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我27年前的今天在天津时发的一个短篇小说。今天偶然翻了出来，发在网上，供战友们欣赏。）
（小说） 五号床头灯
范建
今晚，贺蕾值夜班。她静静地躺在换班室的床榻上，死劲地闭上眼，竭力想让自己早些进入梦乡。“愚敏”，多么诡谲撩逗的名字。他在电影《小路分手》一举成名后，她就悄悄地跟踪上了他。
“瞧，演员趣闻，《但愿‘小路’觅知音——和电影演员愚敏谈择友》。”
不知谁嚷了一句，“披肩发”、“羊角辫”、“盘菊花”便聚拢成一丛黑花朵。
姜红黎摇动着“羊角辫”念出了声：“他至今没有朋友，原因是没有遇到他所喜爱的知音。‘你一定打算在同行中寻觅你的知音吧？’他憨憨一笑：‘我觉得，如果找演员，或许就象《小路分手》那样，据我个人情况，我更喜欢找一个护士，她们的工作平凡而崇高；她们的心地善良而细致，当然，我也有私心，我的身体不好……。’”
“哎，贺蕾，给他写个信吧！”
“别没皮没臊。”贺蕾害羞了，大家却哈哈大笑。
这也难怪，谁叫她挑到二十九还没挑成，谁叫她是司令的女儿，谁叫她是全院公认的美人儿呢？爱情不是配对儿，她理应挑选她意中的电影演员。玩笑有时也能变成事实，她决定马上就写。
“怎么，这么早接班？”姜红黎有气无力地吸着一管针药：“刚才又来了个病号，腹痛待查，捂着肚子嚷个不停，打了一针‘杜冷丁’都没用，怪可怜的。哎，这人也叫愚敏，和咱上次报上说的电影演员一字不差，就是单位不同。”贺蕾心里一紧，耳朵嗡嗡爬着飞虫，她下意识地望望值班日志，立刻又恢复了平静。
“我来！”贺蕾透着异样的友好。
姜红黎走后，她急忙翻开值班日志，“愚敏，男，31岁，52团施工连战士……她的神经松弛下来，伏在护士台的桌上遐想：她喜欢什么样的字眼呢？噢，朴实、和气、友爱。她在慎重地思考这封信将会产生的效果。”
“呜——呜——”侧墙上的五号床头灯在闪鸣。她瞟了那灯一眼，嘴角不禁抖动了一下，继续在纸上小心安放着那美好淳朴的字眼。床头灯仍在闪鸣，她生气了。这些个兵，困在山坳坳里见不着女人，就琢磨着泡病号，你想黏糊，谁看得上你？也不照照镜子。是不是姜红黎的恻隐之情使他开了心？
“你怎么回事儿？老拉灯，别人还工作不？”声音虽小可透着威严。
“护士同志，我实在疼的受不住，你不是讲一会儿再打一针吗？”
“你懂吗？‘吗啡’打多了要成瘾，就象你拉床头灯成了习惯要出问题的。”她得意地回到护士台，又拿起笔。
“愚敏同志，我们是白衣天使……”
她忽然觉得‘天使’过于浪漫，他是不喜欢浮艳的。她把它改成了“战士”。
“正因为这，患者在痛苦和绝望中才能喜欢我们。我们在这里默默地给予，辛勤地付出，这是我们的光荣使命，正因为这，才使我们与患者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呜——呜——”五号床头灯又一次闪鸣。
她准备好杜冷丁，迅捷地狠一跺针，是跺进去的。生理盐水在他的肌纤维内立时溶解。他额上沁着汗粒，感激地强忍着发出一个勉强的笑：
“谢——谢，我明天……”
“噢，来陪你了就又谢又笑的，你们哪，思想病，明天，明天继续泡吧，哼！”
她气鼓鼓地又一次回到护士台。“思想病”，她差点没说出“相思病”。“白日凄凉枉耽病，今夜把相思再整。”她是见过害这种病的人。难得见到女的，怪可怜的，有时她也动动恻隐之心。可也有耍贫嘴，厚脸皮的，对待这种人，她已有十二年的经验了。
“愚敏同志，尽管医院里有象五号床头灯这样的人，我们依旧想方设法帮助他。……”
护士台前一片宁静，她满意了，笑纹在信纸上荡漾。她下意识地抬头看看五号床头灯，噢，他知趣了，它再也不亮了。情绪一好，她在第六页信纸的具名后重重地点了个黑点。那么圆，那么黑，就象熄灭了的五号床头灯。她仿佛看到她心中的愚敏有朝一日在病榻上用雪莱的诗对她说：
“来吧，请高兴地坐在我身侧
也许，你见我带着悲苦的神色，
我还是远远比你欢畅”
鸿雁悄悄飞走，愿你早点捎来喜讯。
早晨交班前，姜红黎跑来对她说：“小贺，‘五床’怎么走了呢？”
“怎么可能呢？他那德行样儿，黏黏糊糊就是来泡病号的嘛！”
“哎呦，你还蒙在鼓里呀，他就是《小路分手》愚敏啊！”
“你怎么知道？”贺蕾惊愕了，果真如此巧合，理想中的情侣竟会送到她的面前？
“他是在施工连赶拍一部片子突然犯了病的。刚才电影厂来了一辆车，我见他跟一位导演推推搡搡，也上前劝说，他执意要走。”
愚敏。《小路分手》。信。机会失却了，分手却不在小路。
她怔怔地看着五号床头灯，那灯不再亮了，是她熄灭了幸福之光，眼前剩下的是一片懊悔的惆怅。
“姑娘呵，
高贵的额上，
戴着不幸之冠的姑娘。”
那首她曾没有想完的雪莱诗，此时却响在了她的耳旁。
原载《天津日报。文艺副刊》1985年9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