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去找他信仰和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导师马克思先生去了，那是1995年的初冬时节，天气特别地寒冷，也许是父亲一生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善待他人，两袖清风的缘故感动了上天，自他走后的一连几天里，边城伴随而来的都是寒风刺骨，阴雨连绵的天气，以至于我心急如焚地从曼谷抵达昆明之后，因为天气不好所乘航班多次延误后才姗姗飞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满含泪眼的我见到了躺在鲜花丛中慈祥父亲的最后一面，此时的父亲睡容比较安祥，睡姿仍旧像军人般那样刚毅，任凭我惊天哭地的呼喊也唤不醒熟睡中的父亲了，父亲就是这样离我无言匆匆而去的，享年73岁。
在我童年脑海记忆中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在解放军战士持枪看管下从事“劳动改造”和接受过数百次无产阶级革命群众“批斗教育”的走资派，但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世界上最好最可爱的人。当时的我只有5岁左右，但已是一个小大人了，那时我母亲忙于养家去做临时工，哥哥姐姐要上学读书，大家都是早出晚归的，家中实在是没有人顾得上天真烂漫的我。而我呢，每天都要往返近10公里的路程，从城里的家徒步赤脚前往4公里以外的农场山坡和菜地旁，躲藏在远处静静地观望父亲挥动锄头垦荒、或者推车拉肥时汗流浃背的劳动身影，直到饥饿难忍时，幼小的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正在远处干活的父亲，沿原路返回城里的家。好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初的公路上见不到几辆汽车，这样，走在路边的我就多了几分安全感，每天的这种探望活动，就成了我在父亲隔离审查劳动改造时期主要玩耍的内容之一，当时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可以天天看到自己的父亲，我怕失去父亲。
父亲出生在革命老区太行山东部的河北省沙河市樊下曹乡塔子屿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比较贫穷，青少年时期的他就独闯关东到了东北抚顺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煤矿做苦役。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中国矿产资源的掠夺，在环境极其恶劣危险的矿井下，父亲从事挖煤的苦活；在辛劳和饥寒中父亲患上了肺病，但他不畏困难，历经艰辛，最终逃出了日本侵略者的魔爪，随东北三省逃浪入关的难民大潮返回了自己离开多年虽贫穷但很温暖的家乡，回到了爹娘的怀抱里，亲身感受到了家乡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变化，同时也看到了共产党给全民族所带来的希望之光，父亲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武装革命活动。
解放战争打响后，陈赓大将领导的八路军太岳兵团（后来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越出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据地渡过黄河，后编入刘邓大军挥师南下，直捣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南京总统府，父亲随之南征北战，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南昌、广州、南宁的数百次战斗，进军大西南一直追击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于桂、黔、滇，最后率领部队翻山越岭打到了中缅边境的云南边陲小城，直至云南全境解放。当时他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13军第39师的一名指挥员了，后来因边防工作需要，父亲从野战军调到了军分区工作。由于父亲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善战，战功显著，在授勋时他被授予了“共和国二级独立和解放勋章”，成为边城众多战友中享有此项殊荣的三人之一。1966年在父亲即将脱下军装到地方工作的前夕，我有幸同哥哥姐姐一样出生在了野战部队的第62医院里。
父亲下地方工作没多久就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夜之间就由革命战士变成了边城赫赫有名的走资派。刚开始时是不分白天黑夜的进行大小会批判和揪斗，因为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斗理不过他；据父亲后来对我说：每当他们叫他交代“走资派”的罪行时，他就给他们讲部队南下渡黄河过长江一路作战他都是靠自己的双脚和马背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云南的，所以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走‘字’派”，弄得批斗会变成了讲述革命战斗的故事会。这一招对父亲显然不灵，紧接着他们就采用隔离审查的方式对他进行“革命”了，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述的童年记事时起我所看到和知道的那一幕幕情景中的父亲了。
自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大沙漠后，我们家从城里搬到了远郊的地区“五·七”干校（现在的地委党校），能与父亲住在一起朝夕相处了，我很高兴，因为我再也不用走远路去探望父亲了，父亲当时处于半解放半改造的状况，担任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但时间不长，全国各地掀起了反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浪潮，父亲被再次打倒成了人民的罪人，成了当地死不改悔的大走资派，我也成了学校里的黑帮狗仔子，经常听到老师在说要划清界线，也经常被半学半农的同学们取笑。好在春雷一声巨响，英明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使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父亲伴随着春天里的阳光彻底获得了解放。
1977年初，父亲被落实政策，官复原职，我们家也随后由“五·七”干校搬回了城里，我也从乡下的迈买河小学转到城里的东风小学读4年级了，我的家人也各自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母亲落实政策分配了工作，哥哥姐姐也先后由下乡知识青年被招工返回了城里工作。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拨乱反正、发展经济的工作中去，在认真落实“文革”中当地受迫害干部问题的同时，他以一个共产党人宽宏大量的胸怀，容纳了十年内乱中曾经诬陷、迫害、打击过自己的造反派同志和革命群众，使哪些同志很受感动地说：老段是天底下最好的领导，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有愧疚于他啊。记得还是那年的秋天，父亲到北京开会，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饭后，在工人体育场里，父亲与自己的老首长邓小平共同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会议结束时，父亲还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合影留念；要知道，那一次观看足球比赛和接见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彻底复出后在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活动；直到现在，那张合影照片还挂在我家客厅的墙壁上，但照片中的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父亲在他的同辈中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住的一直是公房，床和桌椅板凳等家具全都是从公家领来用的，家里的私有财产除了锅碗瓢盆和两个装衣物用的箱子外别无所有。记得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三哥参加工作不久，有一次发工资后就擅自做主让人做了一套沙发搬运回家摆放到了客厅，大家都显得很高兴；这时候父亲下班回来进了家门，看到客厅新摆放的沙发后满脸的不愉快，顷刻就向我们大发雷霆，同时把这套沙发扔到了门外的过道上，就这样父亲还不能解气，当晚又把全家人召集起来并亲自讲授什么是不忘本，什么是艰苦朴素，什么是随时做好战争准备保家卫国等等(当时正在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让我们又接受了一场革命传统教育。随后我们把这套沙发收拾了堆放在屋沿下的柴垛上，任凭风吹雨打，这一放就是三年；为此事，三哥与父亲还发生了一段时期的冷战局面。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那几年年轻人流行穿喇叭裤、高根鞋、留长发、花衬衣等，还喜欢听唱邓丽君的流行歌曲。而我们家的男同胞，全是青一色的小平头，素色的宽裤宽衣，再加平底布鞋，按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一个字“酷”；这在当时就显得与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或者说落伍的感觉。但我庆幸拥有了这个“酷”字，它是父亲常年以身作则严加管教的结果，这对于根红苗正的我今后的成长和步入社会工作，无论是思考问题、明辨是非，还是为人处事、遵纪守法等都是获益匪浅的；父亲就是这样年复一年一点一滴地教会我们在各自的工作生活中不断学会做人做事。
1984年10月，我当兵来到了空六军,离开了疼爱我的父亲，从此步入了社会。父亲随后也向省委写了离休报告，之后退居二线担任顾问，但父亲对我的关爱一直伴随着我。1994年我被派遣到国外工作前夕，在家里父亲又对我进行了很长时间的革命教育，这是父亲生前对我的最后一次长谈，这次面对面的谈话就成了我和父亲的永别。在父亲节，虽然我已为人父，但我想念父亲。在此，祝父亲天堂健康快乐并保佑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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