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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逃过一劫（下部） 瞬间，训练营的营地像被像闪电打过，新兵持械斗殴的消息不胫而走。事件发生之后, 营里、连里、排里都连续下了指示，要对我们这起持械斗殴事件做出严肃处理。当时的训练营里除了干部和教官是老兵，其他士兵几乎是一水儿的新兵蛋子。这么严重的械斗，严肃处理，会杀鸡儆猴。会让所有新兵蛋子们知道在部队打架斗殴是必须付出代价和承担苦果的。
由于部队讲究的是民主集中制，上级最终责成我们班通过班务会提出对我的处理意见。那几天我怕极了，想了很多。悔恨自己因一件小事没忍住，乱了自己的大事儿。原本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的军旅生涯，距离自己入伍前的梦想还有十万八千里，若此时就背上处分，那就等于是栽了大跟头。
那个年代，每个成年人几乎都有一个神秘的小纸袋(档案)， 像影子一样跟着你。那里面装着你的出身、成份、个人简历、填写的各种表格、以及你在所有走过的单位曾经得到的表扬和处分。你想啊，参军入伍开启了我光辉历史的第一篇，然而现在还没迈开万里长征这第一步就在自己的小纸袋里装上了一个处分，这以后还有什么希望？我想我这一辈子算是被自己冲动的恶魔彻底给毁了！
无奈之下，我只有心中暗暗祈祷，希望老天爷，不对，希望班里战友们能在民主集中的民主阶段帮我逃过这一劫吧。班会的那天，班里气氛凝重，我低垂着头，像是在为自己灵魂的遗体默哀。偶尔抬头看看大家，几乎多一半的战友也都像我一样低垂着头。其实他们每次开班会都差不多是这个表现，当然他们中间有的是不愿意当着大家说话，有的则是不知道怎么说或者说些什么，他们必须等待，必须等有人率先对我的处理亮明态度之后，再视情况考虑跟风。
班务会开始的时候，宿舍里静的可怕，我几乎可以听到周围战友们呼吸的声音，我甚至可以听到身边旁听班务会的连长那块手表的滴答声。当天由于讨论的事情特别严重，连长也破例参加了我们的班务会。稍微沉默了一会，班长率先打破寂静，起身做了个班会的主题发言。
我们班长叫孙学军，是位来自江西南昌的老兵。这人脾气有点倔。关于这位班长我的记忆早已模糊了，但只记得这位班长脚臭的出奇。虽然他每天晚上洗脚烫脚，但那味道还是让大伙受不了。记得那时班长一个人住在班里的小被服仓库，开班务会的时候一般都去那里，每次大家必须忍受那种难闻的味道。幸好这次班会是在我们班的大宿舍里，空气还算比较清新，否则，紧张的心情和那种难闻的味道混合之后估计会让我立刻窒息。
“大家说说吧，今天连长也在。马建平和赵伟打架的事情特别严重，营里需要我们班里拿出处理意见”。他说话的时候双眼盯着班里的二个人。这二人可以说是除班长以外，在我们班最能呼风唤雨之人，一个是我们的副班长，此人群众威信高，也深得领导赏识。当时副班长和我的私交很好，我们平日里几乎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属于兄弟加战友的情谊；另一位是我们的团小组长（这位战友好多年前因脑瘤去世了），高干家庭，为人清高，凡人不理。他在我们这个大部分都是农村兵的班里显得多少有点鹤立鸡群。虽然于和我当兵前都来自同一个工厂，但他始终对我冷冷的，彼此没有过多少交心的深谈。
班长牵头发言后，大家沉默许久，依然没人接茬发表意见，我抬起头，用余光扫了一下副班长。我知道关键时刻他必定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救火”的铁杆，对他我信心满满，几乎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我心里暗暗盘算着，如果他领头打响保我的第一枪，班里那些等着跟风的战友肯定会随风倒过来。可他为什么还沉默着呢？ 真把我急死了！
终于，副班长在我心急火燎的那一刻站起身来，只见他慢慢抬起头，神情坚定地看了我一眼，终于带头发言了！我心里的感激之情一涌而出，眼睛立刻湿润了。
“大家都知道，我和马建平关系最好，”他一字一句的说着，态度让人听起来严肃里透着真诚。“照理，我不应该同意给他处分”，没料到此时他话锋一转，接下来的话，居然让我大跌眼镜！“但是，关系越好，我越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为了他，也为了咱们全体新兵都能吸取教训，我建议这次还是给他记个处分!”
这话像炸雷似的，一下子把我惊呆了！我感觉呼吸困难，眼前一阵发黑。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的世界末日。这回这一劫我算是逃不掉了。
就在我错愕之时，团小组长也起身开始表态了。若这位也和副班长的意见一致，甚至再朝这个方向给我加码，那就等于在我的棺木上着实地敲上了几颗钢钉，那样我就必死无疑了！我屏住呼吸，听着他下面的话，那感觉有点像个垂死的病人等着医生宣判的情景。 “大家也知道，马建平和我来自同一个工厂，”他慢条斯理地说着。“但我感觉他和我们一样毕竟都是新兵，虽然这件事情性质比较严重，但建议组织最好提出批评，不给处分。刚入伍就背上个处分，会影响他以后的发展。”瞬间，我几乎窒息的神情一下子又缓了过来。好个班务会，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乾坤大挪移，我整个人好像坐上了过山车！接下来，班里的其他战士纷纷表态，最后统计的结果，大多数都建议不给处分。
班会的最后，我做了极其认真诚恳的自我批评。最终我逃过了一劫，但也为我自己的莽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仅彻底错失了留在北京发展的机遇，也失去了分配到军直等大单位的机会。一个星期之后，我肩上背着背包，手里提着装有脸盆和掉了瓷的搪瓷缸子的网兜，踏上了北京到山西灵丘的列车。自此我离开了北空通信团训练营，和另一名战友一起分配到了驻防在山西雁北地区的空军五零师灵丘场站，成了通信营一连的一名报务员。
让我特别沮丧的还不止这些，在我离开训练营三天之后，妈妈趁着来北京开会的机会，特意坐长途汽车来部队看我，妈妈长途奔波来看儿子，可我却刚刚离开去了山西。妈妈扑了空，没见到儿子，心里难受，当着接待她的连长大哭了一场。 为了平复自己的心情，她把带给我的那些好吃的东西都留在了斋堂的军营里。因为我在信里经常跟她提起我和副班长的友谊。妈妈知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感觉虽然没有看到儿子，但可以把给儿子的礼物留给儿子最好的朋友, 心里多少得到了些许安慰！
年轻气盛的我，当时曾经发誓以后和这位曾经的好友割袍断义，自此不再联系。只知道后来他留在北京，入党提干，一路平顺。后来转业和我同在天津，但彼此一直没有机会见面。说来也怪，回地方后，和好多战友都曾经见过面，吃过饭，聊过天。但始终无缘再见这位我曾经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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