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项目的进展显现了对我个人非常不利的局面，但这毕竟是自己两年多以来一手创办，一手扶持起来的项目。那种感觉也许像自己生养的孩子吧，虽然走歪了路，虽然有了错，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该疼照样疼，该爱还是爱。我没有太过理会那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仍然带领我的团队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软件开发的闹剧之后，再没有过任何关于美国软件的噪音。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我们最终还是选用了最初决定的美国硅谷的SIS报警软件。调试和组网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当时由于泛美公司的强势介入，我原先在这个项目的话语权和根据地在公安局的高压之下被迫逐渐收缩。设备的采购权被强行剥夺了，原先谈好的DSC产品的优惠价格也不得不转移给了工程的外包方-泛美科技。
泛美的王老板为了吃下工程安装这块肥肉，祭出了一个完全编造出来蒙蔽相关领导的谎言，他们拍着胸脯对利津承诺，所有的用户设备一经安装之后，一概由泛美公司负责终身免费维修。根据我当初对这个项目的测算，维修服务应该属于未来经营的一部分，因为电子产品经过三至五年的运行，总会有一定比例的故障率。如果在项目运行之初就承诺终身免费维修，势必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给工程安装队带来巨大的亏空。依据基本的逻辑和经营规则，这种缺乏理性分析，拍脑门定下来的承诺完全是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坍塌是迟早的事情。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用脚都能想明白的简单判断，居然被李处长作为“有魄力”的决策，在大会小会上被大肆吹捧！
既然有这么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公司支撑着未来遍布全市的客户网络的维修和维护，那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就这样泛美的王老板用这个“终身免费维修”作为敲门砖，最终独揽了利津公司的全部安装工程。实际上，由于王老板原本也在公安工作过多年，对这些公安的官员思维定式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利益最大化，责任最小化。而承诺未来维修终身免费，正好帮助利津的领导规避了未来客户投诉和设备质量等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有了替罪的羊，狼终于可以放心地享受美味的羊肉了。
事实上这个当初承诺终身免费维修的泛美公司在取得了工程承包大权之后，压根就从来没有兑现过当初的这种“豪言壮语”，不但损坏的零配件被加上了高额的利润转嫁给了最终用户，甚至连上门检查故障也要向客户收取不菲的上门费。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泛美通过权钱和政商关系的运作彻底搞定了利津的现任和后任领导，自此不再有人过问过当初所谓终身免费服务的承诺。而泛美也从后续近二十年的工程安装和有偿维修服务中获取了超额商业利润，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99年底，在我们的夜以继日的努力下，覆盖全市的联网报警监控网络终于调试完成了！最终的网络布局采用了集中接警，分散处境的模式。网络中心机房设有功能强大的服务器，客户端的报警数据经由市话线路报送到中心机房，报警接收机监测到报警信号后，立即从客户数据库中筛选出用户端的全部信息，然后经由路由器和联通公司的帧中继网络将信息输送到属地分局的110指挥中心。用户端的其他设备故障信息则会分流，显示在中心机房的设备维护工作站上。一切都完美呈现了当初我们组网前的预想，这个重大目标的实现给我受伤的心灵涂上了安慰的药剂。
随之而来，天津市公安局也开始了全局大规模的用户推广工作。当时局里几乎动员了全局几万名干警投入此项工作。看着入网的用户越来越多，自己心里也很激动，二年多来的辛苦和付出终于迎来了曙光。虽然中间横插一个凭借官商关系和权钱交易获取暴利的“劫道者”，曾经让我愤怒至极，但看着这个当初自己经历那么多艰辛和筹谋最终做成的项目开始开花结果，自己还是充满了喜悦。
随着全局大小会议上下动员，各分局都分配了必须确保完成的入网指标，入网用户一批批源源不断的接入系统。一张覆盖市内六区和4个郊区的远程自动报警网在全局干警的努力推动下逐渐走向了繁荣。可以自豪地说天津自动报警网络是当时国内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采用中心控制模式和远程数据传输进行安防监控的智能化网络系统。几年之后业务迅速到达巅峰状态，这个网络最为红火的时候，用入网用户竟然达到了14300用户，这在当时，无论是用户入网规模还是网络的技术含量都达到了全国同行业之最，这个网络也在当时全国的公安技防系统挂上了头牌。
随着用户一批又一批的增加，大量的安装费和服务费也陆续到账，按我们当时收费的标准和数据库用户数量的统计，大致可以估算出总体的营业收入接近二个亿。这在上个世纪末应该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然而，作为公司的投资人和股东，我不仅没有拿到理想的投资回报，甚至连做为股东的知情权和决策权都完全被剥夺了。
公司正常运作后，利津更换了新领导，新来的领导更加强势，没有人给你送财务报表，没有召开任何董事会议，没有人告诉你资金的流向，一切都淹没在了云雾之中。当商业的狡诈和权利的贪婪混合后，雾霾就会漫天而起，此时的我成了雾里看花之人。
这种渐进的失控并不断地被边缘化的过程让我曾经非常痛苦。当时我的家人都远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多伦多，而我自己孤身一人在天津打拼。我的领地最终收缩到了报警中心的机房，之后的业务模式基本形成了三足之势，公安负责公司的市场推广和财务，我负责技术和网络中心运行，泛美拿走了安装、维修和收费。
这个公司由于公安的专权最终没有按照预定的公司法运行，董事会和股东成了摆设，财务和营业收入也成了黑幕。原本是公司一体运作的业务，如今却成了一个项目合作的模式，泛美成了公安局之外的最大获利者，设备采购有利润，维修维护有利润，原先承诺的终身免费维修成了永远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入户收费也有客观的佣金收入。这还不算，每年泛美这个根本没有在利津有任何投资的公司，居然堂而皇之地还能拿到大大超过我这个二股东的“分红”！事实上我每年最终从利津公司取得的所谓回报，基本上都补贴了在网络中心值班的技术人员的工资。这个最终取得丰厚回报的投资项目，作为股东和发起人最终成了他人的“嫁衣裳”！
残酷的现实和最终的结局曾经让我非常痛苦。那时我一个人住在河西区一栋早年开发的涉外公寓二十四层的一个单位里，不解和困惑让我严重失眠，每天要靠吃一片安定才能睡几个小时。严重的睡眠不足让我白天一整天都晕沉沉的，早上醒来，枕头上有数不过来的脱发。原本十分喜爱烹饪的我那时几乎不怎么进厨房。项目的现状和现实的残酷让我对生活变得冷淡。失去了以往对生活的追求和热情，我几乎不愿意开火做饭，整个人变得浑浑噩噩。
为了应付饥饿，维持最基本热量需求，我记得当时曾经“发明”了一个简单的食谱。一个大锅，炝锅后放入肉末，白米煮粥，差不多快熟的时候放入切好的大白菜，煮成一大锅类似糨糊的菜粥，然后分小碗在冰箱里冷冻，冻成一个个的小冰坨子，吃的时候取出一小碗，微波炉打几分钟就是一顿饭。说实在的，当初每天吃的那些东西，基本和喂猪的猪食几乎无异。
痛苦的时候，人喜欢钻牛角尖，想得很多，似乎很多次都有走不出来的感觉。夜深人静之时，自己常常反复自问：“怎么会这样？我这是在干什么？好好的一个项目做到今天为什么落到如此地步？这样不顾一切抛家舍业的日子有意义么？回去吧，感觉灰溜溜的，怎么面对家人和朋友呢？”偶尔，脑子里闪动过轻生的念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将一切解不开的扣和得不到答案的困惑彻底摆脱。但这个念头刚刚在脑海中闪现，很快就被我自己的理智封杀了。
这种心理挣扎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就在自己近乎不能自拔的时刻，我生活的环境里发生了一件让我震动的事情彻底惊醒了我。也因为这个突发事件让我从这个几乎挣脱不掉的迷茫和困惑中解脱了出来。彻底恢复了理性和正常的思维。
事情是这样的，1999年2月14日，正值情人节的那一天清晨，我居住的河西区紫金花园这栋公寓楼发生了一件震动天津乃至全国的突发事件。一位早年曾经在90年代和刘欢、韦唯、杭天琪等歌星一起演唱《亚运之光》一举成名的年轻歌星谢津从23层坠楼身亡，结束了年仅27岁的花样年华。当然对谢津的故去，人们有着不同的故事版本，但最为可信的原因应该归咎她过分内敛，遇挫折不能自省，情绪低沉，无法解脱所致。
我就住她楼上，这事情对我震动很大，也侧面惊醒了我！感觉自己再不能这样生活了，我需要面对眼前的现实，尽快调整改变自己。于是，我决定把公司技术方面的工作完全委托给孙总，我们商定好每周通一次越洋电话，由孙锴向我汇报一下公司的状况。决定之后，我迅速收拾好行囊，踏上了回家的飞机，回到了久别的多伦多，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事实上这个项目最终得益于细致的前期策划，踏实的技术准备，良好的网络布局，特别是市公安局的大力推广，曾经一度做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网络报警平台。虽然后面的发展非常不尽人意，但此时作为项目的发起人，我的心态已归于平静。
虽然最终没有找到当时公安局李宝金局长向我承诺的“让我数钱数到手软”的感觉，但却真正体验了一个项目从发起，调研、准备、推广，最终完成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我的许多艰辛和苦痛，当然也有不少智慧、喜悦和成功。无论艰辛与痛苦或者是失败与成功，面对历史，这些都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也是最终会被历史记住的，则是自己曾经的努力和付出。
回来后环境变了，脑子里渐渐地忘掉了那些曾经的不悦。每天早餐后我通常散步到离家很近的那家Tim Horton's的咖啡厅，要一杯浓香的咖啡，外加一个沾满加拿大枫叶糖浆的甜甜圈，边吃边喝边翻阅着当天的英文报纸。下午去图书馆坐上两三个小时，然后回家做饭。我又开始煮饭烧菜了，再也不吃那种冰冻的“猪食”了，心情开始好了起来，曾经的伤痛也慢慢随风。
至于利津公司这边的工作，我还是经常和孙锴通过越洋电话沟通。知道泛美公司通过关系强行介入项目后通过垄断利津的设备采购、工程安装、代理收费等项目获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几乎左右了利津的所有业务。而我的几名技术人员最后彻底收缩到了中心机房，认真担负着每天的值机，忠实地守护着属于我的最后一块阵地。
加拿大住的时间久了，我感觉总是这样游手好闲也不是回事儿，即便是疗伤的病人，你也有康复出院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吧。于是我决定认真踏实地找份工作，好好享受加拿大朝九晚五的平凡日子。从那之后，我每天吃罢早餐便认真开始在报纸和网上搜寻工作信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投递的简历有了些着落，我陆续开始接到一些雇主打来的面试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