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第二转折点,,[学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逐渐长大，1969年我进入公社农业中学读书（后改为七年一贯制学校）：一方面，继续在星期天挖药材，筹措学费，另一方面利用学校放暑假和秋假之际，参加生产队劳动，补贴家用，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母肩挑千斤重，我想分担几百斤吧。那年的夏天，暑假期间公社接县里的指示，要培训一批“赤脚医生”生产队长，知道我学习成绩好，接受能力快的优点，送我进了公社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集中学习一个月后，为了不误农时，学习班白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晚上集中进行三个小时的强化培训，涉及学科，五花八门，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等等，这样的学习体制对于我来说是天赐良机，学校开学后，我白天依然在校读书，晚上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培训都能兼顾到。
“赤脚医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个既熟悉而又遥远的名词，从1968年首次见诸报端，到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这个称谓，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全国有几百万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具体实践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广大农村、农民提供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生存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是农民留的住的医生，“治疗靠银针，吃药山里寻”我们出诊背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痛，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和药棉、纱布了。
一九七0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初中毕业后，无学可上，当时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下，打破了旧的框框条条，乡村没有高中，但可直接上大学因此毕业后必须先回农村劳动锻炼，并在劳动人民的推荐下，上工农兵大学，由此我只能回到我们大队村卫生所，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一方面还继续在晚上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另一方面，白天在村卫生所进行着实践，进而我学会了，打针、输液、配药、治疗简单的头痛脑热的小病。认识了很多山中生长的中草药，一九七一年一月，我以培训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全公社首届赤脚医生培训班，成为专职赤脚医生，奔驰在田间地头，农家、炕头。一九七一年三月，公社推荐我这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和第一名的赤脚医生上山西医科大学，入学通知书发到手中，要求当年的五月一号到省城太原报到，但历史跟我又开了一个玩笑，由于分县，使我与“医生”这个职业，擦肩而过，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