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地方的正常秩序，为了维护地方上的安定团结，使抓革命促生产活动能正常进行，党中央向全军发出了“三支二军”的号召：＂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我们连队曾经先后有连长李湘荣参加江西洪都机械厂的支左工作，历时3年多。后来指导员王兴和又参加天津市面上国棉三厂的支左工作，并终于在天津国棉厂解决了他的个人问题，找到爱人成了家，那时，他已是40多岁的大龄青年了，并且转业也去了天津国棉厂。
我于1968年9月换防到河北故城时，由于地方上两派斗争十分对立剧烈，在国庆节前，就随通讯三连副连长周杨群（为故城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当时故城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是由驻军的军代表当担。会同故城县委解放后的刘副书记，还有二位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后待分配工作的二位女青年，来到了当时故城两派斗争最剧烈的坊庄公社驻点。负责西北片区6个公社的安定团结工作。我刚到驻点公社时，两派群众曾经在我们去的头天晚上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武斗，双方都有人被打的头破血流，也算是给了我们军队支左人员的一个见面礼。我们五人小组是以军队干部周杨群为组长，地方刘副书记为副组长组成的，开头是住在公社，吃在食堂，白天去公社、生产大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关于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消除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使他们的认识统一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晚上回到公社住宿。同时凡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们也马上要召开社员群众大会，宣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的历史背景、伟大意义，对当前工作结合提出新的要求。而这些宣讲的材料都是由我本人根据报纸上精神给合个人的心得体会，向群众宣讲。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害怕，生产队社员一集中，就要解放军代表讲话，而大部分时间我与地方干部人员在一组，周副连长他又在另外一组。我们与农村干部、社员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在当时过得十分艰苦，不象连队可以吃大锅饭，而是定量供应，有时下乡去生产大队吃派饭，农村社员吃稀不吃干，仅放一、二个窝窝头在饭桌上，你也不能大口拿来自己先吃，要知道那是他们一家人一天的口粮。农村卫生条件也很差，缺水少吃，有时一块很脏的毛巾将吃过的碗像抹布一样抹一下，就拿来给你装小米粥吃，要不是肚内空空，饥饿难忍，确实是吃不进去这种卫生条件这么差的状况。但就这种情况，也是当地老百姓拿最好的伙食招待我们了，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位李大爷家吃饭，农村很讲究男尊女卑，李大爷坐在坑头上陪我吃饭，他的爱人在炉子上给我们做饭，而他初中毕业的女儿，叫李明玉的却站在边上给我们装饭，我再三请他们与我们一起吃，他（她们）就是死活不肯，等我们吃完后，他们才吃。所以时至今日，我仍然忘不了是河北老乡的窝窝头、小米粥养育了我，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是在那里学会了盘脚坐坑吃饭与老百姓边吃边拉家常，做群众思想工作说心交心的习惯。记得有一次我下乡回到公社驻地，周杨群副连长不知从那里弄来了一小块块毛驴肉，是熟的冻驴肉，那真是让我终身难忘的一次，也是世上最香最好吃的一次美餐。以至如今想到他，还会有流口水的感觉。
北方的冬天，滴水成冰，从9月份到69年4月份，我都是故城地方上度过，从时间看也是正是北方从深秋到严冬再到春天的半年多时间。对于我这个从南方长大的新兵来讲，除了跟着周杨群副连长学习做好群众工作，宣传好毛泽东思想，做两派的安定团结和维稳工作外我还要学会适应这北国冰天雪地，万里严寒和适应北方生活、生存的关。那些后发给我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部旧的自行车，我真的象“敌后武工队”的战士们那样，下农村、进大队、访农家、回公社，甚至有时一个月让我们回部队去洗一次热水澡，都全凭着那破旧的自行车。虽然北方地势平坦但从驻地骑车回部队，也有50多公里的路程，往往回到部队洗热水澡，待回到公社驻地，又是满头臭汗，想再冲热水澡都已没有机会。而北方的冬天，有时鹅毛大雪将整个路面都封销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你只能凭着感觉向着一个方向，骑着那除了铃挡不响，其它什么都会响的自行车，以至于有时会迷失方向,多走了不少冤枉路。更要命的是到了晚上，由于公社都实行定量供应煤炭，晚上的炉子，都是上半夜炉火通红，下半夜往往是掩旗息鼓，还好除了部队发的被子外，还有件军大衣盖在上面，帮我度过了第一次北方的严冬。那时自己也正当青春年少，火气旺盛，也养成了到如今我已近70岁，仍然有夏不怕晒着，冬不怕严寒的好身体。我记得当是除了正面宣传毛主席关于团结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外，我们还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宣传毛泽东思想，有个河北流行的＂小放牛”,群众将他改成男女对唱形式，女问：”天上的星星数着那颗亮，什么人的著作好比红太阳，什么人学了有方向呀，战天斗地哟就有力量。”男答:“天上的星星数着北斗亮，毛主席的著作好比红太阳，革命人学了有方向，战天斗地就有力量。”由于部队坚持正面宣传，正面教育再加上解放军的威望，故城县的两派矛盾在群众的自我教育中很快就烟消云散，出现了团结统一的大好局面。
1969年3月珍珠岛事件以后，部队进入繁忙的战备值班准备阶段，接着党中央召开“九大”会议，地方上形势也比较稳定，两派对立情绪逐渐消除。连队又有老兵退役了，69年初我被任命为通讯二连外线班副班长，5月份的时候我也结束了半年多的“三支、二军”工作回到了连队，开始转向真正自己熟悉的通信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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