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闲对百忙。

编辑本段陈毅元帅战斗过的地方

陈毅在宣城

　　陈毅元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5月初，率部队驻扎在宣城金宝圩的刁家湾，直至5月底才悄然离开刁家湾，经狸桥过南湖开往苏北。在南湖舟中，陈毅司令吟《由宣城泛湖东下》诗一首。诗曰：

　　《由宣城泛湖东下》

　　敬亭山下橹声柔，

　　雨洒江天似梦游。

　　李谢诗魂今在否？

　　湖光照破万年愁。”

陈毅在茅山

　　作为道教圣地，江苏省镇江市的茅山是一处修身养性的洞天福地。如果没有山脚下的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没有新四军纪念馆，几乎没有人会将静谧的茅山与那些惨烈悲壮的

　　战斗联系在一起。

　　自70多年前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开始，历史便选择了茅山，于是风景如画中，一抹红色越染越浓。

　　1938年夏，陈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奉命率新四军一、二支队挺进江苏茅山，动员、组织茅山地区的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在茅山创建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司令部设在茅山乾

　　元观。陈毅的办公室和住所就在乾元观内的宰相堂和松风阁内。

　　部队驻扎后，为防止消息泄漏，确保安全，陈毅认为，必须与司令部驻地乾元观的道士们搞好团结，力争做好他们的抗日动员工作，尤其要做好该观老道长惠心白的思想工作

　　。经向观内道士了解，陈毅得知惠老道长在道教仪范、斋醮、音乐等方面都颇有研究，同时还有一身好功夫，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道教信徒。平时，惠老道长严于律己，宽以

　　待人，对于缺衣少食的百姓从不吝啬，经常将观内的粮食和钱财拿出来给予资助。而对于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士绅、地痞流氓等恶势力，他态度凛然，从不屈膝低头。因

　　此，惠老道长在茅山地区威望高、声誉好。

　　了解到这些情况，陈毅决定从惠老道长着手，把乾元观的抗日力量争取过来。陈毅虽然工作很忙，但一有空就找惠老道长聊天、下棋，向他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全国抗日斗

　　争的形势。这些都深深地教育了惠老道长。同时，惠老道长亲眼看到新四军生活艰苦，纪律严明；又看到陈毅司令性格豪爽，平易近人，能文能武。这样，惠老道长的抗日救国热

　　情终于被激发了，他对陈毅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我们入道人也应出一臂之力。”打这以后，惠老道长就动员全观道士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道士们有的直接参加了

　　新四军，奔赴战场杀敌；有的为抗日武装部队探听情报，传递信息； 有的参加担架队，救护伤员；还有的四处奔波为新四军筹粮筹款等。

　　陈毅动员、组织、团结茂山的道士和民众配合新四军，沉重地打击了日寇，日寇对茅山抗日革命根据地恨之入骨。后来日寇得悉司令部驻地就在茅山乾元观，遂于1938年农历八月

　　十四这一天集中数百名日军，直扑乾元观，对茅山抗日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这天，当日寇扑进乾元观时，包括陈毅在内的根据地相关人员已安全转移。日寇威逼利诱，但

　　都无法从道士们口中获知陈毅等人的去向。日寇恼羞成怒，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乾元观守观的12名道士，其中包括与陈毅交往甚密的老道长惠心白。日寇还焚烧了乾元观内的宰相堂

　　、松风阁等100多间房子。至此，自秦代创建的茅山乾元观道院化为一片废墟。

　　随后，日寇对茅山的九霄万福宫、元符万宁宫、崇禧万寿宫和仁佑观、德佑观、玉晨观、白云观(加上乾元观，即茅山道教的“三宫五观” ) 也进行了大扫荡，残酷地杀害了

　　这些宫观守观的20多名无辜道士，焚毁了这些宫观的大部分建筑物，创建于秦汉时期的茅山“三宫五观”道场毁之殆尽，只剩下了一些残墙断垣。

　　1994年，经上级政府批准，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司令部——乾元观重建开放，为缅怀在抗日斗争中光荣牺牲的乾元观道士，道观里竖立了茅山乾元观道士抗日斗争纪念牌

　　，以示纪念。

陈毅在黄桥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指挥员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每当我想起战争年代的生活时，就会唤起我对陈毅司令员的深切怀念。一九三九年，我曾在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当保卫干事，有时跟随陈毅司令员出发，负责他的警卫安全工作，以后又长期在陈毅同志的指挥下参加战斗。我深切体会到，陈毅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英勇善战，卓著勋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四人帮”恶毒攻击陈毅同志“不会打仗，只会下棋”，竭力贬低陈毅同志，诋毁陈毅同志一生的功绩，只能暴露他们妄图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狼子野心。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陈毅同志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组织指挥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一九四○年九月在苏北的“黄桥之战”，就是突出的一例。

　　一九四0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为了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击退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东南局要“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陈毅同志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指示，率领部队渡江北上，进入苏北国民党统治区，着手进行扩大苏北根据地的工作。

　　当时，苏北驻着许多国民党部队，但他们不去抗击日本的侵略，专跟新四军搞反共磨擦。其中最主要的是韩德勤的反动部队，号称十万人马。而我们在黄桥一带只有五千余人。蒋介石、韩德勤对这支人民的军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妄图一个早上把我们吞掉。韩德勤调来他的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共三万多人，向我们挑衅，搞反共磨擦。陈毅同志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在敌后扩大人民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和独立自主的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决定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打退韩德勤的进攻，踢开这块绊脚石

　　。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何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实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我们从陈毅同志在组织指挥黄桥一仗的过程中，可以充分看出陈毅同志不愧为忠实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的我军杰出的指挥员。

　　首先，陈毅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的方针，在决战之前，先行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中间势力保持中立。泰州是国民党的地方杂牌部队李明扬、李长江控制的地盘。他们既怕新四军发展壮大，又与韩德勤有大鱼吃小鱼的矛盾。起初，韩德勤要“二李” 向我挺进纵队进攻。陈毅同志指示对“二李” 的斗争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 的方针。陈毅同志说：我们过江的目的不是取泰州，而是要东进；目标不是打“二李”，重点是消灭顽固势力韩德勤；并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严厉揭露他们不抗日、搞磨擦的罪恶行径。否则，我们将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严惩反共的顽固势力。由于“二李”慑于我军强大的攻势，再加上“二李”又不愿被韩德勤吞蚀，终于和我军讲和，同意保持中立。当后来黄桥战斗开始时，韩德勤自己从东面向新四军进攻，要“二李”从西边向新四军进攻。但“二李”却敷衍了事，使我们能集中主要兵力打击

　　韩德勤最反动的顽固势力。

　　其次，广泛动员群众，协助新四军共同作战。那时，我军不但人数少于敌人数倍，而且装备低劣，弹药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同志认为，要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必须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与新四军并肩战斗，才能根本改变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于是，陈毅同志指示就地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扩大兵员，收缴土匪武装，增加部队装备；还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会，成立民主抗日政府，以动员组织群众于新四军周围。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到处出现了踊跃参军的动人景象。当时群众欢唱：“吃菜要

　　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只短短的三个月，我们五千多人的部队，就发展到万余人。在战斗中，广大群众主动为新四军递情报、造消息，自动组织担架队，救护伤员，还为部队磨面烤饼，送到战士手里。我记得当时部队流传着一首歌谣：“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烧饼要用火来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在我们击溃敌人后，群众又把黄桥以北的大小桥梁全部拆毁，切断敌人的退路，使敌人全军覆灭。这充分体现了军民团结战斗的动人情景。陈毅同志在总结黄桥战斗胜利原因时说：“黄桥之战的胜利，不是我们新四军几千人的胜利，而是几十万军民共同战斗的胜利。这个功劳，不应该光记在新四军的身上，而应该记在几十万军民的身上。”

　　第三、陈毅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指示，对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胜利地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战斗开始之前，陈毅同志反复在各级指挥员中讲清楚黄桥之战的重要意义，指出：打退顽固势力的进攻，是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 中央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的重要条件。只有消灭了顽固势力，才能更好地建立敌后根据地，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长期的抗日中，牵制敌人，打击敌人，消耗敌人，并积蓄力量，壮大自己，然后转入反攻，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基础。为了把指挥员的决心变成广大干部战士的行动，陈毅同志还和其他同志一道，签发了《告全体指战员书》，进一步深刻阐明“黄桥之战”的重大意义，号召广大指战员英勇杀敌，决战决胜。在战前的一次连以上党员干部会上，陈毅同志激动地说：“我站在战斗的第一线，和大家生死在一起。这一仗打赢了，我们在苏北就有了立足之地，就可以打开局面；打输了，我们大家都到长江喝水去。因此，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顽固派的进攻，把面前的几万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掉，把韩德勤的反动势力从整个苏北撵出去，扩大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听了陈毅同志的动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士气陡然高涨。同志们摩拳擦掌，表示要坚决打好这一仗。许多部队还提出战斗口号：打退顽固派，扩大根据地，撵走韩德勤，东进打日本。

　　反击开始后，由于我军广大指战员战斗的目的明确，满怀必胜的信心，在陈毅、粟裕同志的指挥下，战士们不怕牺牲，勇敢杀敌。我军主力直扑韩德勤的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结果只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就打垮了敌人的进攻。随后，陈毅同志又命令部队乘胜追击，迅速扩大战果。由于群众早已把黄桥以北的大小桥梁拆毁，断绝了敌人退路，使得溃败的顽军无路可逃，只得纷纷跳河奔命，许多都淹死在河里，连八十九军的军长李世威也由于仓惶跳河而丧命。没来得及跳河的，便下跪求饶，当了俘虏。这一仗，消灭敌人三万

　　多，缴获武器弹药不计其数，解放了苏中地区大片土地，是在一九四○年自卫反击战中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仗，震惊了蒋介石。连国民党原江苏省省主席韩紫石也不得不翘起大拇指说：“陈毅先生不但是能说会写的文人，而且是有智有谋的武将。”黄桥一战，打开了整个苏北的局面。从此，我军在苏北有了立足之地，开辟了苏中根据地，与南下的八路军三个纵队在盐城胜利会师。至此，以皖北、苏北为中心的华中根据地已经形成，胜利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华中敌后长期抗战的基础。

　　“黄桥之战”的胜利，是对“四人帮” 无耻污蔑陈毅同志的一记响亮耳光。“四人帮”才是一伙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的专靠吸劳动人民血的吸血鬼。我们敬爱的陈毅同志光明磊落，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今天，在我们怀念陈毅同志的时候，更加憎恨“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行径，更加热爱华国锋同志，热烈欢呼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反党集团。我们一定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用战斗来保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江山，决心永远继承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陈毅在梅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后，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于1935年3月率部突围来到信丰县与大余县的边界——油山，并在赣粤边北山、梅山、油山之间的广阔山区，领导红军游击队，坚持了坚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8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当时，梅岭是重要的游击根据地。在无数革命群众的支持掩护下，陈毅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革命战歌。

　　【运筹帷幄在长岭】

　　雄伟的罗霄山脉经井冈山向南延伸，其末梢到达江西南部的赣粤湘边，仍一直顽强地向东南伸展。在江西大余县与广东南雄县的边界上，有一座梅岭，古时唤作大庾岭，地势险要，奇峰叠秀，逶迤数百里，是赣粤边界的一道天然屏障。梅岭有一隘口，叫梅关，关楼雄跨赣粤两省。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突围长征，留守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项英、陈毅领导下，英勇抗击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拥护主力红军转移，保卫红色苏维埃。

　　1935年3月，项英、陈毅率部突围来到赣粤边的油山。4月上旬，又从油山转移到大余县西南部的北山山区。大余县河洞乡长岭村就位于北山中。为统一干部思想，使部队彻底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方式，1935年4月中旬的一天，项英、陈毅在长岭村贫苦农民罗学文家的厅堂里，主持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史称“长岭会议”。陈毅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目前革命虽然遭受到了挫折，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我们只要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现在的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十个人的队伍，几十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个人的队伍，几百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和发展了，与北方的红军主力配合，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就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陈毅着重批评了盲动主义情绪，批评那些想把赣粤边搞成第二个中央苏区的思想。他说：“如果跟敌人硬拼，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目前我们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留一个战士，将来局面打开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去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些财富。革命的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我们要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陈毅还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精神，提出了迅速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作风的问题，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

　　会议一致通过了坚持游击战争的“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制定了长期作战的斗争策略；对部队进行了分兵游击的部署。长岭会议，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分局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和策略，实行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由苏区工作作风到游击区工作作风的转变，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

　　长岭会议以后，红军游击队将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与群众工作、军事工作与教育工作相结合，不断打击敌人，宣传政策，组织群众，坚持斗争。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游击区的大举“进剿”，坚守了油山游击区，扩大了北山游击区，巩固了信康赣游击区，还开辟了三南游击区、上崇游击区，胜利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使革命的红旗在赣、粤、湘边高高飘扬。然而，1935年5月31日，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却与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天津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我国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出卖给日本。这年秋，陈毅知道后，登上大庾岭，气愤激昂地赋诗一首《登大庾岭》：

　　大庾岭上暮天低，

　　欧亚风云望欲迷。

　　国贼卖尽一抔土，

　　弥天烽火举红旗。

　　【巧设妙计偷渡梅关】

　　长岭会议结束后，部队按计划实行分兵。项英、陈毅等指挥部负责人率贺敏学、游世雄游击大队100多人在河洞山区周旋。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驻大余县河洞乡棚洞村，指挥各地游击斗争。面对数十倍于已的敌人和红军的失利，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于1935年5月2日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只身投奔国民党粤军余汉谋，成为了可耻的叛徒。1935年10月，龚楚带着国民党给他配备的卫队30多人，伪装成游击队来到赣粤边的北山，企图捉拿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领导人。

　　龚楚到达北山后，在河洞的天井洞遇见了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在龚楚的威逼利诱下，何长林也跟着叛变了。龚楚、何长林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通知红军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北山龙须石参加会议。一些人员接到通知后陆续前来，谁知龚楚的卫队已将会场包围。会场上龚楚撕下伪装，说跟着共产党和红军没有出路，要大家跟他走，参会人员一听才知道龚、何已经叛变，于是愤起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除贺敏学和赖文泰等八九人冲出包围外，其余30多人壮烈牺牲。

　　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带领粤军向特委机关驻地帽子峰方坑进犯，途中遇见侦察班长吴少华，便欺骗说：“有重要工作要向项英、陈毅首长汇报，快带我们去。”机警的吴少华发觉龚的人员服装整齐，而且武器精良，大多是广东人，应该是国民党的伪装队伍。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后，吴少华在龚卫队的枪口下沉着应对，在到达特委机关驻地附近时不顾安危，抢先登山，并大声通知站岗哨兵鸣枪报警。龚楚和何长林不知游击队虚实，不敢冒然进攻，乱放一阵枪后只得仓皇撤走。项英、陈毅等特委机关领导人听到枪声，立即撤离，分散隐蔽，才幸免难。这就是“北山事件”。

　　后来，陈毅同志回忆起“北山事件”时，仍然说，“这次是很危险”，“那个警卫员（吴少华）要是叛变就没办法了”，“要是龚楚沉着点”，“也可以抓到我们”。但叛徒是贪生怕死的，而真正的革命者才是沉着冷静为了革命不顾个人安危的。

　　1935年10月，“北山事件”后，项英、陈毅料定敌人已经发现了特委机关驻地，一定会对北山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于是决定将赣粤边特委机关和领导干部转移并分散到梅山、油山等地。可是从北山到油山和梅山，途中必须经过敌人重兵把守的梅关。这段时间，北山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都层层布下岗哨，派兵严密封锁。在梅关公路线上，岗哨林立，一辆辆敌军军车往来于广东南雄和大余之间。如何通过梅关呢？

　　但是，陈毅想出了一个妙计偷渡梅关。项英、陈毅先将转移部队在离梅关几十里的山中隐蔽起来。几天过后，国民党军布置在大小路口的岗哨没有发现红军游击队，都麻痹懈怠了。这时，部队再趁月夜，上路行动。而到离梅关不远处时，部队又离开山路，走上大道，直奔梅关。果然，这时敌人只注意严密封锁山间小道，大路上反而放松了警戒。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顺利通过了敌人公路封锁线，越过梅关天险。部队在通过梅关后，攀藤附葛登上了离梅关不远处的仙人岭。站在仙人岭上，陈毅豁然开朗。放眼望去，北面是大

　　余城里的万家灯火，南面传来阵阵鸡鸣犬吠。天亮时分，陈毅安排大家就地躺憩。呼噜一觉醒来，陈毅惬意爽朗，风趣说道：“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哩，头枕江西，脚踩广东噢。”逗得众人大笑不止。随即，陈毅乘兴而作《偷渡梅关》：

　　敌垒穿空雁阵开，

　　连天衰草月迟来。

　　攀藤附葛君须记，

　　万载梅关著劫灰。

　　【梅山脱险迎曙光】

　　1935年10月，偷渡梅关成功后，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转来梅山，选择在斋坑搭棚居住。早在红军长征前夕，梅山地区就成了重要的游击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南雄游击队常在这一带活动。并且此地临近大余县城和赣粤交通大道，消息灵通，给养易筹。立脚后，即布置地下党组织，在大余城驿使门外梅峰桥边开了一爿“广启安”糖铺作掩护，设立了秘密联络站，由地下党员黄亚光当“店老板”。随后，又派陈海以“养路队员”身份住县城，对驻余国民党军进行兵运工作。

　　“西安事变”后，形势激剧变化，长期驻守梅山密林中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近三年的项英、陈毅，急切盼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也曾要陈海为这事想方设法。1937年5月1日，陈海循例来到特委驻地——梅山斋坑，向项英、陈毅汇报工作后，在回程路上碰到叛徒李品仙带着一队国民党军巡逻，当即把他抓住押至国民党四十六师驻大余城的一个团部。陈海这个软骨头，受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叛变投敌，竟与敌合谋，导演了一幕诱捕驻梅山游击队负责人“重要领导”的丑戏。5月2日，由陈海亲书：“中央从上海已派人来到大余，要在县城春花旅社会见驻梅山的游击队负责人。”让联络站交通员赶送到斋坑。

　　当陈毅收到陈海的来信时，大家感到十分高兴。陈毅决定亲自前往，便邀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做伴带路。5月2日中午时分，陈毅、黄赞龙来到城里，找上陈海住家。见他老婆在家门口洗衣服，便上前问道：“陈海先生在家吗？”她头也不抬地回答：“去了团部。”陈毅和黄赞龙把“团部”误听成了“糖铺”，两人遂即去到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广启安”糖铺。一见店门贴了国民党军的封条。正疑惑间，店旁一老人上前扯着陈毅、黄赞龙进屋，急切相告：“陈海叛变了，店铺昨夜抄了，黄亚光被抓了，你们赶快走！”陈毅、黄赞龙沉着地从后门走出，分道回山。

　　原来，陈海这个叛徒，邀功心切。没等到“重要领导”来县城，就自恃山路娴熟，亲带国民党一个营进山围捕。待在斋坑的同志，一心盼望与中央取上联系的“喜讯”，哪曾料到陈毅、黄赞龙尚未回山，驻地却被敌人包围，遭受突然袭击。放哨的警卫员曾忠山发觉敌人从后山进入驻地，当即开枪，打死一个迎面窜来的敌兵，大喊：“反动派来了！”随即滚下山坡，冲出重围。在棚子里的同志闻警，赶忙转移到旁边一座芦苇山中隐蔽。不幸的是担任交通员兼炊事工作的彭茶妹被敌人抓住。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她、拷打她，逼问：“你们的大头目藏在哪里？”她始终怒目而视，只字不吐，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搜不出人，便放火烧山。熊熊烈火呼啦啦眼看就要烧起来了。可天不绝人，突然间雷声大作，哗啦啦下起了大雨，一下子将大火浇了个灭。时至傍晚，又逢下雨，敌人无奈，便张势喊叫：“抓到一个土匪婆哟。”怏怏撤离梅山回县城。

　　陈毅从县城出来，穿着“士林布”长衫，戴着眼镜、礼帽，独自一人绕道回山。因路途不熟，也没想到敌人进山围捕，竞撞进了敌人包围圈里被发觉唬问：“你是干什么的？”陈毅机智地回答：“我原是帮你们带路的呀！”敌人督促说：“快天黑了，又下雨，回去了”。陈毅装着肚子不舒服，急需大便，钻进路旁的灌木丛中“大便”。待敌人走后，陈毅赶快回到斋坑驻地。一看，乱糟糟一片，知道出了大事。便向周围山场呼喊：“我是大老刘（陈毅的化名），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喊了几遍，却没人答应。他怕敌人很快又返回来，焦急地说：“难道都被敌人搞光了吗？我老刘的口音你们还听不出来？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这时，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听出首长的声音，钻出草丛，迎了上去，只见陈毅单独一人，身后周围并无他人，便招呼大家一起出来。随后，大家都从隐蔽的草莽丛中钻出来，紧紧握手拥抱，互道不幸遭遇，深感劫后重逢，也属不幸中之大幸，随即转移。从第二天起，敌人又增派三个营的兵力和一些地方反动武装，拉开大网，将整个梅山地区重重包围，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日夜“搜剿”。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人员昼伏草丛，夜间转移，在梅山范围内与敌人一连周旋了二十多天，不敢动烟火，也没有干粮，只能嚼野果野菜充饥。陈毅面对“日夜搜剿”、“伤病伏丛莽间”、“虑不得脱”，就在这九死一生之际，撕开衣襟，挥笔在衣服上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壮丽诗篇

　　《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然而，在革命群众的积极掩护下，陈毅和战友们一道，终于摆脱了最残酷的一次“围剿”。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国民党46师对游击区的进攻被迫停止，红军游击队

　　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