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年代的故事
黄新原
年龄最大的“50后”，到10岁左右时，也就是到了1958年以后，便遭遇到“平生”第一次不幸，当然这不幸不仅是他们的，而且是整个中国的，整个民族的。不幸是什么？孩子们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挨饿。一连两三年挨饿。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及其成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还有外国的学者已经分析得很到位了：“左”的路线，粮食歉收，苏联逼债，诸多因素。当然最主要的是“左”的路线，这没有人有疑议；近年有文章甚至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当时决策者的“心理动因”，并坚决否认“自然灾害”是导致挨饿的主要原因。诸如此类，各有各的道理。
但孩子们当时记得的，只是挨饿的滋味。
50年代出生的人中，有不少人总抱怨：我们这一代人真倒霉，身体正处在发育期，赶上挨饿；正在学知识的年龄，赶上“文革”；改革开放正需要人才时，自己是文盲；等到市场经济来临了，却被迫下岗。有什么办法，这就是历史，后面是不是还要再加上一句套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抱怨归抱怨，吃苦是不少，但生活也给了这代人不少的东西，最重要的赐予，就是——坚强。
我想起了那个年代，我把从“发小”和同龄朋友、战友中聊来的故事写下来，让人们再重温一遍那苦涩的滋味。原谅我在这繁荣的年代给战友们添堵。我们不是报怨历史，而是尊重历史，记住并汲取历史教训。从而更珍惜今天中国所走的这条虽不尽平坦却非常宽广的历史之路。
—— 说来应该惭愧，我们记得的所谓“挨饿”，都是城市中的“挨饿”，和农村中的重灾区相比，比起那些身处最惨烈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龄孩子，和让饥饿夺去了生命的同龄孩子，城市孩子的“待遇”真的是很“优厚”的，想想似乎都没资格谈那个“饿”字。
酱油稀饭
“你记得那时候你最爱吃的是什么？”我问朋友福建。“酱油稀饭，”他毫不犹豫地说。
福建感叹：“简直再也没有比酱油稀饭更香的东西了。”他说，直到现在，他还爱喝这种稀饭，尤其一到生病时，非喝不可。而且只要是头疼脑热，一喝准好。
那大概是最困难的时期了。大人们开始浮肿，学校已经没有体育课。他家所在的那个部队学校里，已经把大操场“开荒”种上了粮食和菜，只要有空地，就种上东西。那操场上种的东西，晚上有战士站岗。听说有位学员是个团长，可能是实在饿得不行了，晚上去摘了个茄子，站在那儿生啃。战士过来说：这菜不准随便摘。那学员当然知道不能随便摘，打哈哈说：“小鬼，别嚷，我赔。”战士说：“那也不行，你得跟我去见我们排长。”那时的团职干部至少都是老八路的资格，让这位“不开眼”的战士弄急了，他大声喊：“吃一个茄子也要见你们排长，你们排长是不是要给我来个处分啊！”结果，他还真的为一个茄子背了个处分。
所以父母们一再嘱咐孩子们，这是学校种的东西，是大家的，没事不准靠近。但饿的折磨，连大人都扛不住，更别说孩子了。那些茄子和玉米的诱惑，比前几年小学食堂里红烧丸子的诱惑强烈得多。于是就有了“集体行动”。以福建为首，几个孩子精心谋划，声东击西，半夜引开战士，几个孩子开始摘茄子、掰玉米。当他们把两口袋“战利品”扛着刚要撤退时，情况突变：一群战士呼喊着奔来，像逮兔子一样从不同方向“围剿”。这时如果他们放下战利品乖乖投降也不至于惹那么大的祸，但他们从小学英雄，岂能当“俘虏”，他们在这片不大的操场上拼命来回奔逃，结果当他们全部被俘时，回头一看，那块地，就像今天电视里播的野猪祸害庄稼一样，被踩压得一片狼藉。事情闹大了。
当第二天凌晨，这帮孩子的家长被这块地的“所有者”——校务部分管伙食的副部长“请”去认领孩子时，这位当年的老红军眼睛里直冒火，大声嚷：“你们怎么管的孩子？食堂这点补贴都泡汤了，你们怎么负责？”孩子当然不能像大人一样受处分，家长们还是把自己的“孽障”都领回了家。别人家是怎么处置的不清楚，福建被捆成一团，丢在床上，大人就去上班了，中午父亲没回家，扛着锄头和战士们一起在操场上扶秧培土，挽救损失。
被捆的福建，头天“忙”了半夜，又被在抓捕中一惊一吓，接着又饿了一整天，他回忆，已经近乎昏迷了。等他妈妈下班回来一看，孩子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再一摸脑门，正发着高烧。不用说，和气昏了头的爸爸大吵一顿。说来可怜，家里竟没有什么吃的，好东西就只有不到二两大米，连一点儿菜都没有。正是这次，妈妈煮了点儿粥，粥里放了点儿酱油。这种如“山珍海味”般的食物，让福建记了几十年，再也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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