我们厂确实找不出第二个人。就这样，在抚顺这个雷锋的第二故乡，刚刚实习了不到个二月的我，居然在申请入伍的信件发出后，收到了厂里的电报，让我迅速赶回天津，参加入伍体检。

收到电报的那天，几位退伍军人的师傅们赶来祝贺，还有几位工友过来给我送来了小礼物。更让我感动的是，平日里基本和我不怎么说话的那位漂亮的校花也特意过来给我送了一个塑料皮的日记本。她红着脸说：“没什么好东西送你，这个本子是我爸爸去杭州开会的时候发的纪念册，送给你做个纪念吧。”听她这么说，我心里热乎乎的。同时也感到了压力，这万一要是体检不合格，难不成这日记本还要还给她不成？

校花姓刘，我忘记名字了。是我们学校二班的学生，父亲是天津大学的机械系的一位教授，妈妈在天津市图书馆工作，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一起上夜班的时候聊天时了解的信息。她在学校的时候一直都是好多男生心中追求的偶像，但这位刘小姐十分清高。似乎哪个男生都入不了她的法眼。由于我们并不在同一个班，所以在学校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更没有彼此讲过话，只有课间休息的时候，偶尔能在学校的院子里远远地看到那么一个相貌出众的女生。只是这次一起分到了天津石化，分到同一个车间，又一起来东北实习，还这么碰巧分到一个班组，才有了进一步了解这位“女神”的机会。然而平日里观察她似乎对我没有什么感觉，同在一起值班时，很少主动和我讲话。不过偶尔她会冲我笑笑，那是让人能记忆一辈子的笑容，瓜子脸，白白的皮肤，高挑的身材，忽闪无邪的大眼睛，又粗又长差不多齐腰的发辫，清纯但略带几丝伤感的眼神，总之，她就是那种让男人们看一眼都会生出几分疼爱的模样。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上夜班吃夜宵的时候，她居然给了我半个不知从哪搞来的咸鸭蛋，这么漂亮的女孩用如此的简单行为对我主动示好，竟让我的心情灿烂了好多天。其实后来我才知道，那半个咸鸭蛋是我们另一个班组的复员兵师傅为了讨好她，悄悄放进她饭盒里的。她不愿意接受那个师傅的好意，这才便宜了我。知道了这个真实但残酷的事实以后，我自己当初那些美好的遐想和自作多情的感受自然也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我想当时我如果不去部队当兵，也许我会紧紧地抓住和她在一起工作的宝贵机会，尝试着发展和他的感情。但随着厂武装部打来的这封电报，我知道这种机会彻底泡汤了。不过客观地讲，当时对这位漂亮的“校花”的所谓情感，充其量也就是我个人对她的单相思，或许她对我根本从未动过什么心思。无论如何，曾经一起上夜班，曾经一起踏风雪，曾经一起谈人生，这一切，都在我当时年轻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离开抚顺返回天津之前我把没吃完剩下的几斤大米留给了这位美丽的她。看到她没怎么推辞就接受了我的好意让我特别开心。

回来的火车上，心情一直难以平静，虽然还不知道回去后入伍前的上站体检是否能最终通过，但心里似乎有一种暗示，感觉自己已经和大哥、二哥一样，很快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想到这里，不知怎么，忽然感觉心跳的厉害，为了平复激动的心情，我点上了一支香烟，这是临走的前一天一个关系不错的师傅硬塞给我的。

其实我根本就不会抽烟，从来也没有认真学过。就是在东北实习上夜班的时候，那些退伍军人的工友们总在他们吸烟的时候顺手递给我一支。就这样一来二去，不好意思总接受别人白送烟抽的我也偶尔买上一包烟随身带着，时而也即兴给几位师傅们发上一圈。偶尔放在嘴边嘬一口，也仅仅是做做样子，然后就会将吸进去的烟完全吐出来。从未像那些师傅们一样感受过吞云吐雾带来的快感。由于不会抽烟，因此也不知道如何拿烟，结果不到二个月的时间，自己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都被熏成了土黄色，乍看上去很像一个嗜烟如命的大烟鬼。临回天津的时候，我生怕妈妈看出来我在外边抽过烟，拼命地用肥皂搓那泛黄的手指，但还是留下了明显的吸烟人的痕迹。

烟在封闭的车厢里弥漫起来，我的思绪似乎也随着四散的烟雾也到处飘散着。昨天之前我还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抚顺，冒着漫天大雪和工友们一起上夜班，眼下的我居然为了应征入伍，独自一人星夜乘车赶回天津，参加应征入伍体检。真要是若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我从此就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未来会是什么兵种呢？未来的部队会去向何方？自己能适应军队的紧张生活么？部队的生活是否比上山下乡还要艰苦呢？香烟燃尽了，伴着有节奏的车轮声和无数未知的问题我进入了梦乡。睡梦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穿上绿军装神气的样子，看到了妈妈送我出发前的眼泪，看到了那位曾经和自己一起值夜班的女生向我招手…….。

 回津后转天，我按照厂武装部的安排参加了当时天津市西郊区张家窝体检站的体检。除了眼睛有沙眼之外，身体各项健康指标都全部符合入伍的标准，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录取了！刚刚穿上军装的当天，我爸，这位曾经的老兵就给我上了一课，主要的意思就是嘱咐我到队伍里好好干，争取入党提干。父亲是1942年，14岁就参加八路的老兵，对部队有天大的感情，他自己在1944年抗日战争中受过伤，身上大概有10多处枪伤和炮弹片。抗日负伤下来以后，在地方养伤。后来46年内战爆发，又第二次参军，参加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再后来，由于伤痛复发，没法跟上部队行军速度，所以又退伍到了地方。虽然他自己早早地脱离了部队，但他骨子里却一直渴望着孩子们能从军入伍，好好出息，甚至渴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孩子可以从战士干到将军，替他完成几十年前的夙愿和梦想 。

 当时我们这个千人的大厂，报名上站体检的大概有二十多人，但最终只有六个人经过体检和政审合格应征入伍。虽然过去差不多40年了，但今天回想起来，对同时入伍的那几位战友的形象和特征，多少还有些印象。老实巴交的王毅，大个子，大眼睛，黑脸堂，平日不爱说话，比较蔫儿；于建桥，高干子弟，白净的皮肤，高高的个子，衣着整洁，按今天的说法是个典型的帅哥，于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清高和傲气；周德春，皮肤黝黑，近一米八的身高，待人热情，喜欢察言观色，善于和周边的所有人搞好关系；陈永明，来自我们厂的医务室，曾担任过工厂卫生所的护士，小个子，肤色多少有点像医生穿的白大褂的颜色，说起话来尖酸刻薄，据说他是个坏小子，每当在厂卫生室给年轻或漂亮点的女工打针的时候，总要拿着酒精棉在人家白白的屁股上多擦上几下，沾点小便宜；赵伟，小个子，眼睛不小，但看上去总有些睡不醒的状态，赵有些微微的驼背，油头粉面，经常是一脸坏笑。他入伍前曾是我们厂消防队的消防员，此人最大的乐趣是挖苦人或拿别人找乐；我自己呢，一米八的个子，身材因为贪吃，稍微有点胖，面相属于少年老成的那种，平日里不爱说话，性格内向，喜欢看书，做事特立独行，爱好文学，平日里爱写东西，有点类似现在的所谓文艺小青年吧。

 刚批准入伍换上新军装的时候是没有领章帽徽的，但我当时实在是等不及了，第二天就急匆匆地将大哥的领章帽徽都戴上了。牛气哄哄的我，穿着军装到亲朋好友家中告别，甚至还拉上一个要好的发小去照相馆留下了当兵第一次穿上军装的纪念照。

就这样在1974年12月27日那天下午，父母把我送到了天津市西郊区征兵集中地，接下来就是点名分班，晚餐似乎是大米饭炖肉熬白菜，饱餐之后，晚上集中在一起看了场电影，转天早上吃过早饭，队伍就启程出发了。大家身着崭新的绿军装，乘坐帆布蓬的解放卡车，伴着高亢嘹亮的歌声，踏上了入伍的征程。一路颠簸之后，我们到达了北京大红门附近的北京军区空军通信团的驻地。一看到了北京，我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虽然这里没有王府井的繁华但这毕竟也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啊，大家兴奋地议论着，围坐在一起吃了顿热乎乎的面条。

本以为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没想到饭后带兵的首长又让我们登上大卡车，部队继续开拔。走着走着，我的心有点凉了，我们渐渐远离了城市。汽车开始爬坡，车子越爬越高，四周被大山包围着，我们乘坐的大卡车几乎行进在云雾之中。大家见这光景，面面相觑，几位叽叽喳喳不停唠叨着的新兵此时也悄悄地闭上了嘴。

也不知道这大卡车在盘山公路上穿行了多久，最终车子停了下来，下了车我们才知道，这才是我们部队所在地，北京门头沟区一个叫斋堂的村子附近，几排部队的营房几乎坐落在山坳里。

厂里来的几位战友都被分配到了同一个新兵班，正好构成了这个班一半，其余几位都是来自天津西郊区的农民子弟。我们入伍的单位是北空通信团训练营，这是一个专门为北空各部队培养通信技术人员的训练基地。通信营共设五个连队，其中四个连为报务连，为北空各机场和各级战斗部队培养无线电报务员；另外一个连为技工连，学习有线和无线通信技术，负责北空各部队有线和无线通信设备的维护和维修。技工连大概是因为技术含量高，知识层面要求难度大，所以这个连队的学员基本都来自天津市市区的兵源，有些来自工厂企业，也有些来自学校。这部分新兵文化底子厚，脑瓜聪明，接受新事物快，其中很多都是直接从学校招来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相比之下，学习报务就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了，虽然培训学习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淘汰率，但只要肯学、能吃苦，基本都能学出来。我所在12连的新兵大都来自天津市西郊区，其中许多人甚至都是纯粹的农民子弟。我们工厂来的这几位有点特殊，由于工厂坐落在西郊区，所以我们这些工人以及刚刚毕业分配到工厂的学生们，虽然家住市区，但由于工厂的属地关系，也作为西郊区的兵源统一被分配到了农村兵较多的无线报务连。我当时所在的新兵单位为北空通信团训练营12连三排七班。

来到训练营之后，紧张而又艰苦的新兵生活开始了，每天练队列，走齐步，拔正步，学射击，整内务，开班会，虽然生活工作安排的有点让人透不过气来，但大家都满怀热情，信心百倍地迎接着每天扑面而来的挑战，毕竟我们当时心中有梦，有家人的嘱托，有对自己未来前途的美好憧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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