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最后的时间，我同另外十一名新兵被分配到指挥连，由指挥连自己组织训练信号标图员的专业，由于部队是刚刚调到锡林浩特不久，还没有没有营房，整个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技术处四大机关都住在锡盟党校里面，地方政府对子弟兵非常支持关心。我们12名新兵集中在党校东边的一所小学里，借用人家的教室作为课堂来训练。负责管我们的有三个人，排长刘德良，陕西渭南人，1965年兵；班长张名堂，山西闻喜人，1968年兵；班长何玉义，安徽嘉山人，1968年兵。张名堂是报务员，何玉义是信号标图员，我们先练习收报，后学标图，12名新兵都是来自河北灵寿县的和湖南新化县的，那时每天上午都有一个小时的雷打不动的“天天读”，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毛选”的一些有针对性的文章，比如“老三篇”等等，当时正在批判“单纯的军事观点”，所以对学习“红宝书”抓得非常紧，哪怕是在班务会上发言，都要首先背诵或者朗读一段毛主席的话，也叫做“最高指示”，指挥连是个大家庭，战友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当时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在乎战友之间的情感，可是分别以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人也就开始怀起旧来，非常怀念过去在部队的那段生活，怀念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虽然我在指挥连只呆了三年就到政治处电影组去了，可是，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家，忘不了那些经常在我心中点点滴滴的往事。
二米饭
那时候部队的生活很苦，有百分之四十的是粗粮，粗粮就是小米、高粱米、苞米茬子，细粮就是大米和白面，有时候吃上一顿富强粉饺子就算非常奢侈的了，我们连队一个安徽老兵和一个北京老兵打赌吃饺子，北京老兵吃了100个还没事，安徽老兵吃了90几个就不行了，后来在锡林郭勒盟军分区医院动的手术，差点丢了命，这件事情，让团长尚修武是大会小会的讲，指挥连吃饺子一举成名。我从小在四川长大，特别希望每周能够多吃上两顿大米饭，可是这个愿望在当时是比较难以达到的，记得我说部队还没有四川的犯人吃得好，四川的犯人每天还有一顿大米饭呢，谁知道这句话一出来就闯祸了，大家说我的思想有问题，而且这是立场问题，革命战士怎么能够说部队的生活还不如犯人好呢，班务会上，我“老老实实”地斗私批修，深刻的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给自己头上违心的扣上了几顶“大帽子”才算勉强过了关。
一年四季都是土豆和园白菜，夏天可以吃上些豆角，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蔬菜了，还有就是牛羊肉，本来这些都是好东西，可炊事班手艺确实不行，加上又没有什么调料，弄出来的菜真是不敢恭维，确实是不好吃，而且你还不能说不好吃，否则炊事员会跟你急，那时只要是一停电炊事班保证会误饭，到了这时候可就热闹了，老兵新兵一个劲的敲碗，炊事班长就会出来骂大街，还说谁叫你们停电的！好像是这电是大家伙管着的，误了饭反而成了大家伙的错了，哈哈，真有意思。
那时候，要是吃大米饭，全连180斤大米不够吃，如果是吃小米饭，煮30斤小米都吃不了，因为那种小米不知道在仓库里面存放了多少年了，基本上都变质了，非常难吃。尽管是这样，却从来没有听见有人叫过一声苦，我最难忘的饭就是“二米饭”了，就是用小米和大米合煮的饭，由于都是从战备仓库拿出来的粮食，很陈旧，实在难以下咽，还有老咸菜黑里吧唧的，除了死咸死咸的，什么味道都没有，真是一进饭堂就开始发愁。特别是冬天，从菜窑里弄出来的菜都是结了冰的，一下水就烂了，根本就没法吃，冬天吃饭筷子会越吃越粗，都冻了，直到现在，我还改不了吃饭快的习惯。当时营区内堆积着大量从草原上打猎回来的黄羊，炊事班都是在地上用斧头把黄羊砍开的，大的大，小的小，反正能下锅就行，因为都冻成冰了，洗也没法洗，做又不会做，常常吃到肉里面就是沙子，所以战士们总结了一条吃饭的经验，就是在吃饭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不能碰到一起就得吞下去，这样就感觉不到饭菜里面的沙子了，那时候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为革命学会吃羊肉”，在内蒙，如果不吃羊肉就没法生存啊！我们指挥连的炊事班有十好几个人，大家都叫他炊事排，因为是人比较多的缘故，人少了忙不过来，指挥连的人太多，当时虽苦，但从来没有人叫过苦，而且大家的精神都非常饱满，那种生活也最令人难忘留恋，想起来总是那么令人觉得其乐无穷。
火墙
当时在内蒙每年穿单衣的季节不足两个月，象红格尔连，四方山连，126连，身体不好的战士一年四季都是棉衣不下身的，每年八月下旬就是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了，记得1973年我回了趟家，还是8月份，四川热的不得了，返回部队时，已经是冰天雪地了，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气候变化太大，冬天也远远没有那么冷了。
那时入冬的第一件事就是各班打火墙，即用红砖砌个大火炉，再沿火炉将烟道延长，再接上烟筒引出室外，整个工程都是各班战友们自行设计施工完成的，好像在那个年代战友们里面能工巧匠有的是，好像从来就没有可以难倒我们的困难，尽管我们都很年轻。战友们在上面充分任意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火墙上有小橱柜可烤偷回来的馒头片，有供全班享用的热水池，有烘干衣服的地方·····反正是只要是你想到的就能实现。火墙一烧起来班里面非常暖和，室外是零下三四十度，室内却是零上三四十度，靠火墙远的地方，那是老兵的专利，新兵们只能在距火墙最近的地方睡觉，就象生活在“火焰山”上一样，热的你真是受不了，战友们只要是一回到班里就都是只穿衬衣，那个火墙真是比现在的空调舒服多了。
那时每个人的武器都是白天统一放在抢架上，值班时又带到指挥室的枪架上，睡觉时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枪放在床铺上与自己同睡，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验枪，由各班长负责，然后才是整理内务，从起床，验枪到整理内务都不会去上厕所的，因时间不够用，那时候，武器弹药都在班里，前沿连队的阵地上，成千上万的弹药都在一块块汽车篷布下面盖着，可从来也没有出过一点问题，假如现在也是这样的话，那领导们的压力就大了去了。
标想定
雷达兵都知道“想定”这个术语，就是通过人的想象和假设，在标图版上标出飞机的航线，如，３１、２７０、３１５、０３２１就是批次３１批，方位２７０度，距离３１５公里，时间是凌晨三时二十一分。那时，在想定上我机都是从０１批次开始排起的，而敌机都是从３１批次开始的，我机航线是红色的，敌机航线是黑色的。大家训练用的标图版和标图尺都是战友们自己动手制作的，有的工艺还非常漂亮，局外人还以为是卖的呢，说实在的，现在想起来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还真是些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呢。我那时每分钟可以完成１２批次１２点的成绩，有的战士还可以标得更多些，尽管那个年代已经不把军事训练放在首位了，但是我们雷达兵却不同，因为我们有句行话叫做“平时是打仗，打仗是平时”，你不练兵怎么能够应付作战值班呢？还有抗干扰训练，那时候很少遇到信号３的，一般要是信号２就不错了，用的都是７５１２电子管收信机，就像一个大箱子，足有几十公斤重，因为它有七个旋钮、五个波段、十二个电子管，所以叫做７５１２收信机。每天早上７时改日频，晚上７时改夜频，信号不行就改备频，有时候调机会弄的满头冒汗，因为除去电流声几乎就捕捉不到自己需要的呼叫信号了，９·１３事件之前,在指挥室交接班都要互相背诵“最高指示”，交接班日志上先要写最高指示，然后才是批次情况信号和所用的频率，现在想起来觉得真是有点好笑。
那100个情报谜语，前几个我记得是：敌机，我机，友机，大型机，小型机，属性不明，可疑目标，固定目标，气象目标，目标发现，目标消失，积极干扰，消极干扰，气象干扰。。。
战友们看见“7512收信机”是不是很亲热啊
大家庭
我们指挥连是个大家庭，连部的房子是由战士们自己动手修建的，可见那时的战友们有多能干，当时有个６６年的四川广元兵，叫张克宝，是个班长，在家学过木匠，他发挥的作用最大。当时常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准备打仗，同志们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劲，干什么都争先恐后的，生怕落在别人的后面。我们的连长姓王，是个山东人，大家在背后都叫他王连举，指导员是天津人，名叫姚旺，他们两个都是60年的兵，有个副指导员叫范连雨，河北保定人，他好像是一直没有小孩，人很风趣，一贯是抽火车头的香烟，战士们都喜欢他。我在一排二班，排长马石柱是浙江人，后来当了副连长，班长李新光是北京人，副班长李正田是山东人，全班１２个战友来自北京、山东、河北、河南、上海、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真是五湖四海皆兄弟啊。全连四个排，加上有线班、炊事班、发报台近200人，那时一日三餐都是蹲在地上吃的饭，根本没见过什么桌椅板凳，一阵风刮过之后，碗里就是一层沙子，用筷子拨开又接着吃，病号饭和夜餐都是面条，只是病号饭有时会有两个鸡蛋，好象也没啥味，那时候连酱油辣椒味精和醋都没有，可当时我们能够吃上这个也就不错了。最让人高兴的活动就是看电影了，那时一看电影就得打背包，在操场上都是坐在背包上看的，零下几十度也不怕冷，只是在换片子的时候，就会突然响起一阵地动山摇的跺脚声，那是战友们为了让已经被冻僵的双脚恢复一下知觉而做出的有效运动。连队在元旦春节前会有一场晚会，都是战友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南腔北调，土得掉渣，洋相百出，非常好看，笑声常常一浪高过一浪，一个个的节目让大家笑得肚子疼，那会你会忘掉人间的一切忧愁烦恼，留在心里的，除了开心，还是开心，除了快乐，还是快乐，战友们都会觉得晚会的时间太短，都不情愿离开那个会场。
部队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是难忘的，同时又是幸福的，成为了一个兵的经历让我终生受益！
我和我的班长李新光，
后面是指挥连自己动手盖的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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