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忆旧
——我们这代人的童年
黄新原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每逢这天，全社会都在关注儿童，这让我也想起我们这代人的童年。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提起幼儿园，都认为那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当年有个歌，歌词有“好阿姨，阿姨好，阿姨像妈妈……”那时阿姨确实像妈妈，记忆里阿姨比妈妈好象还亲。那时父亲不在北京，弟弟在幼儿园，妈妈是医生，每周只接他一次，而且很晚。周六晚上，所有的小朋友都走了，只有他一个人抱着阿姨给他准备的小包（包里是两件衣服和几块糖），等在幼儿园门口，阿姨不走，陪着他，妈妈每次都是路灯亮了才来。如果遇上妈妈值班，他就只好被阿姨带回家，在阿姨家，他觉得比跟妈妈在一起还高兴，总是有很多好吃的。而且那当“临时妈妈”的阿姨并不是固定的一个，是轮换值班，赶上谁是谁，但谁都像妈妈
一位朋友，家住北京白塔寺，从3岁到5岁都在幼儿园度过，那是一个大四合院，当时托儿费分几种：有每月二块五的：中午不在幼儿园吃饭。这种孩子的家长多在附近工作，中午下班接孩子吃饭，然后再送回来；有三块五的：中午幼儿园管饭；还有五块的：这种是既管午饭，晚上还管送。每天晚上，幼儿园门口停着两辆带篷子的三轮车，一辆往阜成门方向送，一辆往沟沿儿方向送，每辆车上坐4个孩子。幼儿园里一共十几个孩子，中午阿姨熬点稀饭，蒸点包子；平时就在院子里玩，没有什么玩具，也不教识字，因为阿姨也不识字。
50年代后期，在大跃进的热浪中，农村也办起了幼儿园。战友传富描述当时安徽农村的幼儿园：土炕上的孩子们喝着黑绿色的稀菜汤，一个瞎老太太坐在屋门口，一条腿抵着门框，谁也不让出去；战友孔熙回忆他家乡福建农村当时的幼儿园：生产队的幼儿园就设在他家隔壁的院子里，也是老太太看着孩子，这种看孩子的老太太是可以挣工分的
应该说，50年代，不仅在农村，就是在大城市，孩子们的生活都是低水平的。就是在北京，孩子们能经常吃到零食的人家也不多，有的杂货店，会把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切成两半卖，孩子拿着家长给的一分钱，买上半块糖，外加两个枣或一个沙果，这就已经足以引起小伙伴的羡慕了
孩子的零食也不像今天那么多，基本以农副产品为主，比如当令蔬菜：夏天的西红柿，秋天的萝卜，冬天的红薯都是孩子们的零食。嘴馋的孩子什么都吃，很会自己解决问题，山上的酸枣，地里的玉米杆都吃得很过瘾，树上的槐花、榆钱，能一把一把撸下来往嘴里送。偶尔生病了，妈妈给买个苹果，或买一“牙儿”西瓜，那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春游家长给带上5分钱。如果带个圆面包，那是很“洋气”的事，大多数孩子都是带着糖三角、豆包和糖饼。奶奶如果带你去公园，2分钱门票加3分钱1根冰棍，就会把你打发得像过节，一连高兴好多天。像北京孩子当时记忆中的1角6分一斤的动物饼干、2分钱一碗的酸梅汤、2分钱一个的米花团，比今天孩子们吃的巧克力、喝的可口可乐要好吃好喝得多。
后来我们上学了，文具和今天比，当然也是低水平的。小学生如果有一个在商店买的帆布小书包，就算是“上上等”了。很多孩子都用家做的书包，尤其女孩子，就是一块花布砸成一个布兜，上面钉两个布襻，就当书包了。因为布的缺乏，有的书包是小碎布连裰而成。文具盒通常是铁皮的，很多孩子是用哥哥姐姐的旧铅笔盒，不少是坑坑洼洼，上面的图案也斑斑驳驳。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孩子，到60年代前期上小学，已经有了塑料铅笔盒，黄的绿的，透明漂亮。铅笔盒里通常有一把削铅笔的折刀，或者竖刀，竖刀要比折刀便宜，但很锋利很危险，容易削到手。到后来有了塑料转笔刀，是很大的进步，确保了孩子的安全。50年代，孩子们用的铅笔大都是一两分钱一根，谁如果有一根中华铅笔，那也是足以骄傲的事情。铅笔之外，必有一至两个铝皮笔帽，它的功能一是护住削尖的铅笔头不让它折断，还有一个作用，是把削得很短，手捏不住的小铅笔头套在笔帽上，就可以接着用。
除了文具，玩具也记忆很清楚，有木杆上缠着蓝白布条的红缨枪，涂着银漆，带着纸质刀壳的木刀。孙悟空、猪八戒的鬼脸，也是纸做的。在记忆中我曾拥有两件“现代化”玩具：一只带花纹的小陀螺，陀螺的轴实际是块磁铁，把它一转起来，底下放一个铁丝做的五角星，那五角星就会在磁铁轴的沾连下飞快地蹿来蹿去；一支黑色铁皮小手枪，里面可以装砸炮。我把它别在肚子前面，感觉很威风。小时有个抽屉，里面装着玩具，记得有一排子弹壳，一只鸭蛋形的铜质小墨盒，一大把橡皮筋，还有4个红颜色的羊拐，当时男孩儿女孩儿都玩拐，拐以羊拐为上品。
我们这代人的幼儿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