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

没有平复的震颤

 以我亲身经历，向我的读者讲述，让我牵着您的手一同回到三十六年前的今天，告诉当年的人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谨以此篇献给唐山抗震救灾三十六周年纪念日，并以此悼念在那场灾难中牺牲的战友们和遇难的二十四万兄弟姐妹们！

 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

唐山抗震救灾纪念碑

    唐山乃冀东一工业重镇，不幸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发生地震。震中东经118度11分，北纬39度38分，震级7.8级，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11公里。是时，人正酣睡，万簌俱静。突然，地光闪射，地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24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16万多人顿成伤残，7000多家庭断门绝烟。此难使京津披创，全国震惊，盖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

然唐山不失为华夏之灵土，民众无愧于幽燕之英杰，虽遭此灭顶之灾，终未渝回天之志。主震方止，余震频仍，幸存者即奋挣扎之力，移伤残之躯，匍匐互救，以沫相濡，谱成一章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先人后己、公而忘私之共产主义壮曲悲歌。

地震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急电全国火速救援。10万解放军星夜驰奔，首抵市区，舍生忘死，排险救人，清墟建房，功高盖世。5万名医护人员及干部民工运送物资，解民倒悬，救死扶伤，恩重如山。四面八方捐物捐款，数十万吨物资运达灾区，唐山人民安然度过缺粮缺水之绝境。与此同时，中央慰问团亲临视察，省市党政领导现场指挥，诸如外转伤员、消尸防疫、通水供电、发放救济等迅速展开，步步奏效。震后十天，铁路通车；未及一月，学校相继开学，工厂先后复产，商店次第开业；冬前，百余万间简易住房起于废墟，所有灾民无一冻馁；灾后，疾病减少，瘟疫未萌，堪称救灾史上之奇迹。

自1979年，唐山重建全面展开。国家拨款50多亿元，集设计施工队伍达10余万人，中央领导也多次亲临指导。经7年奋战，市区建成1200万平方米居民住宅，600万平方米厂房及公用设施。城后新城，高楼林立，通衢如织，翠荫夹道，春光融融。广大农村也瓦舍清新，五谷丰登，山海辟利，百业俱兴。今日唐山，如劫后再生之凤凰，奋翅于冀东之沃野。

抚今追昔，倏忽10年。此间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宣示着如斯真理：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人民解放军忠贞可靠，自主命运之人民不可折服。爰立此碑，以告慰震亡之亲人，旌表献身英烈，鼓舞当代人民，教育后世子孙。特制此文，镌以永志。

 唐山市人民政府

1986年7月28日

 开 篇 语---告诉读者的话

张建平保存的空六军震亡战友花名册      

亲爱的战友们、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您可曾阅读过《解放军报》记者钱刚同志所撰写的《唐山大地震》吗？那是钱刚同志跟随抗震救灾部队进入大地震后的唐山，亲自参加了这场特殊的战斗并采访了数百名大地震的目击者，经过十年的时间所完成的一部大型《报告文学》，他为时代和后人留下了一部震憾力极强的历史资料。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类历史上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在河北冀东的古老城市唐山发生了，作为唐山大地震的一名生还者，在那场人与自然的搏斗中，我亲眼目睹了多少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和惨不忍睹的情景，已经说不清和记不全了，只能说很多、很多。那一座座倒塌的建筑，那一个个在我眼前合上双眼的面孔，那一声声刺人心痛的惨叫声，经常让我彻夜难眠，不停地撞击着我这颗已经受过伤的心。我常常在梦中听到许多已经牺牲的战友喊着我的名字说：别忘了我们，用你的笔把我们的事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我们曾经存在过。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从悲伤中走出来，以个人亲身经历为主线，写完了这篇纪实文学《没有平复的震颤》，以向人们再现一下，那场惨绝人寰的自然灾害，带给唐山的灾难之重，并以此祭奠我那些长眠九泉下的战友们，告慰当年那些拼搏在生死线上的唐山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们！

在这篇文章中，我没有采用任何生动、华丽的词汇和刻意的语言追求，更没有绘声绘色的描述某个故事的情节，而是利图用人们生活中最普实的东西来反映出人们最本质的特征，全部以“人性”的情感为依据去表达我们人对生命、对生活、对未来所寄予的无限期望，反衬出“人”为万物之首，他在社会的一切活动中以自己的本能所体现出来的“良知与德行”是永存的。

通过这篇《没有平复的震颤》向世人展示：人类是伟大的，他将战胜任何灾难而永远不会倒下。唐山人民更伟大，他们是值得我们骄傲的燕赵子孙！

我还要告诉广大读者的是：人的“生”与“死”其实只是一步之“遥”，但只要我们活着就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也要珍惜别人的生命，珍惜万物的生命。尽可能地发挥我们每个人在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去拯救他人的和其它另类的生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曲解“人”这个字，这是每个人为建立世界大同与和谐社会应该起到的作用。但愿我们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传递着生命的永恒！

随着文章的展开，亲爱的读者朋友将与我一起回到三十六年前那个惨绝人寰的血腥世界中去，一幕幕的悲剧将展现在您的眼前，也请您做好精神准备。让我牵着您的手，一同走进那《没有平复的震颤》吧！

引  言--- 我青春时代的故乡唐山

唐山，是冀东平原上一座古老的城市。别的事我不知道，“抗日英雄节振国”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对我影响力极大，他把日本鬼子吓的魂飞胆魄，连声道：“节振国来飞檐走壁，游击队，游击队专打游击”。民族英雄的浩气长存，节振国的名字永远影响着后辈的成长。

唐山是我青春时代的故乡，从18岁至32岁，我在这里度过了14个春秋，这14年应该说是人生中最火红的青春年华时代。更让我难忘的是我经历了老唐山、灾难中的唐山、废墟上的唐山和重新崛起的唐山这几个时期的巨大变迁。我曾多少次从心底发出过轻轻的呼唤：啊！唐山......你是我青春的故乡。

1972年月12月，我从沈阳第129中学（前身是沈阳化工学校）毕业，与160多名沈阳籍新兵一起高唱“我参加了解放军，穿上了绿军装......”雄赳赳地跨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来到了驻唐山的北京空军某军军部，开始了我从学校到部队的第一部人生交响曲。比起我那些上山下乡的同学们，参军的我即幸运又光荣，因为全校400多名毕业生，只有12个同学当了兵，其他同学都下乡了。

129中学入伍的战友们在新兵连的合影留念

谁会料到，迄今为止四千多年来人类世界有记载的最惨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唐山大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的军旅生涯中。

震级为里氏7.8级，死亡242,769人（这是上个世纪的记载，本世纪的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伤亡人数已经超过21万人，但那是多个国家死亡人数的总合，这也是一次让人心痛的特大灾难）。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地震就发生在我的军旅生涯中，让我饱受了一次生与死考验、血与泪的洗礼。

我的战友王本祥（当时军部电影组放映员）到今天仍然清楚的记得，地震当晚二十点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夏青用非常沉重的语调向世人播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在我国的河北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地震给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震中位于北纬39.6度，东经118.2度，震级为里氏7.2级（后又经测定升为7.8级）。中央号召，灾区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农民及各界群众迅速团结起来，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三十年后王本祥还能一字不漏的将这段话背诵下来）。

唐山原来是一座古朴的老工业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开滦唐山矿那两个高高立于市区内的大井架。当时市内只有三、四条稍宽一些的马路，我所在的空军某军军部就位于唐山市新市区的繁华地带，东靠“唐山饭店”和“凤凰山公园”，西临“唐山百货大楼”，马路北面是军部指挥所大院，马路南面是我们通讯营的大院。我所在的连队就座落在现在的唐山市人民广场“唐山抗震纪念碑”下，这座广场就建在我们通讯营的大院上。我们连的楼外隔路南望的就是“开滦第二小学”，当年，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校园内每天早上升国旗时奏响的《国歌》声常常会传入我们的耳畔。

地震前二连的战友在开滦矿参观，其中有很多战友们熟悉的面孔

从73年开始到地震的两年多时间里，唐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开滦矿招待所为代表的一批高大建筑物拔地而起；几条马路也相继加宽；人们的着装也开始从“黑、兰、绿”老三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向多色彩转变；主副食供应明显好转，远远超过我们每月只供应三两油、半斤肉的沈阳。特别是以煤矿产业工人为主的唐山人更是为人宽厚、实在。一个旧貌换新颜的唐山正在悄悄地、默默地变化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平静。当大地震把唐山夷为平地，夺走24万人的生命后，老唐山那悲壮的身躯却永久地留在了我一生的记忆中，我才真正感到他是那样的繁华、美丽，他的人民是那样的可敬、可爱。

每年“七、二八”来临时，我们这些在唐山当过兵的沈阳籍老乡们（外地战友也是如此）都要以各种形式，来纪念这个让我们心碎却又难以忘怀的日子，大家都用各种方法表达自己对那些震亡者的哀思，人们有的将三盅酒洒向大地；有的面向唐山三鞠躬；也有的烧几张纸“寄”给离去的好友；还有更多的人在心中编织着小小的花蓝，把她敬献在思念中的战友“灵墓”前......唐山啊！你留下了与我们同车而去的沈阳籍23名战友的英灵，更留下了我们抗震救灾的悲壮之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二十九周年（2005年）的七、二八，原军部、炮二师、遵化机场的沈阳籍战友130多人，相聚“富丽华大酒店”，祭奠牺牲战友英灵，安排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酒店大厅正中悬挂着条幅，上联是：回首七六唐山地震劫波惨烈时，下联是：难忘七二八沈阳战友欣叙离别情，横幅为：战友情深谊重，携手风雨同行。

三十二周年京津沈三地战友在沈阳聚会

郭文章赋诗一首，《水龙吟，唐山地震二十九周年战友会抒怀》：

怀忆军旅故旧，追思罹难生前友。

脑际频映，燕唐荣景，凤凰山秀。

地贮黑金，玉瓷剔透，皮影剧久。

军与民相拥，两地和谐，增团结，迎中秋。

凌晨声光地抖，百年郡郭刹时休。但见军营，房坍垣颓，青楼残首。

阒无人语，尘沙奔走，迷眼封喉。

谢死神未勾延生廿九，祝战友寿！

我们驻唐部队在这场大地震中即是受灾者，也是救灾者。在这场人与自然博击的日日夜夜里，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我亲眼目睹了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很多战友那熟悉的面孔和牺牲前那一瞬间留给我的表情让我永生都不会忘记。这是怎样的情思？这是怎样的心痛？我又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达？我真的不会了，我只能做到的是把它记述下来，讲给我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留给后人们，这样才会以此来慰籍我青春的故乡---唐山！为此我将永远不会遗憾。

从震前两年开始---警觉渐渐淡忘

记得那是在1974年底或是在1975年初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曾经传达了国务院（1974）69号文件，记得这个文件的大概精神是：根据国家地震局的报告，京（北京）、津（天津）、唐（唐山）地区三年之内将有较大地震发生的可能......，驻军各部队、各级指战员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做好抗震救灾的各项准备工作。

由于我所在的无线通迅连，因其工作性质所决定，对这场抗震救灾的准备工作是在清楚不过了。当时，连队都把人员分成三个梯队，即：救护队、值班队、留守队。如果遇到地震后大家立即按所分梯队的计划行动，“行动预案”在每个士兵的心里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谁也没有预料到部队本身也会有伤亡，地震还将给我们造成一个相当数量的“震亡梯队”。

我们的连队长年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直接为军指挥所服务，是军首长的耳目。我当时是一名无线电报务员，电台网络里上有北空，下有师团，从75年初电台内增加了以“333、666、999”为代号的地震预报、地震报和地震解除警报，只可惜，直到大地震将唐山夷为平地时，我们所有报务员谁也未收发过这三样报文，好象在这之前大地从未发现过异常现象。

75年2月4日，辽南大地震发生后，唐山有些紧张了，防震工作从领导层进入了平民百姓的家庭，人们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地震的事，连队也进行了多次动员，顿时显得气氛很紧张，各种恐慌也随之而来，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就在一起谈论如何预防地震，怎样减少伤亡。有的战士把空酒瓶倒立在床下边，用它报警；有的宿舍调整了床位，展宽了通道，为了能更快的逃生；还有的战士在窗台上摆两个罐头瓶子，弄两条泥鳅鱼放进去，天天观察有无异常反映；报务员在值班的电台上加长了耳机线，以备地震时即不离开岗位又便于钻到桌子下面去。可是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劳而无获的，一样也没有用上。有时谁不注意将倒立的酒瓶碰倒了，大家也惊跳一下，时间一长就不在意了，有几次瓶子里的泥鳅真的反常了，在水里不停地翻着滚，有人说：不好，是不是要地震了。于是大家换班盯着，直到一场大雨下过之后，泥鳅老实了，人也老实了。原来泥鳅是在进行天气预报，一年多里，泥鳅折腾好几次，不是刮风就是下雨，渐渐地人们也就不在管它了。

75年上半年，唐山经常进行防震演习，警报一响，人们都有跑出楼房站到院子里，救火车也经常制造紧张空气，起初人们还挺紧张，时间一长就不以为然了，况且演习都在白天进行，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本没有预料到地震有可能在夜里发生。防震工作慢慢的松懈，人们的警觉在渐渐地淡忘。

国家政局不稳定也对防震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5年到76年，紧张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其它的事都要为其让道，还有谁去谈防震工作呢。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唐山和全为一样都有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好像是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根本就没人谈论防震了。

就在地震到来的前几天里，特别是7月27日这一天，当各种异常现象接踵而来时，人们却不曾想到两年前就有过地震预报，就这样，唐山和他的人民在“从容的等待着”....

 七月二十七日---异常的一天

说起“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很异常，好象人们是在后反劲儿。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是恶运到来的前奏，因此，在震后人们都叹息到：哎！太傻了，这么多反常现象发生了，怎么就没想到会地震呢？

当我叙述完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后，各位读者也许会从中得到一些益处，也许会给今后的防震工作带来一些经验和教训。

这是一个骄阳似火、热浪袭人的日子，许多人都会把它误认为是“三伏天”的自然现象，可在这闷热的空间里好象还夹杂着时隐时现的噪音，使人不时地感到心里有些发慌。

中午饭后，我与几名战友走出饭堂时，见有几个战士正在追打一只大老鼠，我们也赶过去一起追打，说也奇怪，老鼠只是顺着小道跑，就是不往洞里钻，最终它没有逃跑成功，被大家打死了。河南老兵韩文道（地震时他跑到楼道内被砸身亡的）说：“这是只怀孕的母老鼠，在农村都不出洞，看来城里的老鼠真傻，这么多人追就是不进洞”。大家听了一笑而过。

快过“八一建军节”了，司务长找几个战士用小车拉啤酒，没干多少活，大家就一个个大汗淋漓，脑袋发胀，浑身难受，都说：这天要把人热死啦！

下午，连队生产组的同志从唐山机场来电话说：不好啦！猪都热疯了，不在圈里呆，把圈门撞坏了跑的老远了。司务长又马上找了几块木板，带两个战士去帮着修猪圈去了。

这天晚上，我吃的很少，口干舌噪，就想喝水，一阵阵的又感觉心里很兴奋。到院子里一看，满院子的人都在进行体育活动，平时好象没这么多人，今天人太多了。兰球、排球、羽毛球，还有单、双杠，到处都是跳动、喊叫的人们，玩的真开心啊！我和营里的几名文艺骨干为赶排“八一节会演”的文艺节目，天一黑就在营部会议室进行排练，有两个舞蹈动作排了很长时间也不可心，因为我21点30要去值班就先走了，张秀华、李素华等几个人还在排练，谁也不会想到这将是很多人最后一个晚间活动了......

我的沈阳战友王本祥回忆说：当时他正在农场劳动，到晚上发现水田中的小鱼可能都被热急了，纷纷跳到岸上来。他们找了几个战友拿着脸盆去捡，二三寸的小鱼一会儿就捡了一盆，心里想可能是水温太高了，鱼只好跳出来了，谁也没往地震上想。

天已经很黑了，可是还很热，一动就是一身汗，我们12名报务员，一个个托着疲惫的身子，跟着领班员宋林根（上海人）走进了指挥所大楼。

因为天气热，报房内向蒸笼一样，前个班的同志把地上泼了很多水，门窗都开着，电扇不停地吹着，都是些热风，人都觉得透不过气来。无线电台里的信号非常差，噪音很大，收发一份短报都很困难，几次改换频率还是不行，索性就这样对付吧，全当是抗干扰训练了，这也是我们无线电报务员的基本功。半夜23点了天气还很热，马路边上老太太卖冰棍的叫卖声很大，宋林根台长把暖水瓶里的水倒出来，用凉水冲了冲，拿了一块钱，卖了几根冰棍，好吃了以后感觉好多了，这时已经进入后半夜了。

时间快到28日的凌晨1点了，突然从家属院里窜出几只猫，在指挥所的楼下嗷嗷地乱叫。有的战士说：这猫叫的太难听了，不像叫殃子，像小孩有病干嚎的动静。

我觉得猫叫的让人心烦，就打了一碗凉水泼下去，把猫吓跑了，可过了一会儿，几只猫又跑回来乱叫，我又把它们泼跑，这样反复了几次，终于熬到了凌晨1点钟，我们快下班了。

后半夜值班的同志都来了，一个个睡眼蒙胧，大家都说天气太热前半夜没睡着觉。交班后，我们离开指挥所，排着队向通讯营大院走去。此时马路上的人还是比平时多，温度也比平时高。走在马路上看到天空上雾气茫茫，还有些呛嗓子的气味儿，雾离地面10多米高，这样就形成了雾下面有一节空间是晴朗的。

通讯营院内有个战备时期挖的防空洞，这时洞口处还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电台台长杨王合（山西人，已经确定转业了，过几天就要回老家了）。另一个是昨天刚从西安空军通讯学院学习半年才归来的汽车技师苟田斌（河南省滑县人）。宋台长与二人打招呼说：你们哥俩还没睡觉哇？这半宿把半年的嗑都有唠完了吧？天都快亮啦！

杨台长说：天太热睡不着，正好洞口凉快和老苟说会儿话，半年没见面怪想的。

在饭堂门口，大家正好碰到有线连的唐排长，后面跟着他刚从火车站接来的未婚妻，说是未婚妻实际已经登记结婚了，只是没办婚礼，按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就这么叫，相遇后免不了老兵们都要逗他们几句。听说他们“八一节”举行婚礼，因为招待所来队家属多没房住，教导员王显世（吉林人）就把自己的宿舍先腾出来让他们筹办婚事住。

饭堂里炊事员李造兰（山西人）和帮厨的张朝安已经做好面条正等着大家呢，这一切都和往日一样非常自然。

夜餐后，大家都没有困意，我们几名报务员又与往常一样，跑步来到凤凰山公园（唐山市唯一的公园）门口，正准备进去（以前我们经常来这里玩，看门的老师傅都认识我们，边门从来不上锁，门口趴的狗都不咬当兵的，全把我们当自己家人看待），看门的老师傅也没睡觉，正坐在门口等我们呢，他忙拦住我们说：小伙子们，今个儿别进去了，这条大狗犯病了，热的叫了半宿，见人就咬。别伤着咱解放军哪！

公园门口还有几位老师傅在哪边聊天边活动着，也对我们说：快回去吧，别让狗咬了，天都快亮了。

我们告别了几位老师傅们，又跑回营院，玩了一会儿单、双杠，这时已经在凌晨三点左右了。大家真有些疲倦了，纷纷回到宿舍楼里洗漱。洗的快点的10多分钟就回宿舍躺下了，我最后进的洗漱间，待到回宿舍时已经大约在三点半左右了。

我们连住的是一座旧式二层小楼，大约有20年左右的楼龄了，这是一座导制楼房（具说导制的楼要比预制的楼抗震性能好一些），我们所有无线电报务员都住在二楼上，一楼是对空台、炊事班、连部等。我住的房间里有七个人，南边有两扇窗户，北边有两个门（其中一个堵上没用，实际就是两个通开的单间房）。我的铺位在室内最里边的东面角，躺下后脚底下是一扇窗户，头顶上是一张旧式的大桌子，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张大桌子救了我们好几个人的性命。桌子靠东墙而立，天津兵文建军平与隔桌头对头，在他的左侧依次是天津兵李德来和北京兵于根茂；我的右侧依次是山东新兵陈秀增和两个湖南兵孔德全、文先祥。

文建平烟瘾很大，睡觉前还在抽，我上床前提醒他别把蚊帐烧了，他说：不能。我就上床躺下了。经过这一天和多半宿的折腾，觉得身上很累，躺下后使劲伸了个懒腰，觉得舒服多了。我想：该好好的睡一觉了，明天中午再见吧。就这样，我迷迷糊糊地向自己的梦乡走去。

有谁能料到，倾刻之间一场震憾世界的灭顶之灾就要降临了...... 

 七月二十八日---目睹大地震

    就在这黎明静悄悄的时刻，就在人们的酣睡声中，唐山的大地深处，一颗地下“原子弹”已经点火，倒计时在飞快地读秒，此时的唐山真静啊！

天塌地陷惊魂魄    携手闯出鬼门关

灾难来之迅猛、突然，使人们没有丝毫的准备。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3点8秒，一场特大灾难突然降临唐山，人们后来把这天叫做“唐山蒙难日”。

接着我的前文所述，此时我刚上床不久，已经似睡非睡了，突然，就觉得天空中电光闪烁，紧接着听到的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描绘的巨大震憾声，由地下迅速传到地面，还未完全清醒过来，就听到北京战友于根茂大喊一声：地震啦---！这是他一生中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喊，虽然地震的声响特别巨大，但这声呼喊并未被完全淹没，室内的所有人几乎全都有听到了。

北京战友于根茂遗照    

随着于根茂的一声大叫，我才如梦方醒，猛地在铺板上来了一个右滚似翻身，一下子叭在了水泥地上。这时整个楼都在剧烈地上下抖动，室内的大乱声已经听不清了，但是绝对很乱。关键时刻，我脑子还算清醒，想跳窗户？不行，纱窗是从里向外关着的，如果一脚踹不开就坏了；钻铺板下面去？也不行，床板太薄吃不上劲，不是死就是伤。这时的楼房左右摇晃的很历害，还好像正在坍塌，猛然间我想起了头顶的旧桌子，说时迟，那时快，趁楼还未完全倒塌之前，我以右手掌为轴，全身迅速划了个180度的半径，趴在桌子的前沿处，还没往里钻，就觉得整个东墙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头顶压下来，同时整个二楼也在下塌（在我的感觉中，地震的前几秒钟是上下颠簸，马上又是左右摇晃，这样在结实的建筑也难逃被震倒的可能）。此时其它的动作都无能为力了，我干脆一下子将头使劲缩进去，用双手紧紧的抱住，双腿使劲往里收，整个身体形成了一个团，以尽量减少身体的受力面积，接着用力咬紧牙关，就这样等待着大自然将要给予我重重的一“击”。

只听得“轰隆---”一声闷响，整个楼房完全坍塌下来了，我只觉得脚底、后背和头发稍三个部位同时被子轻轻的擦了一下，但我身上的其它部位并未被子压着，我躺过了这一劫。原来是东山墙倒下来，推倒了我头顶的桌子，形成了以桌面为支撑点，两条腿在下面，两条腿在上面的翻倒状态，恰好我就被扣在了桌子里面，真幸运，我连一块皮都没碰着。倒塌的房里尘土飞扬，倾刻间向我们的七窃冲来，我紧紧闭着眼睛和嘴，用双手四处摸索着，说也奇怪，在楼房坍塌后的一瞬间，大地又一片寂静，只听到远处有火车拉着长笛声。                              

大约能过了五、六秒钟的时间，不知是谁，我肯定是一个被砸着的战友大喊一声“救命啊---！”紧接着，又听到大地从下面发出吓人的震动声，倒塌的楼房内马上传来一阵哭喊嚎叫声，一片大乱。此时，我只觉得耳朵里、鼻子里、嘴里全灌满了尘土，为了不让尘土再往里灌，我伸出手摸到我的床下，从脸盆上抓住毛巾，把它蒙在嘴和鼻子上，此时头昏昏沉沉的，什么也听不清楚了。

镇静，一定要镇静，我警告着自己。我虽然没受伤，但倦曲的身体无法伸展开只能趴在地上用手摸索着，上面是倒下来的东墙，与桌子形成斜面离我只有10几公分的高度，前后左右都是破碎的物体，横七竖八的，我不敢乱动，生怕碰着什么东西后会引来其它不测。一种恐惧感由然而生，完了，我们可能无法出去了，如果整个唐山都是这样就坏了，没有人来救我们，再发生余震的话，上面东西都往下压，我们就会被子活活压死，这一生就将在这儿交待了，只有22岁，岂不太可惜了吗？

哎！要说人活一生真不易，不一定遇上什么事。就拿我来说，8岁那年在姥姥家住（老家在盘锦田庄台），那有大辽河，小时候印象好宽哪。辽河的小河岔多的很，到了冬季都冻上冰了。一天我与爸爸到亲戚家去串门，走在冰面上，一不小心就掉到冰窟窿里了，多亏我反映快一点，一伸手人成了一个“十”字形，没掉下去，不然早就喂鱼虾了。

12岁那年，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当时挺淘气，一天放学后没有马上回家，跑到机电学院（现为沈阳工业大学）院内玩起了弦梯（这玩艺是体育迷们玩的，一般大人都不敢碰）。转10多圈时我还明白，后来就迷糊了，手一松从两米多高处摔下来了，一下子来个右胳膊折断，还好如果胳膊不支地命就搭上了。

一连串的往事在我脑海中闪过，我想起了爸爸、妈妈和很多亲人，就感到死神可能马上就要降临到我面前了。这时，余震在不停地摇晃着已经倒塌的楼房，好像这座楼的楼顶马上就会塌下来。不行，不能在这等死，我估计整个唐山都够呛，不会立刻有人来救我们，必须想办法自救。于是，我把蒙在脸上的毛巾拉下来，清了清嗓子开始点名了。7个人中加上我自己有6个人还活着，只有于根茂没回答（后来当战友们扒开楼顶时才看到，他是屋顶上的横梁砸死的，肯定是一瞬间就牺牲了，没有太多的痛苦），他牺牲了，他家中只有这一个男孩，父母都60多岁了。

这个时候被压在下面的人有的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嘟哝着：“可能是苏修扔原子弹了吧？把北京给炸完了，咱唐山离的太近了，也一块给稍上了。”（当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很紧张，边境地区经常发生磨擦，一有情况，我们军部就进入一等战备，所以大家一有事就想起苏修了）

“什么扔原子弹那，苏修这几天没什么动静啊！咱连这个楼起码也有四、五十年啦，弄不好到时候了，自己倒了。”

“竟瞎说，原子弹有冲击波，应该象风一样叫，哪向现在这动静啊鬼哭狼嚎的。”（唐山大地震释放的能量，其实要约等于四百个广岛原子弹总和的能量）。

我说“就是地震了，也该有个地震预报哇，咱们电台上的预报一次也没玩过，听说李四光发明了防震仪可好使了，离地震十多天前都能测出来，怎么没提前报一下呢？”

“广播电台上说，他老人家发明的地震仪是仿照张衡的地震仪搞的，还不太成功呢，可能没测出来，过几年就行了。”

“那是拿咱们做试验呢，胡诌八扯，李四光那是干啥的，测不出来才怪呢。哎呀，我满嘴是土，不和你说了，说不明白。”

“就你明白，从周总理他老人家去世之后，你说谁还管防地震的事，整天他妈批林批孔。李四光再一没了，更没人抓防震的事了。”

“别说没用的了，现在就看咱们大伙心齐不，心齐一定能自己钻出去，这时候谁也指不上了。”这话说的太对啦，我实际上是在边听边琢磨呢。

剩下的6个人中我的兵龄最长了，当过兵的人都懂得，在部队的各种行动中，无级别的人员中兵龄长的就是临时指挥员，这个时候也想不了太多的事儿了。于是我大声喊到：还有谁没被砸着哇？快报个名！

与我隔桌面趴着的李德来回答说：老魏，我没被砸着，可是咱们怎么办呀？

“咱们必须想办法自救，可能没有人能来救我们了，想办法到窗口去，找到窗口就好办了，肯定能钻出去，然后救大家”。

钻出去？谈何容易，倒塌的楼房内桌腿、床腿、暖气片和管纵横交错，横七竖八，满地碎玻璃，还有几个被压住的动不了的战友连喊带叫，谁都无法施展自己的身体，乱极了。

我与李德来、文先祥都没受伤，但是我们又被物体隔着不能互相支援，连喊带叫的谁也不知别人都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与我隔桌的文建平地震时本来还没睡着，地震时他还在吸烟，但他动作慢了一些，那时候还掀蚊帐用脚找鞋呢，你说气人不气人？这时候还要什么鞋呀（也可能他没反映出来是地震了）！结果倒塌的房屋将他压在了自己的床上，他自己坐在床板上正好压在他找鞋的那支脚上，怎么使劲也拔不出腿来，多亏头顶的旧桌子，要不然他就会被活活的压死。

在我右侧相隔半米远的陈秀增更惨了，在他还需不知道发生地震的时候，惯性就一下子把他从床上甩下来抛进我的床底下去了，他的头正好枕在我的脸盆上，我的床板塌下来正压在他的脸上，床板与地面形成了一个斜角，只有身子能在外面挣扎着，自己怎么也不能把头拽出来，直痛的他双腿乱蹬乱踹，嗷嗷的直叫。

孔德全就更怪了，明明是头朝里躺着的，不知怎么搞的人被转了180度，整个身子从原来脚下的窗口抛出去，身子跑到窗外去了，可双脚却压在里面，怎么也拉不出来了，里面的人能听到他喊人，却不知他在什么地方，好象离我们挺远似的。

转眼 10多分钟过去了，在下面呆着真不是滋味又闷又热不说，还有全是尘土，余震带来的恐怖感更让人心里发慌。

我对全屋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便喊着文先祥、李德来开始向外掏。李德来说：怎么没人来救我们呢？整个唐山都完了吗？可能这个时候谁也不愿意看到更可怕的情景了。

我心里此时很乱，静耳一听才知道，楼里楼外都有呼救的声音，唐山整个完了，哪有人救我们呀。就对大家说：大家别紧张，听我说，被压着的人先挺着点，文先祥、李德来，咱们想办法绕到我脚底下的窗户哪去，只要钻出去一个人就是胜利。文先祥和李德来也鼓励大家坚持住，这样文建平、陈秀增真的不大声呼救了，他们忍痛坚持着，全把生的希望寄托在了我们三个人身上。

我们三个人开始在屋时折腾开了，用了大约10多分钟的时间，终于钻到了窗口旁边，哪里还有什么窗口哇！窗台早已断裂倒塌了，暖气片也平卧在地上了。这下到是挺好，墙都是脱节的，我们三个人一个推一个人的脚，喊着号使劲往外了顶，“哗”的一声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再往外一看可坏了，我们的二楼已经与一楼地面贴上了，一楼的战友们可能更惨了，我们三人一个接一个的钻了出去，一看外面的情景全都吓傻了，四周一片尘土飞扬，没有一座站立的建筑了，哭声、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天哪！这也太惨了，难道说全世界都这样了吗？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许多，这才叫惨绝人寰呢……

稍愣片刻后，我们又马上意识到，时间不让我们久等，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救人！快救人！！！待到回头再看我们钻出来的地方找不着了，窟窿好象小了很多（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哪个洞）。管不了许多了，大家先把孔德全救出来，他身子被甩在外面了，只压住一双脚，三下五初二就扒出来了，但他的双脚压的挺重，已经动不了了，更无法救别人了。

两位湖南常德战友文先祥（左）孔德全（右）

我们三人又回到原来出来的地方找陈秀增，把口子扒大点，露出了他的双腿，可是怎么也拽不出来，因为他的头正好枕在我的脸盆上，脸上面就是我的床板压着，脸盆的边沿与床板形成了合力正好夹住他的脖子，越拉还越紧（真他妈怪呀，怎么甩的这么巧，不偏不倚，脑袋躺在脸盆里，人还没砸死，拽还出不来），我们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时天已大亮了，通过自救钻出来的人只有四、五个人，大地又开始了新一轮地剧烈抖动，把人震的向晕车一样，迷迷乎乎的，但这时我们楼内还有70多人压着呢，我们不能倒下去，强大的精神力量使我们忘记了一切（平时眼睛最怕灰尘，可是现在大家都满脸是尘土，连眼边全是，进到眼里也感觉不到了，你说“人”这玩艺多奇怪。

还得继续救小陈，我问李德来说：“德来，如果咱俩把小陈的脑袋拽掉了，能会怎样？他妈能怪我们吗？”

“不能，咱们是为了救他，只能是好心办了坏事。”

“好！今天，就看陈秀增的命怎么样了，再不下决心，一会儿余震就把他挤死了。”

“行，咱们俩一起来”。我和德来一人拉着陈秀增的一条腿，喊了一声“拉”，俩人一使劲，只听“唰”的一声，他竞被我们拽出来了（也可能是地震中物体左右摇晃夹力小了造成的）。定神一看他脸上左侧的皮全被掀起来了，鲜血不住地流着，已使他面目皆非。我赶紧搬着他的头喊着：“小陈，你能看见我吗？

“能看到了！”怪不怪，他还能说话了。

“好，眼睛没瞎，赶快给他止血”。说着我把手伸进倒塌的屋里摸，扯住我的褥子往外拉，还带出很多棉花。把棉花先按在他脸上，又用布将他整个头包起来。

他在里面喊道：“老魏，我什么也看不见哪，喘不上来气”。我心想这人一救出来事就是多，在里面不敢喊，一出来就牛了，还要看点啥，好说，我拾起一块碎玻璃片将他嘴上的布划了个口子，又将他右眼处划了个口子，真不错，又止血，又能喘气了，还能看东西，了跟着救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方法也不理想，小陈在治疗中可受老罪了，就说拿酒精浸泡脸上的棉花这一关吧，哪可不是人能忍受的罪，棉花和肉基本长在了一起，要想把它们分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让医生把他绑起来，慢慢用酒精浸泡他脸上的棉花，还不能打麻药，我的天哪！可把他疼死了，但当时没有别的方法，只能这样，这都是后话了）。后来他落了个半面脸神精麻痹，不管怎么说命是保住了。

时间过的太快了，转眼间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又冲上楼顶去找文建平的位置（他离窗口太远，无法在哪能救他，只能从楼板上打洞了），忽然看到楼顶天棚口处站着一个人，定神一看原来是河北晋县兵赵造根。但见他上身光着背，下身穿着裤衩，左手端着脸盆，右肩上搭着毛巾，像一尊雕像似的站在楼顶上，好吗，这么大的地震竟没把他震倒，真怪呀！一见他还站在哪里我要气疯了，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哪里造型呢。我大喊一声：赵—造—根—！你干什么呢？快救人哪—！这一下把他惊醒了。

原来他与我们一同下夜班，洗漱慢一些，端着脸盆刚出洗漱间，突然发生地震，他吓坏了，手扶着楼梯的扶手不敢动了，真是无巧不成书，他的头上正好是楼顶的天棚口，有个一平方米的天棚口，上面盖个木盖，楼一倒，天棚口套住他的头压下来了，他不知不觉中一下子将开棚盖顶开了，便一个跨步上了楼顶，就像做恶梦一样，眼见房倒楼塌，大地震撼，他却能保持身体平衡，楞站了40多分钟，可能是当时吓傻了。

我一声大喊，他如梦方醒，一下子扔掉手中的脸盆，投入到抢救战友的行列中去了。

又有几个战友通过自救钻了出来，外面已经有五、六个人了，大家分成两、三伙各自为战。喊完赵造根，我一回头，见一支大腿从房顶的裂缝中伸出来，一看那白白的皮肤长着黑重的汗毛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刚才还坐在防空洞口与苟田斌技师聊天的电台台长杨王合（在我们进饭堂的时候他们就回到屋里了），因为他已经被确定转业了，室内堆了不少打好包装的物品，地震时他还没有睡觉，发现是地震就想往外跑，被物品绊倒了，来了一个大头朝下倒栽葱，一支大腿正好从房顶的裂缝中伸了出来，但整个身子还压在里面。我急忙跑过去一摸腿已经凉了，顺着腿往下一摸，手到了他的腹部时我停住了，他的身子全是凉的，没有丝毫的反映，没有马上扒他的必要了，现在主要是扒那些压在下面的活人。

我在楼顶上找着文建平的位置，楼顶上有好几处裂缝，从里面传出阵阵呼救声，离杨王合牺牲的地方不远，实际他就与我们隔墙而住，我以为是文建平在喊，就往那边跑。声音是从裂缝中传出来的，还喊着我的名字，大概是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的人。我跑到跟前仔细一听，原来是我的老乡图英伟的呼叫我，他是与电台台长闫洪达（河南滑县人）住在一个小屋内，俩人全被压住了，我急忙顺着破损的地方往里扒，文先祥、何新贵（浙江战友）也跑过来帮着我，我们捡起砖头砸水泥楼顶和墙壁，因为这些东西都被震松了，一砸砖就活动了。这时有几个战友也找到了文建平的位置，已经将楼顶砸开了一个大口子。

这时我们这边扒开的口子出可以探进半个身子了，；因为里面还是比较黑，我就顺着声音去摸图英伟，忽然摸到一个人的胸脯，虽然未看到脸，但我肯定这是闫洪达，因为他比图英伟厚实的多。他坐在床上，已经被砸死了，不知道是砸在了什么要害之处。在闫洪达的里面才是图英伟，我们只能先把闫洪达扒出来，才能扒小图。

七三年报务训练班留念照

沈阳战友图英伟遗照

河南战友闫洪达遗照

口子要再扩大一些才能把闫洪达扒出来，我们每扒一块砖都是很危险的，余震没有停止倒塌的楼房还到处掉渣，不知动哪能块砖就会引起连锁反映，我和文先祥、何新贵紧张的连大气都不敢出，只是手在不停的扒着。

这时，营长周惠初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是自救成功的。他站在倒塌的楼顶上用嘶哑的声音喊着：“同志们，楼里还有很多战友，我们一定要把活着的战友们救出来，余震还没有停止，大家要注意保护自己，这样就能救出更多的人，我谢谢大家了”然后营长也去组织救人了（这个时候说多了没有用，多救一个是一个），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营长的话好象给了我们一种力量，我和文先祥、何新贵等人终于将闫洪达的尸体扒出来了。可当我往里看的时候，却吓了我一跳，满面鲜血的图英伟已经面目皆非，原来的英俊目样变成了一张可怕的脸，而且混身上下压了很多残物。他可能看到了我短暂的惧怕面容，就说：“小魏，我的脸是不是现在很吓人，把你吓着了？”

这一问，倒叫我有时间想了一个问题，“可怕吗？实际上是真可怕，但我们又能怎么样？这是天灾，怕有什么用，这么多人等着我们去救呢，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多救几个人”，我定了定神对小图说：“没吓着，只是看你流血太多，心里难受，你一定要挺住，我们肯定把你救出来。”边说边扒，我和小文终于把满身是伤的图英伟救出来了。他的中枢神精被重物从后脖梗处砸断了，虽然伤势很重，但他并不感到很痛苦，头脑也很清楚（后来他还是离开了我们，那是我后文将要叙述的）。我们把他抬到院子里，这时沈阳兵张俊生（现在沈阳线材厂厂长）也被大家救出来了，他的腰和腿都受了伤，我们将他与小图放到了一块，互相还能有个照顾。

小图说：“小魏、小文，你们救我出来太不容易了，现在我和俊生在一起，不用你们担心了，快去救别人吧！”我点了点头，现在不能说别的啦，刚要走，小图又说：“兄弟呀，可千万要当心哪，你有股楞劲，可千万别把自己砸着哇！我们俩还等你们回来呢。”我又点了点头，才跑开，

此时，几个战友已经把文建平的头顶上砸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天津战友张伟刚让大家拉住自己的双腿，把他倒挂着送下去，他用手硬是将卡在文建平腿上的床板拌断了（这小伙儿平时就注意锻炼，单、双杠玩的特棒，身体倍儿帅，一伸胳膊全是“疙瘩肉”），把文建平救了出来，但他的左腿被挤压时间太长了，肌肉撕开了，被抬到了操场上。

 机场援兵到军部    争分夺秒救伤员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抢救正在紧张的进行着。人手太少了，有很多战友是带着伤参加战斗的，楼内呼声不断，楼外拼命地扒着。

忽然我们听到马路上来了很多汽车，以为是外地援军到了呢，定神一看原来是唐山机场的战友们赶来了，大约能有三、四百人，这下可好了，下面的战友们有救了，军部真正的大面积抢救真正开始了。

整个唐山这时还有六、七十万人压在倒塌的废墟下面，哭叫声已使整个城市一团大乱，真是太恐怖了。几乎每个爬出来的人（很多人身上还带着伤、流着血）都踩着水泥、钢筋和碎玻璃片，扒开砖瓦残物去救人，这是怎样的情景？这些人们是怎样的心情？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当兵的一身清，自己逃出来就无后顾之忧了，可那些当地拉家带口的唐山人就惨了，有的自救，有的被救，不管自己身上是不是有伤，都在奋不顾身的去救其他人，但有些受伤重而不能参加抢救的人，不能去救自己压在废墟下的亲人，不能去救自己的呼喊的妻儿，他们此时是什么心情啊？人手太少了，救不过来呀，好可怜的唐山人民啊！

机场战友赶到后，一下子增加了我们的士气，大家只知道拼命的扒人，哪有喊声就往哪里冲去脚下的钢筋、水泥、碎玻璃划破了肉，有的甚至露出了骨头却全然不知疼痛，人真有意思，平时划个小口就叫唤，现在倒没有什么感觉了。

这时我连的楼顶上已经有30多人了，大家分头扒着，因为楼内还有60来人没有出来呢，我又冲到楼前，附身往里面边喊边看着。完了，一楼的弟兄们更惨了对空台、司机班的屋内已经没有人呼救了，这里面就有我刚才提到过的技师苟田斌。

老苟这哥们真没命，昨天他从西安回来时路过北京换车，几个同行的战友都劝他在北京玩两天再回部队，可他硬是不干，说北京一年来好几趟，没啥好玩的，当晚赶回连队，可惜一夜都未过完，就命丧黄泉了。这个老苟平时最能逗了，满嘴的河南味夸拉巴叽的，人本来就挺瘦，手往帽沿下一搭想学孙悟空，大家都说象个老猴子。他与山东兵刘俭兆说的相声不次于马季和唐杰宗（这当然是战友们的评价）。打起排球更好玩了，动作不太好看，但一般的球都能对付，就是玩赖太厉害，吃球从不认帐，硬说自己手指太软活了。平时这个灵活的他，此时却被紧紧的压在床板上，其实他可能刚上床没几分钟，好可怜呀！

苟田斌与刘俭兆说相声的留影

与苟技师隔墙的对空台屋里压着马德才（沈阳兵）和李凤宽（山西兵）二人，俩人都已没有动静了（都已死亡了）。马德才是我的老乡，我大声喊着他的名字，，毫无反映，从外面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他趴在废墟里，嘴角边上的鲜血流到褥子上殷红了一大片，人到显得比较安祥，像是睡着了。沈阳战友马德才遗照

这张残缺的我连小乐队老照片中马德才少了一条腿

这个老马呀！刚从沈阳探亲归来10多天，因为他年龄比我们同年兵都大，听说探亲时还处了个对象，心里别提多美了，回来这10多天就通了好几封信，这下完了。马德才的手风琴拉的挺捧，大家都叫他“马风琴”，参军前他就有拉手风琴的基础，参军后正好把有点文艺基础的人都分到无线连，军部的乐器都放在我们连队，手风琴基本成了他的好伙伴，他只要有时间就抱着琴拉，唐山歌舞团的手风琴手是他的好朋友，每个星期天他们都在一起练琴，还有255医院的一个女琴手也经常来切磋技艺，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两、三年里的他的手风琴水平直线上升，他拉的罗马尼亚歌曲“云雀”和收音机里播放的差不多。唉！老天爷真不长眼，也怪老马太笨了，在往前窜一点可能就没事了，也可能他根本就没有醒。

这时，有人大声喊道：“快来人哪，炊事班这有好几个活的呢”。10几个人一下子跑过去救人，炊事班长张广献是个河南大块儿头，虽然没被砸着却钻不出来，在这个时候大个子麻烦更大。他身后有杨世富（河北坝上人）、孙振祥（山西人）等几个人，大家赶快将墙边的口子扒大，把他们一个个的拖出来，几个人都出来了，却不见夜里给我们做面条的李造兰，出来的几个人都说没听到知声。原来，李造兰做完饭根本就没回宿舍，当时他正在洗漱，因为一楼的洗漱间离楼门并没有多远，地震发生时他就往外跑，已经跑到大门口了，却被摇晃倒了，压死在楼道大门口处，只有半米远了。

山西战友李造兰遗照

有人喊：“快！指导员找到了，还活着呢！”大家又赶跑过去救指导员。因为连长降经旺（山西人）回家探亲了，副连长刘元智的爱人和孩子来队住招待所了（实际上全家三口都震亡了），副指导员张节栋（也震亡了）刚调到维护队工作，现在连里只有他一个连级干部。

我一下子冲到压指挥员的地方，看好地形就往里边扒，原来在这个屋里不光有指挥员杨万信一个人，还有我的台长王德民（安徽蚌埠人），他与我关系很好，已经到了无活不谈的程度，思想上、工作上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因为前两天副指导员刚调走，王台长现在代理副指导员的工作，所以与指导员同住一室，有人喊指导员时我突然想起了他，所以马上跑过来。

我们在外边喊着指导员，他在里面回答着，指导员杨万信是个大高个儿，头里脚外地趴在水泥地上，被室内的床和桌子等物品卡的死死的，一点儿也动不了，在外面只能看到他的双脚，又不敢轻举妄动。我急忙问他“王台长怎么样了”。

前中为指导员杨万信

“不知道，他根本就没呼救过，也许是牺牲了。”指导员回答。

我知道王台长是挨窗户睡觉，不会离的太远，就慢慢扒开已经震松动的墙壁，不曾想，只几下子，王台长的身子就露出来了，他是头朝外躺着的，身上并没有受伤，我顺着他的胸部往上摸，一直到他的头部我才弄明白，原来是暖气管上有个圆形开关正砸在他的头盖骨上并且压进去很深，顺着这流出了很多的血已经凝固了，看来他死时好象没有多少痛苦，手和脚都没有挣扎过的迹象。

安徽战友王德民遗照

正在我为王台长惋惜之时，大地又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大家毛骨悚然，很怕残墙断壁了生变形把指导员压坏了，就赶快用砖头先将楼顶支住，然后在轻轻地扒开口子，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掏，都怕房架子一下子塌落，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惊险，通道真的被扒开了，大家拉着指导员的双腿轻轻往外拽，随着余震的晃动，里面的东西咔咔作响，我们大家觉得头发都立起来了。指导员的腹部与水泥地面磨擦发出了吱吱的响声，我只好趴在地下，用双手填到他的腹下，以减轻他的受伤面，地面上的碎玻璃渣扎进我的手掌，我咬牙坚持着，最后我们终于将他救了出来，抬到了操场上。指导员一看，这么惨啊，也躺不住了，忙叫人扶他坐起来，清点人数，眼泪唰唰往下流。（还怎么点人数哇，下面压着的人多着呢，点不准有多少人活着）。

指导员喊道：“同志们，快救战友们，你们大家也要当心点---”。

安排好指导员，我又到楼前蹲下身去顺着边找里面呼救的战友，一眼看见我的好友张朝安正捂着小腹咧着嘴蹲在地上，（我与他是同学加战友，关系相当好，入伍前我们就是好朋友，心灵手巧的他自己会做四排码的洋琴，不管什么乐器他都会玩，也是我们连里的文娱骨干），一看这样也是刚从楼里面钻出来的，我忙上前询问：“你怎么了，为啥这样？”

“坏了，我下面的东西砸坏了，疼的很，还能尿出血来呢。”

我拉起他找个边说：“你尿点尿让我看看”。他一尿果然有血，我想这下坏了，可能里面砸出毛病了，又一看表面砸的不算重，就一把拽出来将表皮往上一撸，只见皮上砸了一个口子还在流血，我说：“真他妈准，怎么能在里面砸个口，地震什么怪事都能出来。不要紧，只是破了个口，正好尿还能消毒（其实谁知道能不能，先安慰他一下），不会发炎，找个地方歇歇，我要去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人”。他一听没事，也跟着去救人了（精神作用很重要，如果说他哪东西砸坏了，他肯定蹲哪起不来了）。

这时院里摆了不少受伤的战友，教导员王显世也从家属院（离军部一公里多点）赶来了他头上受了伤，脸上有很多血，一块白布缠着额头，都染红了。他与营长周惠初、老营长翁贵斌（当时已经确定转业了），还有副营长代子山等人组成了指挥组，把我们营的20多人分成抢救组、通讯组和护理组，实际上这个时候抢救组是最重要的，人也最多，加上机场的援兵能有40多人（机场的人都散落到军部各个地方了，所以我们营的院里只剩下20多个，也听从营指挥组的命令），没受伤的人基本都是抢救组的（这个时候不能按地震前编的三个梯队办了）。我们抢救组也定了两个负责人，可是这个组无法指挥，大家都知道干什么，哪有呼声就往哪里去，不用谁下命令，呼救声就是命令。

同时，营部通讯组也设法开动了战备车上的电台，两个报务员是沈阳兵曲广振和杜春荣，他们全凭值班时的记忆找到了电台上的频率，与北空取得了联系。当时电台内很乱，全都在呼叫我们部队，等到我们一出来，网络内马上静下来听我们呼叫，这回地震报“666”总算用上了一次，北京终于联系上了。

 宋林根伤重身亡  张秀华落残一生

    大约在8点左右，抢救组的战友把台长宋林根救出来了，他身上没有受伤，只是从头上往下流着血，我想扶他坐下，可是他却甩开我的手，挣扎着站起身来，猛地向前跑了几步，突然转回身来，跑到原地坐下了，嘴里不住的说着：“唉呀，小魏，我的头好痛啊，头好晕哪”。

我忙站起身来去摸他的头顶，摸到之后我才“啊”的一声大叫出来，真的很可怕，他的头盖骨中间部位被砸了一个拳头大的坑，已经塌下去了，正从头皮上往外渗血，稍有些卫生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可能的脑子被砸坏了，所以才感到头晕，这可怎么办，得找点东西给他包扎一下呀，说来也巧，正好这时我的沈阳好友张建平（现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提着几个急救包跑来了。（昨天晚上他不知吃了什么要命的东西拉痢疾，住进了卫生队，地震时他反映挺快，已经跑到楼道了，楼塌了下来，他前面是周医生，后面是邵医生都被砸死了，他夹在中间居然死里逃生，你说奇不奇。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地震时跑到楼道内，基本是九死一生，这样的例子我后文中还能说到）。机场的战友把他救出来之后，二话没说，顺手牵羊抓了几个急救包就往回跑，正赶上我找东西给宋台长止血。

来不急说别的了，我赶紧打开一个急救包将一快纱布按在宋台长的头上，还没等我给他进行包扎，血就已经殷过来了，我又换上一块，马上又殷过来了，血流的太快了，正当我们手足无措时，宋台长已经开始昏迷了，说的话全是胡话，前言不搭后语，突然一下子躺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气，喘了几下后就减慢了速度，眼睛也慢慢地闭上了。我一下子楞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刚出来时还能跑呢，怎么这么快就完了。我扒开他的眼睛一看，上面已经出现了一层薄膜，瞳孔也开妈放大了，我和建平都有喊着他的名字，但他已经毫无反映，再没有吭一声，只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他全身轻轻的抽动了一下（就向与我们告别一样），就再了没有……

上海战友宋林根遗照    

宋台长是我们连队的报务员尖子，他曾几次代表连队参加上级组织的通讯比赛，他抄报可以压6个码，一般报务员能压3个码，如果是训练，他可以一边说话一边抄报不会错的（这也是报务员的一门功夫）。他中一名共产党员，还经常帮助我们这些思想上要求进步的同志，前两天他还找我谈过话，让我正确对待入党问题。昨天晚上他还是我们的领班员，下班后也同我们玩了很长时间。真可以说他是一个好人，临走时他什么也没说，太快了。

这时从有线连的楼内扒出了几个战友，这个连的外线排在进行野外施工，楼里面人比较少，加上营部的人才40多人，而且大部分是女兵。这些女同胞在特殊情况下就更惨了，扒出来后一个个披头散发，衣不遮体，出来后就大喊着要衣服穿，军营里女兵们傲气十足的样子被一扫而光。有的看到地震的惨象实在受不了就坐在地上哭，稍好一些的还可以帮着伤员包扎伤口，很我女兵看到血或者是看到支出皮肤的骨头就吓的发抖，也难怪这些女兵平时那有这些血呀，男人看到也会心中发束的。

在被救出的女兵中有个刚刚20岁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张秀华，75年从天津入伍，她长着一张清秀的脸庞就自己的名字一样好看，生性天真活泼的她舞蹈跳的特别好，是作为文艺骨干被选送到部队来的。就在昨天晚上，为赶排“八一节”军文艺会演的节目，我们还一起排练舞蹈“野营路上”呢，因为天气热的人闹心，有两个动作最后也没练完，晚上9点多钟我上夜班走了，营部书记温鲁生带着张秀华和李素华等几个人一直排到10点多钟终于将动作编好了，可惜的是今天秀华就躺在了这里。

张秀华地震时被惊醒了，她一下子坐了起来，这时楼顶塌下来把她压在了下面，多亏两侧的床头形成了支力，给她留了一点空间，将她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压成了一个“C”字型，折断了她的胸椎骨、腰椎骨和中枢神精。在张景兴、李金普（都是沈阳兵，现都在公安系统工作）等战友扒她的时候，她还说自己是趴在别人的腿上呢，她那里知道那正是自己的双腿。

听说张秀华被大家扒出来了，我急忙跑过去，看到她静静地躺在操场上，当时我并未感到好伤的有多重，看到她衣衫不整的样子，我就先找了一块床单盖在她身上，然后趴在她的耳边问她：“秀华，你伤哪了？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伤在哪了，只觉得腰有些麻木，下半身一点感觉都没有，小魏呀，你说我会不会瘫痪哪？”她好象知道自己伤的很重，两眼含着泪花望着我问。

“竟瞎说，怎么会呢。” 此时我并不知道她会落下终生的残废，边说边用手摸摸她的小腿，想看看她是否能有反映，然后问道：“有感觉吗？”

她好象根本就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又说道：“我当时不坐起来就好了，可能根本就压不着。”

这时我已经感觉到事情不太妙，但又不能马上表现出来，强挺着说：“可能是压的时间太长了，不麻木才怪呢，你又不是铁人，压了4个多小时，怎么也得缓一阵子，别瞎想了，越想越难过。”

“好，我不胡思乱想了。”稍过了一小会儿她又说：“小魏呀，昨天晚上你走后，我们几个人把那段舞蹈排完了，还想今天找个时间让你看看呢，没成想……”她用双眼看着我。

“今后她还能跳舞吗？”我心里自问着，本来看到她受伤我心里就挺难受，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在她面前只好装出挺坚强的样子，但是听她说到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好象伤感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了一样，猛地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可能是被抓的痛了一下，可她并未吱声，四目相对，泪水都尽情地流了出来。

（我们营有个小型文艺宣传队，实际上是代表了军部，因为在新兵刚入伍时，军部的领导就有意将一些有点文艺细胞的同志分到通讯营了，前不久我们刚代表军部参加了军里组织的文艺会演，空政歌舞团的羊鸣、姜春阳等（都是歌剧《江姐》的作曲者）同志看了我们的演出后都竖大拇指，演出后，他们把新编歌剧《雪莲花》的主题歌交给我们演唱，天津兵李素华是演唱者，这首雪莲花主题歌真好听，在营部组织的军人大会上试演时，大家听完后都站起来鼓掌。

当年演出队在排练，前左为张秀华

李素华演唱后，张秀华又根据这首藏族歌的节奏编了一个藏族小舞蹈，这下可好了，李素华唱，张秀华带领我们跳，一试演，惊叫四座，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歌伴舞，我们也算是个发明吧。

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的准备参加“八一节”文艺会演的时候，这场大地震结束了我们参加文艺会演的脚步，张秀华也从此停止了自己的舞蹈生涯，李素华也基本停止了自己的演唱活动）。

我们沉默了一小会儿，又是秀华开口说道：“小魏呀！别为我担心了，快去救人吧。”她的眼里含着泪还在盯着我，可我此时只觉得心里很难受。

不能在说别的了，越说越会引起她的伤心处，就在两个月前。她的母亲在工厂干活时不慎将左胳膊的小小臂被子机器绞断了，她的父亲身体也不太好，眼下她的伤势又不知怎么样，真怕她自己在……

两年来，我们经常在一起排练文艺节目，参加部队的文艺会演，还一起去过“隆化”（董存瑞牺牲的地方）和“大寨”野营拉练，每次出去我们都带上我们的文艺节目为当地的老百姓演出，“走一路红一线，驻一地红一片”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此时，过去的欢歌笑语不时的掠过我们的脑海，我们相对反而无言了，这样看了一会，她强挺着微笑了一下，我好象心里有了点底，点了点头，才走开去救人了。

 唐排长破灭新婚梦    赵玉祥唱起国际歌

有线连的李金普、张景兴（同年沈阳兵）等人救完张秀华后，又经过艰苦的努力，救出了昨天晚上刚刚接来未婚妻的唐排长夫妻二人，他们二人虽然未举行婚礼，但已婚履行的合法手续，可以说昨天晚上已是他们的“新婚之夜”了。

原来，昨天晚上唐排长夫妻二人吃完夜餐后，也同大家在外边乘了一会儿凉，免不了几个老兵要逗他们几句，然后他们俩就回到房间里了。这阶段招待所的房子很紧张，教导员王显世为了让他们能按时结上婚，就把自己的房间（营部住在二楼上）让出来给他们住，自己暂时搬回家去住了（家属院离营部也不远）。这一上半夜因天气热，俩人也出了不少汗，感觉挺累的，就赶快痛痛快快的洗了个澡，准备上床休息，可就在这时，只见天光闪亮，大地摇晃，刚要进入梦香的一对新人顿时被惊呆了，就在楼房即将倒塌的时候，还是唐排长反映的快一点，他一下子抱住新娘子，准备躺到床下去，可是巨大的惯力一下子将二人甩在了床上面，重重的天棚顶塌下来将他们紧紧的压在一起，真没成想，他们俩的新婚之夜就是这样过来的，整整4个多小时，后来李京普等人费尽了周折才将两个衣衫不整的新人救了出来（上面的过程都是唐排长后来自己学给大家听的，可是战友们猜测的过程有好几种，那都是后来的玩笑事了），一个女兵赶快跑过来将一条枕巾盖在了新娘的小腹上，她的骨盒被砸坏了，疼的使劲咬着牙发出响声。可怜的唐排长此时只穿了个短裤还帮着抬新娘子，他自己也受了伤，显得非常狼狈，但在这个非常时期，谁也没办法，大家只知道救人了，哪还顾得上笑话他呢。

救人在紧张的进行着，这时救出的人大部都是受伤比较重的了，抬出来就不能动了，还要进行包扎。抢救组的人大部分因为忙乱没注意而身体受伤了，到处是鲜血在流淌。

这时就听教导员王显示大声喊道：“大家注意了，都想办法找件衣服穿上，一定要找双鞋穿，脚都扎坏了还怎么救人哪？”说真话我当时穿的可能是最整齐的一个人了，因为睡觉前我刚换上背心、裤衩，但现在已经全都划了好几个口子，身上到处是破口，流着血也不知道是谁的血，光着的双脚也划破了好几处，教导员一喊大家才明白，要多救人还要先保护好自己。我找了一圈还真的找到了两支鞋，一支黄胶鞋是左脚的，一支白回力鞋还是左脚的，可是白回力鞋大一些穿在右脚上也挺好，还没等找到衣服呢，就听到有人喊了：“快去指挥所救人哪！”对呀，指挥所还有不少我们的人呢，抢救组的人没有丝毫犹豫，一大帮人呼啦一下奔过马路，向指挥所大楼跑去。

我与一名浙江兵何新贵（他也救了不少人，立二等功）进了指挥所大院，要到指挥所大楼，先要经过我连的油机房（这个油机房是为了保证指挥所用电的），路过此地时，我看到了在油机房外被人扒出来的油机班长郭朝勇（河南人，70年兵），另一个人是张振水（浙江人，75年兵），他俩都躺在地上，到跟前一看，老郭腰被砸伤了，小张已经牺牲了，老郭坐在地上给小张穿好了衣服，正在擦他脸上的血迹。安慰了老郭几句，我就跑到了指挥所倒塌的大楼旁边。（郭朝勇在我当连长的时期，他是我们连最老的兵了，也是志愿兵，他这一生最不幸的事可能还不是大地震受了伤。后来的事：那是80年左右的事，一次在春种的季节他回河南滑县探家，正好也帮家里种种地，当时老百姓种花生时，都先将种子用农药浸泡两天，为的是不让虫了吃。那天他家种完花生还剩了点种子，准备明天继续用，他家的嫂子就把剩种子放在了窗台了，没成想，他5岁的小男孩误把这点浸泡过的花生全部吃掉了，当他们把中毒的孩子送到县医院时，孩子已经断气多时了。这件事对他家嫂子打击太大了，精神都有些失常了。这也是我平生中遇到过的一件憾事了）

指挥所是一座三层楼房，我们报房在三楼上，因为这个楼的顶是木瓦结构，对下面压力相对还小一点，这样人也会好救一些。另外，在这里值班的同志基本都没睡觉，躲藏更方便一些，所以砸死的比较少，多是压在下面出不来。

我们奔上楼顶开始找人，第一个听到了报务员周占虎（河北晋县人，75年兵）呼救。原来地震发生时，周占虎一看跑不出去了，就想钻到桌子下面去，但看到两部单边带收信机（一种当时比较先进的通讯器材，一人多高，有多种通讯用途）左右摇晃，他就发懵了，竟用手去扶，这比人还高的机器，重达300多斤，加上地震的摇动，他那里扶得住，两部机器夹着他一起随楼房沉下去，他被卡在两部机器中间了，大家找来木棒窍动房顶，奋力抢救他。

电台领班员陆敏琪台长（上海人，70年兵，后来也任过这个连的连长）刚从厕所走出来，到了楼道中间发生地震，他觉得天旋地转根本无法站着行走，出被子砸在了楼道里面，这时也有人在救他。

当时值班的报务员共有13名，没用多长时间，已经找到了12个人的位置，只有汪茹志（浙江人，75年兵）还未被找着。这小伙子在家时就是大队会计，脑袋特别灵，反映也挺快。如果他当时钻到值班台的桌子下面去，可能就没事了，顶多受点轻伤，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冲到了楼道里（我前面已经说过，楼道里最难保命了，因为他四处没有物体可以掩护人的）。据张建平回忆说，汪茹志的尸体是10多天以后被援军扒出来的，确认时只能从他的身长和被砸的位置上来估计了，因为人已经腐烂了。

有人听到通信处值班室的位置下面不时的传来收音机的声音，在外面一喊，才知道这里埋着通讯参谋程秀文（河南人，70年兵，后调到北空通讯处），这老兄真他是够油的了。他被压往之后也喊了两声，可是一张嘴就往嘴里灌土，干脆不喊了（也喊不出声来了），他用毛巾遮住自己的嘴不吱声，以保存体力，等待援兵来救。闷了一会突然想到身边还有个半导体，打开一听还能发声，先关上，有人再开，外边一有动静他就把收音机打开，如果人家没听见他又关上，这次终于成功了，外面的人听到了声音，一边扒还一边夸他呢：“程参谋真是老兵油子，自己不用喊就把人叫来了。”

河南战友程秀文（现在北京工作）

在另一个报房的位置上，人们隐约听到有阵阵的歌声传来，对！是歌声，唱的是《国际歌》，那浑厚的男中音一听便知道是我连的赵玉祥（沈阳兵，与我同年兵，我的同学和好友，现在沈阳邮政局新闻中心工作），王国良（天津人，75年兵，是我们沈阳兵的铁哥们）、何新贵两人奋不顾身地救出了赵玉祥。玉祥的伤太重了，左胳膊断了三节，右腿断了两节，后脖梗上的皮肉被撕开个大口子。在被子砸者的一片呼救声中，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虽然自己砸的很重，也没有大喊一声，他知道外边的人手太少了救不过来，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喊，他也不作声，等到救护组来了，人手多了一些时，他唱起了《国际歌》，一下子就把战友们呼唤来了，歌声好象鼓舞了战友们的士气，不一会儿就把他救出来了。赵玉祥是我的小学同学，中学时期，他在沈阳市第15中学时，正好当时的原前进歌舞团副总指挥杨玉鼎在这里下放改造，杨指挥在15中组织了一个军乐队，玉祥也成了里面的成员，小号、长号、圆号他样样会吹，小提琴、二胡拉得也不错，另外他嗓子又好，唱的《老房东查铺》真象马玉涛。没曾想，他的男中音在自然灾害中也派上用场了。赵玉祥是个很坚强的人，关于他在治疗中遇到的困难我会在后文中叙述，他的左胳膊小关节粉碎性骨折，伤愈后也不能伸直或弯曲，但他一直坚持锻炼，还参加过沈阳邮政系统的乒乓球比赛，成绩也不错。

地震前沈阳战友赵玉祥在33团巡演时的留影

救出赵玉祥后的王国良发现了埋在废墟下的通讯参谋周长林（后来他当了我们的营长），周参谋因为腰被砸伤了，虽然被压的位置不太深，但他自己爬不出来，只是在那哼哼。国良这小子真行，三下五出二就把他扒出来了，背在后背上，一步步向下面走着，这个时候，身上背个人，脚踩着破烂的水泥、钢筋和碎玻璃上，脚都被划破了直流鲜血，他坚持着把周长林（后来转业到唐山路南区监察局任局长）背到了院子里。（二十年后，王国良和众战友再到唐山时，周长林家的嫂子多次找国良到他家吃饭，那也是后话了）。

 曹所长全家毙命    高东丽舍己救人

雷锋式的女战士高东丽战友遗像

    在另一栋指挥楼的楼顶上，人们也正在抢救压在下面的战友们。这个楼里有我营营部通讯修理所的值班室和电话班总机值班室。因为很多值班室在一、二层楼，救人的难度就要加大了。营部修理所正好在一楼，晚上值班的是曹善田所长（北京密云人），说也怪，楼顶上裂开了一条大缝子，外面的人正好能从缝隙中看到他，他的整个右臂被重物压在下面拿不出来，鲜血不住的流着，他一开始还能用比较大的声音和外面的人说话，可是后来声音就越不越小了。缝隙长而狭窄，外面的人又下不去，钢筋和水泥结构的楼板又一时打不开真是急死人了，大家只能伸进去一把铁锹，让曹常所长抓住，可是当外边的人往上拉时，曹所长右臂拽不出来，只有松开抓铁锹的手，他的血流的太多了根本抓不住铁锹。

在嘈杂的喧宵声中人们还能听到他在下面有气无力的说：“我爱人和孩子（一男一女）都在招待所呢（都是临时来队的，赶上了这场大难），请你们帮帮忙把他们救出来吧，我可能没多大希望了”。看来他自己已经知道所处的位置太难救了，他的体力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大家在外边答应着他的请求，实际我们早就知道，招待所的楼（是一座老楼）倒塌更厉害，没救出几个人来，其中包括曹所长的爱人和孩子现在都是生死未卜，但谁也不能把这个让他失望的消息告诉他，后来我们得知，在我们救指挥所的人时，营里几个领导已经派人去招待所救人去了，可是消息很坏，我营几个临时来队的家属几乎全都遇难了（我后面将有许多叙述），曹所长的爱人孩子实际上已经震亡了。

有人找来了两个千斤顶，想把楼架支起来，把曹所长救出来。可能是太天真了，千斤顶一用力就往地下陷，下面垫什么东西也白搭，楼架一点没动，这时大家明白了，楼板相连有好几十吨重，两个小小的千斤顶根本就无能为力，一下子失望了很多。

这时曹所长已经开始慢慢进入昏迷状态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外面的人不管怎样喊，他也没吱一声，一点点脸附向地面，就这样慢慢地“睡着了”。

咳！一个深受人们尊重的曹所长在大家的呼喊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他们一家四口基本上同时离开的……

楼内又发出呼救声了，这是从二楼总机值班室传出来的，左侧呼救的是北京女兵李琼，她的右侧原来是一道墙，现在全都倒塌了，在那里呼救的是载波班值班员王文艺（沈阳人，73年兵，现在沈阳汽车车轿厂），他被卡在载波室内的物体中，使劲挣扎着，大家一齐上手先把比较好救的王文艺扒出来了。他身上很多伤，被大家抬到了楼前的空地上，还行，他还能强挺着身体坐起来，指着总机室喊：“快去救人，那疙瘩还有活的呢”。

大家又返回来准备扒总机班里的人，先是将受点轻伤的北京女兵李琼扒出来了（因为她已经爬到了窗口旁）。待到人们将窗口扒大时，看到里面的情景后，都愕然了。

原来，紧挨着窗口的总机台上，被压着面部朝外趴着的是女守机员高东丽（北京人，73年兵），她身后的侧面大约一米多远处放着一张床（上夜班的守机员换平休息用的），刚才李琼就时在那里呼救的。由于总机台比较大而且结实，支撑着倒塌下来的物体，因此里面空隙比较大，两三个人蹲在下面也没事儿。但当时正在值班的高东丽却被砸的趴在了机台桌面上，可以从中看出，她当时肯定没有躲避的想法，要不然她完全可以蹲下去就没事了。只见高东丽左手上缠绕着很的插线（连接双方电话的一种线），右手上攥着一支接线头还向前方伸着，她坐的椅子并没有倒，整个身子还坐在椅子上脸部正好被压的朝外趴着，嘴角处流出了很多鲜血，但没有弄到脸上，微闭着双眼好象人已经睡着了似的，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

机台上已经有六、七个插孔上有插头，这显然是她牺牲前为了把地震的消息传出去而进行的操作，她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据地震后期有关部门和上级的验证，高东丽在地震的一刹那，先后接通了北空作战处、军部作战处、通讯处、调度室等六七个部门的电话。北空作战处听到电话铃声后一接电话却没有听到回声，当时就断定是唐山出大事了（因为当时北京也有很强烈的震感，基本无法肯定那是震中）。这时的唐山已经是房倒楼塌了。

人们推测到，如果高东丽同志在地震的一瞬间不去接电话，只要就势钻到身前的总机台下，恐怕连一块皮也伤不到她，在这样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不会有人说什么，可她却没有那样做，她将自己22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自己的战斗岗位，谱写了一曲舍己救人的战歌。

说来也巧，昨天晚上高东丽刚刚填写完《入党自愿书》，现在这份《入党自愿书》上面已经染上了她的鲜血，如果没有这场大地震，今天下午将是她的光荣时刻，可是她没有能够站在党旗下宣誓，却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地震后，空军党委追认高东丽为中共党员，授予她为“雷锋式的女战士”的光荣称号，她在地震中使用过的总机台被陈列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雷锋馆”内。

原空六军政治部战友刘祺云为高东丽宣传材料所作的插图

两年后，高东丽的弟弟高钟宁应征入伍，被分到了我任台长的电台里工作，当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他处处以自己的姐姐为榜样，思想上进、刻苦训练，军事技术提高较快，各方面进步也很大，后来也入了党，提了干。这期间我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对他的帮助也不少。

我经常告诫他：“你是一名烈士的弟弟，你应该向姐姐那样，以自己所做的工作为荣，以为了别人舍得自己的一切为荣，继承姐姐的遗志，用自己的行动去承担时代青年应负的使命。”高东丽的父亲高仰光是北京302医院的政治部主任，他从军多年，是一名优秀的军队政治工作者，他也经常来信教育自己的儿子，要求他不骄不躁、谦逊谨慎，苦练军事技术，作一名好士兵。在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高钟宁进步很快，我想：他的姐姐高东丽如果九泉下有灵也会欣慰的，但愿她真的有灵。

 温鲁生逃生未果  谢俊良同遭恶运

北京战友温鲁生遗像

    温鲁生牺牲的地方

    唐山机场的战友们正在扒高东丽，营里又派人来喊我们几个人回去扒楼下面的活人，我们又跑回营部大院。

有线连的楼里又发现有呼救声了人们分成几伙儿顺着声音找，一时找不到准确的位置，我和几个人也顺着楼边喊着听着，突然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身影，仔细辨认一下才敢肯定，这是营部书记温鲁生，开始还以为他是活着呢，但定神一看，呼救的并不是他，因为他已经死亡了。看来他已经抢在楼塌之前跳下了床，可能是想从窗台口跳下去（营部是在二楼住，地震时千万别想从楼内跳出去，这样危险性更大），但为时已晚，倒塌的楼房顶将他压在了窗台上，下额正卡在暖气片上，他当时肯定知道了，想推窗台把头拽出来，可他没有成功，卡的很紧，血染红了窗台和暖气片，好凄惨的一个姿势啊！

我们营有个小型文艺宣传队，男队员以我们沈阳兵为主，女队员以北京、天津兵为主，而营里领导又专门抽出温鲁生作为我们的队长。因为经常在一起，所以大家彼此之间关系都很好。

为了赶排文艺节目，参加军文艺会演，好几天的晚上大家都没休息了，昨天晚上，温鲁生还带着大家排练文艺节目，今天他也命归黄泉了。

中间者为温鲁生战友

左四为温鲁生战友

温鲁生是一个老红军的儿子。他的爱人叫史黎睛，原来也是我们营的守机员，听说是俩人偷偷搞的对象，那年头就是那样，自己搞对象好象别人都能传出点什么花边新闻，人挺好，大大咧咧的，没个挑儿，上次军里文艺会演时还特意从北京赶来（实际不太远）给我们几个演员化妆（目的是给我们打气，争第一）。此时她在北京肯定不知道老温已经遇难了。

不能多想了，此时到处是惨像，不能考虑太多了，还要去营救其他同志呢，我们又顺着楼边寻找，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这时我连那边又有人喊我们，大家又跑到我连楼边上找。

在我连的楼边上，人们又找到了电台台长谢俊良（安徽省阜阳人）的遗体，他牺牲的样子与温鲁生差不多，也是想从窗台上往外跳，他的右脚已经蹬到窗台上了，物体将他的脸压的紧紧地贴在了右脚面上，这在平时是很难做出的动作。

老谢这个人挺爱说话，平时对我们新同志要求的比较严，批评人从不讲场合地点，拿过来就说，了解他的人也不在意，和战士在一起，看不出是个干部。他打兰球时更有意思，每当要投篮时，球总是在手上先上下点两三下，然后再投出去。时间长了，了解他的人，在他投篮时，先是等他点这两三下，然后伸手一个盖帽，球就飞了，这时保证老谢会跑到场地边等着发球。可有时对方的盖帽并未放规，裁判也没有吹哨，更不会让他发球。

这时他可就急了，会用嘶哑的声音喊着：太偏向了------逗的场外的人一阵大笑。

看着被砸在楼板下的老谢，我不由的一阵心痛，心想：谢台长，你再也不能逗大家笑了。

（我再重复一下，千万不能跳楼，成功的机率太少了，设想一下，一个人在一个晃动的房间中，又没有任何可以扶的物体，很难站稳，就是跳到窗外，也可能被倒塌的物体砸着）。

 转移路上困难重重  突遭大雨再添灾情

    大概能有9点左右了，我们营的院内抢救工作仍在进行着，抢救组的人汗都流尽了，也没有水喝，一个个都干不动了，一时难坏了几个营首长，谁都知道，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水。整个唐山都被毁成一片废墟了，水源工程全都完了，上哪弄水去呀？水！水！水！

突然有人想起来昨天（快过八一节了）两个连刚进的啤酒都压在了炊事班的仓库里了。这一提醒可好，营首长们立刻决定把啤酒扒出来集中管理，先给抢救组的人每人一瓶，喝完了好救人，有伤的人一律不给喝，听说内脏有伤的人喝完水就会死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这时的大地还不时的传来余震，天气开始变化了，云层还越来越厚，看样要下雨了，大家都想：老天爷太不够意思了，地震后还要下雨，真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呀，但我们在老天爷的阴威下无能为力。

这时空中不时的传来飞机的阵阵轰鸣声，凭我们这些空军通讯兵的耳朵都能听出来，这是两到三架“轰五”型飞机（这种飞机在当时是一种航程比较远，侦察、拍照性能都比较好的飞机）。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失去地面导航台的指挥，在这种能见度下，飞机根本观察不到什么东西，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了，还是赶快救人吧。

我连的解放牌大卡车被匡国权（湖南人，71年兵）、纪志成（沈阳人，73年兵）扒出来了，这可是军部的一辆救命车呀！军部院内已经没有能力自救了，所有伤员必须全部运到唐山机场去（这是一个受我们军部指挥的军用机场，离军部6公里，因为这里的地下煤层没有进行开采，还有这的房子基本都是低层的，所以损失特别小，将来的伤员全部要从这里向外空运），可见这辆车当时有多么重要。营首长一看天气不行了马上就要下雨了，必须赶快转移伤员有指定了一个负责人，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并要求我们在机场建个“点”，这样可以使我们的伤员相对集中一些，互相好有个照应。

沈阳战友纪志成（当年的驾驶员）

按照首长的意图，我抢救组的同志们立刻开始往车上抬伤员，没有担架，只能用床板抬，因为伤员都要躺着，占的地方就大，抬了10多个人车就满了，我们几个小伙子又站在车上，抬着床板，把一些重伤员放到上面，有的一块床板上放了两个伤员工，当时不知是那来的这么大劲（也是年轻，身体好），只知道拉的越多越好。

车上装了两层伤员，能有20来个，实在不能再装了，教导员挥挥手，解放车缓缓开出了营院。这时候的马路上乱急了两边的废旁摆了不少人，横七竖八的，绝大多数没穿衣服，鲜血到处可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死是活，实际上大部份是重伤员，这其中有很多人被救出之后没人继续救护就慢慢的死去了。汽车开的很慢，怕压着马路上的人。匡国权跳下车去拽马路上躺着的人，有的人死了不怕拉，有的还活着一拽就喊叫，吓得他赶紧把手缩回来了，就这样在路上慢慢地走着。

走了一会儿，一伙市民看到有军车开来了，就把我们拦住了，要往上面抬伤员，这个时候，人都特别急，惹不得，但这些人一看我们的车上全都装满了伤员，特别是看着我们几个人站在车上抬着装满伤员的床板，实在不能再装了，就把我们的军车“放了”。

路边上，市民们衣不遮体，蓬头垢面，毫无目的向唐山机场的方向涌动着，他们有的抬着、有的背着、有的抱着伤员，，真象一场大战争还没有打完，人们都有无家可归了，一幅凄惨的景象。

从军部到机场的五、六公里路上，楼房、平房几乎全部倒塌了，到处是扒人的现场，到处是呼救的喊声，我站在车上抬着伤员，真狠自己没多长几双手，好多救一些人，现在真是无能为力了，看到这样的惨景，让人好心碎呀！

唐山饭店倒塌的楼顶上有几个女服务员，有的还带着伤在扒瓦砾下的人，倒塌的楼房内不时地传出阵阵撕人肺腑的呼救声，还有的楼房倒塌后的残墙断壁上悬挂着人的尸体，有的人一半身体露在外面，而另一半被埋在废墟里无人去救，不是不想去救，而是根本救不过来，埋在下面的人比逃出来的人多好几倍，怎么救哇？（很多人的生命在此时看来好象一点都有不真贵了）此时的唐山人民在遭受着生与死的艰熬，唐山人居急切地盼望着：解放军---快来吧！

实际上，党中央此时已经从各种渠道得知大地震的震中就在唐山，也在安排设法营救，但是这样的大地震实属罕见，那能这么快呀。

汽车经过“山西二小”的校门前，我深情的看了看这个小学校的校园，这里此时比较安静，因为今天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了，学校的楼已经倒塌了，但在这里没有人员伤亡。我与张建平、张云福（沈阳人，73年兵）等几个战友是这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经常来这个学校给学生们军训，这里的很多孩子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都认识我们，可因为孩子太多，我们认识他们就相对较少，过去有时走在马路上，孩子们突然从边上窜出来喊着叔叔好，那一张张可爱的小脸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知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伤亡大不大，后来得知这个学校的学生伤亡惨重，有近一半的学生被砸身亡了，还有几个孩子失去了双亲，被送到石家庄育红小学了），真不敢往下想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五、六公里的行程，第一批将伤员送到了唐山机场。

唐山机场隶属于我们军的管辖，是一个军用机场。虽然离军部只有五、六公里远，但这里的损失并不太大，主要是这里基本上都是平房，而且建筑的比较结实，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里的地下煤没有进行开采（这当然是听说的，我无法进行考证）。机场里人很少，绝大部份被派出去到军部和市内抢救去了，另外又组织了人员警卫或者疏导灾民。机场面积很大，能容纳很多人，但是能往机场飞机跑道的路禁止市民进入，因为此时机场内并无飞机向外运送伤员，如果放人进去，肯定会影响下一步工作。

我们是军部的车，警卫一看牌号便知，进入机场畅通无阻，在机场转了圈后找到了机场电话班门口停下了，因为这里有千余米的空地，有的战友们还互相认识，电话已经接到门口了，我们能得到不少方便，正好在此地设一个“点”。

到了目的地之后，大家赶快往下抬伤员，伤员们虽然腰折腿断的却没有一个人喊疼的，大家都咬牙坚持着，倒是我们这些抬伤员的人受不了了，一个个的手上都磨起了泡，腰也直不起来了，平时锻炼太少了。什么也别说了赶快把伤员抬下来，整齐地排在电话班门口外，汽车又赶紧往回返。我们四、五个人留下来好照顾送来的伤员，也为建“点”做好准备。此时天色阴沉，看来就要下雨了，我心里暗骂到：他妈的，刚地震完，又要下雨，这老天爷太不够意思了，伤员们的伤口一遇到水就要发炎了，另外最主要的是还有很多人埋在废墟下没救出来，一下雨就更不好救了，那可怎么办呀？不行，不能这样等着，还得想办法防雨，多救一个是一个。想办法，那有办法呀，大家急的直跺脚，还是王国良脑子来的快，他说：“老魏，咱们打着军首长的旗号到机场仓库去，那里肯定有帐篷，盖飞机的，搭起个帐蓬来。咱们的伤员就有救了。”

“对呀，还等什么呀，一会儿雨就来了。”

那时候胆子特别大，可能中南海都赶进，别说机场仓库了，就凭我们都有穿着军用大裤衩也能证明是当兵的（当时身上确实没有证明物）。我们马上赶到了仓库，仓库主任和一名战士正在门口站着不敢进去呢，一看我们是军部的，看上去还面熟，；也不敢怠慢，忙问我们有什么事。

我们说：“天快下雨了，军部运来伤员都在露天地下，要几顶帐篷，防雨呀。”看他还有些犹豫（实际上不是不给东西，也许怕我们进仓库砸着），又见天色要变，我们两人都急了，大喊到：“快点！要下雨了，浇坏了伤员我们让军长撤你的职”。实际上我们那有哪么大权力呀，这叫“狐假虎威”。

主任一看当兵的急了，也大声喊道：“急什么？我这不正在找钥匙吗！”

仓库大门打开了，大地又开始晃动。我们一看这房子结构没问题，肯定倒不了，不用纷说就冲进去了，拉着两块飞机盖布就往外拖，太沉了，每块都有百十多斤，真不容易呀，弄出来两块，还顺手抓起两根大木杆子，连声谢谢也没说，拖着帐篷就往电话班门口跑。

电话班的战友们找来一把铁锹，还拿来几根背包带，好象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大家立即动手，一会儿功夫，我们就拾起了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大帐篷，开始把我们第一批运来的伤员往里抬，当时很多没受伤的市民也要往里进，被我们劝告住了，我们允许一部份受了伤的市民进来，但没受伤的都要出去，人们很理解我们，什么矛盾也未发生，第二批伤员运来时，我们马上又安排到帐篷里，市民也开始增加了，里面挤满了200多人。

这时，张建平又将第三批伤员送到了，人们往下抬着伤员，我在下面做接应，突然看到一个伤员向我招手，因为他满面灰尘，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赶快跑过去一看，咳，原来是是我的同乡沈阳兵战友，勤务连情报标图员宫生杰。

宫生杰看到我后就向见到了一个救命星，我刚一到他身边，他就一把抓住我（手已经没有多大劲了），另一支手指着自己的胸部的腹部，张了几下嘴，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家把他抬下汽车，放到帐篷边上的时候，我趴到他身边，上下打量了一番，看到他身上的血出有并不多，心里也挺纳昧，就问他：“生杰呀，你哪受伤了？”

他眼睛瞅着我并不作声，还是用手指着，顺着他手指的位置，我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唉呀！他的胸部的内脏恐怕都被挤坏了，胸部的肋骨几乎全都被砸断了，手一碰就塌下去了，有的还支起来了，腹腔内哗哗作响，真吓人哪。但宫生杰好象并不觉得疼痛，只是有些无能为力的表情。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挺住就是胜利，我只好趴在他的耳边说：“生杰，你挺着点，等一有飞机我就把你抬上去，你放心吧！”他听了之后，轻轻地动了一下头，表情比较满意。我们把他安置在了帐篷里面，又去安排其他伤员了。

10点多钟左右，天色突变，一场要给唐山带来更大灾难的大雨降临了。战友们都说：“这可坏了，埋在废墟里的人那么多，更难抢救了，还不把人活活闷死呀！这老天爷太不够意思了。想着想着，就见雨越下越大，老天爷真和我们叫上劲了，因为我们搭的帐篷太大了，中间只支撑了一根竿子，有些受不住了，这可如何是好，如果帐篷塌下来，雨水浇到伤员身上可苦了大家了，紧急关头，可不能让这些伤员在我们面前再遭罪了，我与王国良、刘树海、女兵张桂英（他们三人都是天津兵）等几个人一看不行了，都红眼了，不用纷说，一人拉住帐篷的一个角，使劲往外拽，扩大了帐篷的面积。

大雨好像要考验我们，叫着号的往下泼，我们几个人在不同的角度使劲往外拉，拉出了帐篷顶上的一道水沟，雨水顺着水沟流下来，从我们每个人的前脖子到脚猛烈地浇下来，但不管雨怎么下，我们谁也不肯撒手。大家都知道，我们手中拉的帐篷就是这些伤员的命，一切都得豁出去了。女兵小张来回跑，帮这个拉一会儿，帮那个拉一会儿，可是她跑到哪就会听到喊声“这不用你，去帮他们吧！”一种无畏的精神，一种无私的奉献，体现了人在非常时期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也可能这种境界在平时根本就很难出现或是很少能够出现。

就这样，大雨下了40多分钟，我们拉了40多分钟，大雨终于慢慢地小下来了，我们几个人都木呆了，拉帐篷的手使劲的握着，裤衩和背心都被冲的走了形，只觉得胃部一阵阵痉挛，眼前直冒金星，但手还在拉着。

机场电话班的战友们趁着此时没有余震的机会，钻进屋子找来几根电话线，大家大家帮忙把帐篷角都系好，捆绑到树上，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腾出手来干别的事了。为了不让雨水往帐篷里面灌，我们又将四边挖出一条排水沟，把水向低处引。此时机场电话班已沟通了与军部的联系，并向军部报告了我们在此地的情况。首长们指示我们要把送来的伤员照顾好，还说让我们做好准备接纳更多的伤员。

根据情况，我们一方面清理没受伤的人，将他们请到外边去（大部份是一些灾民，没办法呀，就得这样做），另一方面将我们自己的伤员集中，腾出更多的地方安排其他伤员，受伤的战友们很理解我们，看我们为抢救他们都不要命了，个个咬着牙，忍着痛让我们搬动，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情：让更多的伤员进到帐篷里面来，多救一个是一个。 

宫生杰喝下夺命水   烧灰工气绝了人生 

我有了一点喘息的时间，就赶紧跑到我的老乡宫生杰身边，只见他双眼发直，呆弱的目光毫无表情，身边有个受伤的战友告诉我说：“刚才他管电话班的战友要了一张纸，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

“信呢？”我忙问。

“交给电话班的战友了。”

“那就好，肯定能寄给他家里人”。我心想，他砸的这么重，怎么还居然能写信，他写了些什么？他是否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在向家人倾吐些心里的话，真可怜！因为当时事太多了，我并没有去追问信交给谁了，赶快蹲下身去喊他，看到他嘴角直动，象是要说什么，我就趴下身去把耳朵对准他的嘴听着，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他微微颤抖的嘴里发出的声音是：“水、水……”

“对,他出声了,他想要水喝,快给他弄点水。”转念一想“不行啊，生杰呀！不能给你水喝，医生说，内脏有伤的不能给水喝，一喝水就没命了，你要坚持住哇！”

他的嘴角还在动，眼睛直盯着我，分明是说我没有达到他的满意，这时几个战友都围过来了，在看宫生杰的双眼上好像蒙了一层膜，大家都说：“他不行了，就给他一口水喝吧！”

“不行---！”我大喊一声，“等来飞机我就把他先抬上去，可能会救活的”。

“哪有飞机呀！天气不好，云层这么厚”。这些人都是空军通讯兵，知道这样的天飞机落不了地。

“那怎么办呀！”看到小宫这样子我无能为力，救不他不说，又不能按他的要求去做，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小宫伤的太重了，他的五脏六腑都被压坏了，平时都很难救活，现在这个时候更难了。在看他时，见他嘴角越动越小，我就趴在他的胸口听，心脏跳动非常微弱，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了，在这一瞬间，我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想在他临别之前满足他这点小小的要求，想到这我自言自语道：“我要给他一点儿水喝，让他心里好受些，这样他到了九泉之下也不会骂我的”。

大概是听到了我的话，宫生杰那没有光泽的双眼又睁开了，直盯盯地看着我，我知道他的意思，心里在打着冷站儿，不知道下面的事我该不该做。他看到我很为难的样子，嘴角在不停地动着，让我快一点。干净的水已经没有了，只有刚刚下过的雨水了，我找到一个稍干净点的水坑，双手捧起一把水向小宫的嘴边递过来，他一下子张开嘴，此时，我的心如刀绞一般，这那里是水，这明明就是毒药哇！不能给他喝，我猛地把送到他嘴边的水拨向了一边，对他喊着：“不行，不能喝---！”

（小宫是和我同车而来和沈阳老乡，他的笛子和笙吹的特别好，以前军部演节目他也经常上台，我连的杜春荣也会吹笛子，他们俩长在一块比试，都各有千秋）。

小宫看着我，呆弱的目光已经不能在表达什么了，只是盯着我不放过，几个战友都来劝我说：“人已经不行了，我们也救不了他，就让他喝吧，太遭罪了”。

在一串串往事从脑海中闪过的同时，我又走到水坑旁边，捧起雨水，再次走回来，蹲在他身旁，他又睁开双眼（好象我动作太慢了），我的双手在颤抖着，最后我下了决心，终于将双手分开，就这样一捧水倒进了他的口内。

一口水下去之后，他的精神头一下子上来了，竟能轻轻地说一声：“还要---喝---”

“不行，不能再喝了，再喝一口就完了。”索性我不去瞅他了，我生怕他的眼神还让我经受不住再给他水喝，我毕竟是想留一线希望能把分救活（可是当时到处都乱作一团，一个懂医的也没有，怎么救哇）。

就在我左右为难之时，几个战友几乎同时喊：“小宫不行了”。

大家话音未落，只听到小宫内脏哗哗作响，接着看他牙关咬住了舌头，瞳孔也开始放大了，浑身剧烈地抽动了几下，就停住了……

我趴在他的胸口一听，心脏已经没有跳动了，就大喊一声：“宫---生---杰---”，这一喊，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很多人转过身来看着我，因为在我面前死了好几个人我都没有这样，我一下子坐到了小宫的身旁。

强忍着悲痛，我用手把小宫那双没有合上的双眼扶平了，这时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祥，没有一丝的痛苦，可能他临终前喝上了一口水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用上牙咬住自己的下嘴唇，强忍心头的痛苦，为小宫整理一下，将他的头发用手拢了几下，显得整齐多了，再用雨水将他那满是尘土的脸洗了几下，然后将他盖着的军被拉到他的脸上，每个动作都那么轻，那么小心，生怕再把他惊醒似的。帐篷里的人都默默地盯着我，人们不敢大声喘气。真是太压抑了，我真想对着天空使劲喊几声，放一放心头压满的悲痛之情，可是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这是天灾呀，在身旁还有这么多人遭受痛苦的时候，我不能那样做，只能与战友们默默的掉几滴眼泪，让悲痛压在心里。

（二十多年后，我才从宫生杰小时候的一位好友处得知，他临终前的那封信展转多日，终于到了家人的手中，那已是一封遗书了）。

沈阳战友宫生杰在新兵连时的遗照

机场内的伤员在不断地增加，在我们的帐篷旁边又架起了不少用塑料布和雨衣搭起的小帐篷，雨又在断断续续地下着，大地还在不停地晃动着。

电话班的同志们告诉我们说：听军首长说，外围很多部队和医疗队正向唐山开进，但唐山外围的一些桥梁都被震坏了，一时过不来。

这个消息让我们即着急又有了一点安慰，但伤痛开始折磨着受伤的人们，饥渴也向人们袭来，许多人渴的受不了，就趴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喝着刚下过的雨水，这那里是什么雨水，分明是血与水的混合物，受伤的人太多了，鲜血在流淌着，它染红了我们身边的雨水。

唐山机场内仅有的几名医护人员被人们拉来扯去的，药品早已用光了，他们只能为伤员做些简单的外科包扎了。我从一个相识的医生那里要了一包止痛片（只有它了），把它藏在背心里边，准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伤员用。

带着药我往帐篷方向跑回来，一个20左右岁的小伙子看见我，就喊着：“解放军叔叔哇！（实际上我们年龄相仿），让我哥哥进你们帐篷吧，他让雨浇的受不了啦！”

我跟着他走到他哥哥的身旁，定眼一看，不禁毛骨悚然，躺在地上的那里是一个人哪，简直就象一支被烧焦的“山羊”，只见那人被烧焦的身体不过一米多长，手指、脚指、耳朵、鼻子和所有的毛发全部被烧光了，连代表男人的东西都被烧掉了，全身没有一块皮肤，身上被烧伤处在向外渗着血水，一看就让人发惧。

“唉呀！这人怎么烧成这样了？”我问那坐在地上的小伙子。

“咳，我哥是个一米八大个儿，长得可棒了，他是村里烧石灰的窑工，昨天一直忙到凌晨，地震时他离一个石灰窑太近了，窑一倒塌，将烧红的石灰粉浇了他一身，好几百度哇！那还有好？没曾想，他不但没被烧死，还从里面爬出来了，弄成这个样子。父母都被砸死了，我只好把哥哥背到这里，想逃条活命，看样子哥哥的命太难保了。”弟弟说的声泪俱下。

看得出来，这手足之情是非常纯真的。但这个被烧焦的人根本无法熬过去，他是百分之百的特重度烧伤，平时都难逃一死，在这种情况下他必死无疑。但我看在弟弟那肯求的目光和对待哥哥的这份情谊上，也得给他点地方，让弟弟心里好受些。就这样，我将几个受伤的战友向里靠靠，然后把那个烧焦的人抬进了帐篷。大家都不敢看这个人，太吓人了，然后我找了一块破布将他盖上，他竞能对我说了一声“谢谢”，让我的心一下子都有揪了起来。

（求生的欲望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心态，一个已经向死亡之门迈进一条腿的人，此时也依然没有放弃对生的可望，因为人生只能有一次，它实在是太珍贵了）。

第二天早晨，那个被烧焦的人停止了呼吸，他没有喊叫一声，只有弟弟在哭，我们几个当兵的帮着弟弟把哥哥的尸体包裹好，弟弟哭昏了几次，又是我们将他唤醒，一个四口之家，只剩下了一个弟弟。

军部知道我们在机场设了一个“点”，还有帐篷，就都把伤员往这送，运送队的人放下伤员就往回跑，这下可苦了我们几个人。我们不能看着自己的战友被子雨水浇着，就尽量缩小每个伤员的占地面积，往里挤新送来的伤员，几个人忙的不可开交。

这些伤员都认识我们几个人，帐篷内到处有人喊我们的名字，一会儿这个疼的受不了了，一会儿哪个快断气了，人们一喊，我们就跑过去，实际上我们此时也无能为力，只是帮着伤员动一动，他们就满足了，急得我们头昏脑胀的，乱烘烘，就感觉脑袋像个大冬瓜，一点主意也没有。

军部来的伤员把他们带来的啤酒递给我一瓶，一见到这东西只觉得渴极了，咬掉瓶盖就往下灌，一口气把一瓶啤酒喝下去了，这下可坏了，只觉得天旋地转，看人都是两个脑袋，站也站不稳了（那时候喝酒没名，一杯就醉，要是现在准没事，七、八瓶下去照样干活，同事们都叫我啤酒胃〈魏〉，开玩笑），但我能清楚地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心里很明白，自己告诉自己说：“你可千万别倒下，这么多伤员等你救呢”。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叫自己清醒过来，我跑到一个水坑旁趴下去喝了几口雨水，水中有股腥味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喝完水脑袋好受多了，免强支撑着，继续救护伤员。  

马长海伤重失爱女   陈国利丢失觅无踪 

伤员继续从军部运到唐山机场，我连的一名台长叫马长海（北京顺义县人，回族）被人们从车上抬了下来，他身旁跟着马大嫂，这俩人一见我就放声大哭，一下子把我的酒劲吓醒了一半。

先不说他们夫妻二人怎么样，我一看只有他们俩人就忙问：“孩子呢？孩子哪能去了？”

这一问可好，二人哭的更惨了。原来他们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被砸死了。

这个马台长，今年都34岁了，好不容易盼来个孩子，没高兴几天，就被大地震夺走了，他们怎么能不伤心呢。

在看看马台长，伤的好惨哪，整个右眼皮上砸的烂乎乎的，脸上全是血，左臂虎头上被砸成粉碎性骨折，腿上被砸烂了一块肉，连痛带伤心的他不停的叫着。马大嫂头上砸了一个大口子，用手一摸头皮，脑盖骨上露出小碗大的一块脑盖骨，也是血流满面，看着让人害怕，但她的伤显然没有马台长重，所以还能护理马台长。正好我身上有一包止痛片，先每人给了两片，让他们止止痛，可是马台长吃了之后根本不管用，还是一个劲的叫，也是的，两片止痛片这时候也管不了什么事，伤的太重了。

（这个马台长年龄在连里排第三，仅次于指导员和连长二人，资格很老（当兵的资格老就比较牛），就是脾气有点倔，和一些年轻干部搞不好关系，其中就有我前面提到的王德民台长（可能是怕王台长当上副指导员吧），因为我与王台长关系特好，又是连队的干部苗子，所以马台长跟我也不太说话，想起来前不久我还顶过他几句，气的他连拍桌子又是喊，说我技术好点目中无人（也可能是这样，但当时我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知天高地厚，不服管，为这事连长指挥员狠批了我一顿，到现在我的气还未消。

可是现在见到他，我一下子将往事全部忘掉了，就向见到了一个特需要我帮助的人（实际就是这样）。我不用纷说，就开始迅速的帮他包扎伤口，一边做着一边说：“马台长，你放心，有我在保准把你救出去。”

马台长此时心情很激动，也不喊疼了，说道：“小魏呀！有你这句话，我马长海死也甘心了。”

（是啊，在一个人极端困难的时候，能得到别人的一点帮助，特别是能得到过去有过矛盾的人在帮助他，他会非常感激，甚至终生难忘。在唐山地震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后来，我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把他救上了飞机，他伤愈后曾多次请我吃饭，我都半推脱半开玩笑的说：“我不去，吃不惯你们回民炒的菜”。他气的没办法，就大声喊：“我让你嫂子给你炒猪肉---！”“不行，不能破坏你们的民族习惯。”这些都是后话了）。

正在我帮马台长清理眼皮上沙土的时候，他突然象想起了什么事，用右手推开我的手喊道：“快别管我了，快！快去救咱陈国利副教导员，他的两条腿都被砸断了丢在路边没人管呢，快去救他吧！”

“人在哪呢？”

“就在咱连的生产组附近，快去呀！”（我连的生产组就在机场大门口附近，过去连里的战士轮换着在这劳动，养猪、种菜，改善伙食）

我叫上刘树海撒腿就往生产组跑，边跑边想着：陈副教导员，你可千万别叫人抬走哇！，我们要能找到你，你就得救了。

（副教导员陈国利是河南省的人，原是我连指导员，这个人真好，对战士象对自己的儿女一样，战士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和他讲，大家都把他当兄长一样看待。前不久他还代表连队到我们沈阳去搞家访，挨[家看望战士的父母，了解战士家中的情况，向家里人介绍战士们在部队的表现，回来后又向我们一一介绍战士家中的情况。要说他的家也是多灾多难，75年河南发大水，听说他的老家就受了一些损失。陈大嫂是个小学教员，去年因灾未休假，今年正好趁假期带着一儿一女来部队探亲，本来这4口之家过的也挺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会想到，唐山地震使陈副教导员家破人亡。他家4口人仅剩下一个儿子，其中3口震亡了。）

大约用了三、四分钟的时间，我们跑到了生产组，这里也到处是灾民，人们摘着地里的茄子吃，趴在菜地的水沟里喝雨水，一个个都是饥渴难耐的样子。我和刘树海分头去找陈副教导员，在人群里挨个看，都有找遍了就是不见他的身影，我俩都急的要命，人跑哪能去了呢？只好打听附近的老百姓，还真有几个人给我们提供了点线索，告诉我们刚才有几个当兵的从附近抬走一个人，40左右岁，砸得挺历害，恐怕很难救啦！不管怎么样有了点希望。我们想很有可能是机场内有一些认识陈副教导员的战友把他抬走了，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又跑了回来。

可是，事到今日也没人能够具体说清楚，陈副教导员是被谁抬走的，到底抬到哪能去了。

    32年后的2008年初，张建平经多方打听，才将陈国利的儿子小陈锋找到，当陈锋来到北京，受到了老军长曾广富及爱人徐同联和众多叔叔、阿姨的接待。但当他提出要找到父亲的遗骨时，大家都发愁了。因为基本上没有人知道在那么乱的情况下，陈国利副教导员被弄到哪里去了。好多战友陪同小陈锋找了好多地方也没有找到他的父亲，最后只在唐山震亡人员纪念墙上找到了父亲的名字，也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慰。 

大娘跪地谢恩  大嫂惨不忍睹 

回到电话班门口后，大家都问我们俩是否找到了陈副教导员，我们就把刚才的经过向众人叙述了一遍，大家一听心里好像有了点底，当时也就过去了。这时已是中午时分，天气又闷又热，伤员们又渴又饿，没吃没喝的怎么行啊？

我们几个人分头去找机场的熟人，相弄点吃的东西，别让我们救的这些伤员没被子砸死反被饿死了。

（实际上，机场内所有能做饭的地方都没闲着，大米粥，盐水煮茄子不知做了多少锅了，但是人太多了，没做好就被人抢吃光了，人多一均摊就没了，大多数人吃不着）。

我们几个人一想不能到人多的地方去，干脆去机场家属院，这地方离飞机跑道不太远，一般市民不让过，我们几个军部战士，一说就进去了。到了家属院一看，有几个大嫂带着孩子待在自己搭起的小帐篷里，虽然房子没倒塌，但谁也不敢进去，都让地震是破胆了。

我们说明来意，有几个大嫂都很同情我们，她们说：“屋里又是粮食，又是菜的，有的是，就是不敢进去，还有奶粉呢（飞行员伙食好，奶粉喝不了，就带回家去，所以飞行员家里那时候都有奶粉），这时候了，东西还算啥呀，你们快点进去，快点出来，随便拿，别砸着就行”。

我们几个人看看房子的结构，觉得没事，就说：“好，我们就不客气了”。说着几个人分头钻进三、四家的屋里找吃的东西。太好了。找了十几袋奶粉，我还顺手拎出了一个装满水的铁桶，刘树海从另一家拿出来几个碗。出来后忙向几个大嫂致谢，说以后还东西。

大嫂们说：“傻弟弟们，还啥呀，不要了，不够再来拿，都是为了救人”。（实际上飞行员家里都比较富裕，不差这点东西，又是非常时期）

不用说别的了，凉水冲不开奶粉，我们索性就在这把水烧开。大家找了块几块砖头，将铁桶架在上面，又找来几块劈柴就把火点着了，真棒，不一会儿，水就往上翻小泡，实际上根本就没开，顶多四、五十度，人都有等不及了，赶快把奶粉往里倒，用碗去绞绊都不烫手，奶粉打成了疙瘩，几个大嫂哭笑不得，就说：“头一回看见这么冲奶粉的”。唉，非常时期，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尝味道还不错，几个人拎着就往回跑，这下可有了救命的东西吃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路上有人向我们要奶粉，我们说：“那可不行，这是我们冒着命弄出来的，谁也不能给”。说完大家又拎起桶跑，气喘嘘嘘地回到了帐篷边上，一些没受伤的灾民一下子把桶围上了，这下我们几个人都急了，心想我们都没舍得喝，你们围上来十什么？我站在中间用眼睛盯着这几个人，他们全都楞了，一个个都不敢动手。

我对他们说：“这点东西是我们冒死弄出来的，是给伤员喝的，没受伤的人自己到地里摘个茄子吃，别和伤员抢奶粉”。真听话，人一下子全都散了，我们几个人每人拿着一个碗，都盛上奶粉分头去喂伤员，桶放在哪里竟没有一个人敢去动。我们严格把握着有内伤的人不给喝，医生说这些人最怕见水，一见水十个有九个要丧命，小宫就是一个例子。

这些伤员绝大多数是外伤，都平躺在地上，很多人腰折腿断的动不了，我们拿着碗，又没有勺，真不好喂，弄不好还洒一多半，呛着伤员。我一看这样不行，都浪费了，就端起碗来喝口奶粉漱一下口，然后自己含着一口，对准一个伤员的嘴漱给他喝（这种姿势要在平常能把我们的大牙笑掉，可现在谁还笑得起来），反正大家嘴里现在都不是好味，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多喂一个是一个吧。其他几个战友也跟着我学起来了。就是女兵张桂英犯难了，站在那直发呆，我喊道：“小张，别发傻了，你把这几名女同胞全都包了”。

她一听“行”，就同样干起来了。

张桂英（前）与赵东明、张秀华的工作照 

这是当年的张桂英

雷达33团来军部出差的武参谋（是个南方人，大概上湖南人），嘴唇砸的烂乎乎的，找不到准确的位置，我走到他身边时，他也哼哼几声，意思很明白，想喝几口奶粉。我一看，咳，嘴在那呢？怎么喂呀？还好，他自己竟将嘴唇位置找到了，扒开嘴上的伤口，露出了牙。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给他喂了点奶粉。他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小魏呀！请你想办法通知我们部队一下，我可能挺不过去了，另外，我这有一块刚买的手表，请你帮我收起来吧”（当时一块手表是最值钱的东西了）。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一块瑞士产的英格表带在了手腕上，对他说：“你放心吧，我会通知你们部队的，如果你有不测，我会把这块手表转给你的家人”。（后来他被送到了北京空军医院，经抢救保住了生命，手表也物归原主了）。

大约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伤员们基本上都喝到了几口奶粉，帐篷里安静多了，我对几个人说：“剩下的先别动了，留一点儿，困难还在后面呢”。到桶边一看，只剩余能底了，东西太少了，一会儿不得去弄点。

就在这时，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了“好孩子呀！给我点吃的吧，我要饿死了”。

我一下子转过身去，大家也向声音望去，顿时都楞住了。只见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手举着一个很脏的小碗，坐在地上正向这边移动着身子，那情景真象小时候看过的《收租院》中的那尊泥塑的老太太呀！看见她时我们不由得鼻子有些发酸，眼泪直想往下掉，这老太太与我外婆年纪差不多，怎么没人管呢。

老人家干瘦的胳膊上流过的血迹已经干了灰白的头发散的又乱又脏，上身没有穿衣服，一只手举着碗，而另一只手支撑着地，混身发抖好象支持不了多久了，太可怜了。

“老大娘，您怎么不早点吱声呢？”我反问道。

老人无言以答，也许她早就看到我们只顾给自己的伤员喂奶粉了，或许她心里想的是我们不会把奶粉给她喝，所以她才没敢吭声。

我蹲下身去看看桶里还剩一些奶粉，就用我们的碗倒满了一碗端到她面前递过去。老人家接过碗并没有马上喝，而是把碗放到了地上，坐着的身子强扭过来，跪在了地上对着我嗑起头来。

大家一看这情景都楞住了，实再是不敢当，我心里难受，一下子冲过去蹲下身扶住了她，摇着头用颤抖的声音说：“别这样，您的年龄应该是我们的奶奶了，我们应该照顾您的，快起来吧！”说着，我们都流泪了。

我走到一个伤员身边，从他的褥子上撕下一条布给老人围在前胸上，在她的后背上打了一个结，算是一件上衣吧！在场的所有人都瞅着我，我虽然做的很自然，但心里象开了锅似的翻腾着：“这个老人应该是儿孙满堂的年纪了，她的亲人呢？她的儿子孙子呢？怎么一个也不在她身边，她是怎么到这来的？”就这样，我们先把老人安排在帐篷的角落里，她坐在那不时的用眼睛看着我们救助伤员。

不知这位老人是否能挺过这场大地震带来的恶运，也不知道后来是否有人把她送上飞机，我曾后悔过，太忙乱了，没有能够再帮老人家一次，虽然她伤的不重，但她必竟已经70左右岁了。

在帐篷外边不知是什么人、什么时间抬来了一个30多岁的妇女，因为我来回跑动并没有注意到她，直到我再次经过她身边时才听到她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知道喊我名字的人一定认识我，急忙过去，一看真的认识她，原来是营部修理所刘宝山技师的爱人，当时我只注意她的脸，并没有注意她伤在那了，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我就问她：“嫂子，你家老刘呢？”

“他被砸死了，到现在人还没有扒出来呢。”

“是谁把你送到这的？”

“是教导员派你们营的战士送来的。”

“哪你什么地方受伤了？”

“我的左胳膊被砸掉了。”

“什么？胳膊砸掉了？”这时我才仔细地向她身上看去，她穿着一件浅色带小花的的确凉衬衫，左衣袖上已经被血染的呈紫黑色了，再用手摸一下她的左手，已经是僵硬状态了，这分明是一支死人的手。我心里一颤，由于动作大了一些，她的整个左臂都动了一下，我虽然还没有看到袖子里面的胳膊，但我却能感觉到左臂都断下来了。我用力将她小褂的臂膀处撕开一个口子，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支死胳膊，全部变成了紫黑色，骨头支在外面，只有两根筋还将胳膊与臂膀连在一起，很多人看到后都吓得往后退，不敢正眼瞅了，但大嫂却没有多大反映。

我想找点东西把她的伤口包扎一下，可是一看胳膊是从她的腋下根部被砸断的，根本无法包扎，血已经干涸了，就这样她的那支已经死了的左胳膊就耷拉在她的身子左则。

刘大嫂真坚强，一声也没叫，大概已经失去知觉了，根本不知道疼痛了。她说：“躺在这喘不上气来。”我就轻轻地把她扶着坐起来，叫刘树海找来一块木板，把木板斜靠在一棵树上，又从一个死人身下拽出一个破褥子垫在她身下，将刘大嫂扶坐在上面，她说：“好多啦！”接着我又把仅剩的一点奶粉端到她面前。

她却说：“小魏呀！我不喝了，流了那么多血，肯定活不了多久了，只想坐一会儿舒服一点儿就行了，谢谢了，你们自己喝一点吧！”

“嫂子，你先喝一口吧，增加点体力，有飞机后就把你送走，一定能挺过去。”

她见我肯求的目光一直盯着，就喝了一大口奶粉，然后长出一口气，好像舒服了许多，又对说：“我挺好的，快去看看别人吧。”

我点点头，帮她整理了一下衬衣，又将她的散发向脸的两边拨了拨，说道：“嫂子，有事就喊我们一声。”

她看看我，好象要说什么但却没有开口，大概她此时已经感到很满足了（这是她生前给我留下的最后一眼）。

到目前为止，我无法记得自己答应了多少人“有飞机来就送你们走”。我只知道，这些人都应该得到我的帮助，只是我们这几个人力量太小了。真想大声喊：“毛主席！党中央！快派部队来唐山救救我们吧！”可是我又不能喊，我知道，此时的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定比我们更着急，一定会想办法来救我们。 

傍晚余震添灾祸    二师深夜进唐山 

人们在痛苦的等待着，艰熬着。大约在晚上5点左右，又有一次巨大的余震在唐山发生了（后来听说有七级左右）。虽然余震没能造成更大的伤害，可是人们白天亲眼看着地震发生，真有些惊心动魄。

余震发生时，大地一阵怒吼，从远至近，就像浪花一样滚动而来，这时人们根本无法站起来，只好坐在地上，地表面发生着起伏的变化从身下传过，向坐在了船上随波而动，大树在剧烈地摇晃着，“咔咔”作响，好吓人哪。

在这次余震中我亲眼看见了两个可怕的场面，到现在回忆起来还心惊肉跳呢！

在离我们大约三十多米的距离，有一个男子看到余震来了吓的慌了神，不知是害怕还是因为地上面全是雨水，他没敢向别人那样坐在地上，而是站起来去抱一棵比碗口粗一点的树，那知这棵树的枝杆随着地面的变化而前后猛烈地摇晃了几下，可怜的这名男子，还没等他把树抱住呢，巨大的惯力一下子将树杆猛地撞击在这个人的脸上，在大自然的吼叫声中，可能谁也没有听到他是否发出了声音，但我敢肯定他一定惨叫了一声。树杆好像把他的脸撞开花了，鲜血一下子喷到了树杆上和地上，只见他顺势倒在了地上，伸开了双腿，手还没来得及捂一下自己的脸就告别了人世。脑子被撞坏了，死的太暴了。（地震时不管离树多近也不要去抱树，因为树是随地面的变化而摇晃的，巨大的惯力人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碗口左右粗的树，伤有更历害）

还有一个场面也挺吓人的，距离我们不到五十米远，那里有一栋房子在地震时没在倒塌，有十几个市民可能是忽视了余震的危险，距离此房太近了，人们一天没吃没喝了，天又下雨，一个个懒洋洋的坐在或躺在房子附近，在余震到来的一刹那，也有几个人反映挺快，站起来想跑，可是地震时的巨大威力使人根本无法站稳，用力方向都被改变了，站起来的人被晃倒了，向前跑的人被晃回来了，那栋本来就多处裂缝的房子晃了几下后半壁墙“呼”的一下倒了下来，有四、五个人被砸倒了，其中有两个人当场就不动了，另外几个有在地上打着滚大叫，其疼痛可想而知。余震停止后马上有人冲过去救那两个被压着的人，可是没扒几下人们就停住了手，大概是已经没有意义了。

余震引来了人们更大的恐慌，人们开始不停地骚动着，有的市民说：“听说陡河水库的大坝开口子了，水都跑出来了。”

也有人说：“唐山开滦煤矿全都塌了，下面埋了不少矿工，市里很多地方裂口了，往上返水。”

“听说解放军进不来了唐山，四周围的桥梁都震坏了，军车都掉河里了，有的当兵的不会水还淹死不少。”

说啥的都有，胆小的听了肯定受不了，可我们就向没听见似的，有很多市民也纳闷。

又有个市民对几个人说：“瞎传什么呀，你看见水库塌了吗？谁看见地裂口子了。”又指着我们几个当兵的说：“你们看那几个当兵的，他们不慌咱们就不用怕，你看人家的电话，通军部，能和军长直接说话，啥消息不知道哇。”这一说大家到安静不少。其实我们此时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但是当兵的就是有一点不能变，危难时刻冲在老百姓前面，做老百姓的主心骨，有我们在，就让他们心里有底。

天色渐渐地黑下来了，有一些伤员坚持不住了，大家眼睁睁地看半伤员们疼痛难忍却无能为力。军部作战处的朱参谋，内脏有伤，却偏要喝水（也可能是知道自己不行了），有人见他渴的太难受了就给了他几口雨水喝，时间不长就死了，死时瞪着一双眼睛好像还要说话似的，别人都吓的跑得老远，我走过去把他的眼睛合上，然后把他抬出了帐篷。

军首长的警卫员叫熊XX（是个四川兵，我是通过好友郭文章认识他的），头上砸了一个很大的紫包，我估计脑袋里面也砸坏了，他一直喊着：“疼死了，疼死了”，后来声音越来越小。电话班的同志们把他抬到一张桌子上，头下还垫了点枕的东西，因为他叫的声音小，谁也没注意他，后来我发现了他，见他一只手搭在胸前，另一只手耷拉在桌边，人早已断气多时了。我们几个人又找来一块布把小熊的脸盖上，连同桌子一起抬到了帐篷边上。

天色已经大黑了，帐篷内的伤员们都有不停的呻吟着，可也是的，都一整天时间了，好像上级都没什么动静，就让我们这些人干熬着，但我们还不能发牢骚，也不能乱猜测，因为我们是军人。

借着电话班总机台上干电池的灯光，我找到了张秀华和李素华呆的地方（这俩人平时也总在一起，现在秀华砸伤了，小李受的是轻伤，就由她照顾了），忙了一整天，也没顾得上问问她们怎么样了，喂奶粉的时候她们都是由小张照顾的，她们也看到我们太忙了，从未喊我们一声。

张秀华还是很平静地躺在那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我能看清她的脸已经被洗过了（大概是李素华干的），头发梳的也挺整齐，从表情上看，她比早晨的情绪还要好些，我还以为她的腿能有知觉了，心里暗自庆幸，就蹲下身去问她：“怎么样？秀华，这回腿有知觉了吧？”

满以为她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可是真没想到，她却说：“没有知觉，只觉得腰有点疼，好像身底下有东西搁着，素华告诉我说，下面辅的很平，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是咋回事呀？”

我心想：这下坏了，10多个小时还没有知觉，肯定是腰椎砸坏了，中枢神精断了（因为我小时候胳膊折过，经常去医院，碰到过建筑工人被子砸断腰的，动不了了，医生就说是腰椎上的中枢神精被砸断了，人就永远站不起来了）。太可怕了，一下子联想到眼前的张秀华，一个曾经活蹦乱跳能歌善舞的女孩，昨天还和我们一起排练节目，今后会永远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老天爷你真不公平！

黑暗中我想弄个明白，不由得又用手去摸她那两条冻凉的腿，这时她也自己去摸自己的腿，恰巧两手相碰，我们心照不宣，互相握着对方的手，一语不发，黑暗中秀华这回掉下的泪，她的心也在抽促着，这些信息都是通过她的手传递过来的。这样停了好一会，我终于用另一支手轻轻拍拍她的手，对她说：“坚持住，不要让旁人看到你的眼泪。”我好像已经没有别的话能安慰秀华了，只觉得心里好难受。有什么办法呀？部队不来，飞机也不来，人送不出去，又没有人给她治疗，只能在这挺着。

实际上李素华已经看到我们都在伤心呢，就提醒我说：“嗳，魏哥们，别光在这伤心了，想点办法到机场找人弄点吃的东西吧，都把我们饿死了。”

对呀，中午喝那么点奶粉，现在早没了，素华要不说，我们都忘记饿了（要说这事，过去可有些笑话，以前我们在一起练节目，经常会到很晚的时间，女兵饿了就熊男兵，‘嗳，哥们，太饿了，怎么练节目哇？’你说也怪，听兵同胞说饿了，几个傻哥们宁可自己挑钱，跑到两公里外的唐山红宴饭店去买包子，也没人喊累。当然女同胞们也挺够意思，总让家里往部队带好吃的（都是偷着带，天津，北京离的又近），也没少喂劳男同胞。有时东西少了就偷着吃，一次我们偷着喝她们带来的咖啡（那时候咖啡是新鲜东西，见不着哇），叫王文艺看见了（前面提过他，也参加过文艺队），他问是什么？我说是汤药。他闻了闻，觉得味挺好，就大喊一声：“我也要喝汤药---”。从那以后，碰见谁偷着吃东西，大家就说，我要喝汤药，大家就明白了，又有人偷着吃好东西的了）。

疼痛和饥饿在折磨着这些伤员，实际上我们这些没受伤的人身上也都多少带了一些伤，只是在这个时候感觉不到疼痛，但饿谁也受不了。我与王国良商量要去机场找熟人弄点吃的来，挺过今天夜里，明天肯定能来部队，一定会有吃的东西。

大概已经有晚上9点多钟了，我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向机场指挥连走去，那有好多熟人但是根本没有吃的东西，都被那些可怜的灾民抢光了。有人告诉我们快到抗震救灾指挥部去，那里肯定有吃的东西。一听“抗震救灾指挥部”，我问道：“什么时候成立的？”

“听说是下午成立的”。

“好，我们就到那去，说不定还能探来点好消息呢。”

指挥部建在机场跑道旁，离这远一些，那也得去呀！路上到处是人，有活的，但更有死的，有的活着在泥泞的草地里哼哼着，连呼救世主命的劲都没有了，我俩什么也不顾了，深一脚步，浅一脚的往指挥部跑，一会就到了。

指挥部设在机场旁的几个大帐篷里，外边有人站岗（我心想，竟摆谱，现在还站什么岗啊）。我们不管那套，进到里面找吃的。就听到里面乱烘烘的，一会喊“西北井不行了”，一会又喊“小山砸死三百多人”，再过一会又是“迁西上水了”。我们顾不了那些事了，眼睛到处寻找东西，也没人管咱们，一抬头，看见我连的杜春荣（沈阳人，73年兵，我的老乡）正好坐在帐篷里，他背着了个“八八四步话机”，担任机场指挥部到唐山市内和军部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是从军部下午派过来的。这下可好了，我们内部也有人了，更不用怕谁了。我们对他说明来意。他告诉我们：别着急，马上就有人送大米粥来。好，这还有大米粥喝呢？就在这等着。可我们刚坐边上的椅子上一小会儿，就听到有个女人（实际是个女医生）大声喊着：“张大夫，快过来吧！她生不下来了，怎么办呀？”声到人也进来了，她两支手上全是血，很是着急的样子。

原来一个男医生（就是女医生喊的张医生）正在指挥所的帐篷里为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包扎伤口，听到喊声就停下手。那个领导也说：“先别管我了，赶快去看看那个产妇”。

男医生赶紧随女医生出去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跟出来了，这时有好几个医生、护士模样的人跑进一个帐篷里，我们很清楚的听到了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声，听到男医生喊：“快给好打点麻药，做剖腹产手术”。

我俩和几个站岗的战士听到那女人的叫喊声，都觉得毛骨怵然，帐篷内乱了一阵，慢慢静下来了，时间不太长（也可能是我们太紧张了忘了多长时间），就听到几声“叭、叭”的响声，真的听到了一个小孩“哇、哇”地叫起来了。

一个站岗的兵说：“哎呀，可算生下来了，那个大姐折腾坏了，要不是指挥所这有两个医生，她可能会被疼死”。

（在这次地震过后，唐山机场（实际上整个唐山）延生了上百个新的小生命，他（她）们基本上都以“震生”、“军生”、“党生”而命名）。

过了10多分钟，机场的几名战士送来两桶大米粥，我和国良上去就拎起一桶放到身边，几个战士看看我们说：“你们是哪的？”

杜春荣说：“是军部的，军部有二百多伤员都没吃东西呢。”

有个首长模样的人说：“给他们一桶，这有一桶就够了。”

呀！这个首长挺够哥们，还能想着我们，不容易呀！（实际上那个时候做领导的对老百姓和当兵的都非常好，可不象现在了）。

几个战士看看也不敢说什么，就叫我们拿了一桶粥（你可知道，这时候的一桶粥能救活多少人）。

国良对我说：“魏哥们，咱俩先喝一碗再走吧，实在走不动了。”

我说：“行。”实际我也想先喝一碗再走。

粥太热了，就盛上一碗放在地上凉一会，两碗粥还未盛完呢，就听到外面来了不少汽车，有前面汽车刹车的声音，接着就见一个军官跑进了指挥所，高喊一声：“报告，我们是炮二师的，要到军部去，不知怎么走了。”

还没等指挥所人说话，我就冲过去了：“是天津炮二师的吗？”（天津炮二师是我军所属的部队，我估计这可能是外市第一个进入唐山的地面部队了，正常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从公路进入唐山，不会找到这里来，大概有些异常情况）

“对！”

“那好，我送你们去。”我转过头来告诉王国良：“你快把粥拎回去喂伤员，我一会就回来”。说完就冲出指挥部。

外面停着七、八辆解放牌大卡车，满载着当兵的，我一看可乐坏了，心想这下军部的人可有救了。跑到第一辆北京吉普车前我拉开车门，看到副驾驶坐上有个首长，也不管多大官了，“你到后排坐去吧，我给你们带路去军部。“

“好，好“他连说好几遍，就挤到后面去了。

车刚一开动，我就说：“天津这么近，怎么刚到哇？军部的人压在下面一整天，可能现在死的也差不多了。”

几个就说：“天津震的也挺历害，解放路倒了不少房子，下午才知道唐山更惨，就赶紧往这跑，路上的桥都震坏了，过不来呀，绕了好我冤枉道，就是找不着哇，最后好不容易绕到这，可是不知道怎么进唐山了。”

这时候的马路上别提多惨了，到处是死人，把司机吓的手直发抖，首长安慰司机：别害怕，开稳点。这开稳点包含了几层意思：如果让开快点又怕碰着躺在路上的人中有活的；如果让开慢点吧，军部还压着那么多人急着去救，所以只能说开稳点。

躺在马路上的人太多了，又怕里面有活人，首长就喊了几个战士下车去探路，往边上拉死人。这些战士刚进唐山就看见如此惨烈的情景，都吓坏了（和平年代的战士，没见过多少死人），见到死人更不敢上前。当然可以理解，他们也是人。

我一看就着了急，跳下车也跟着拉，嘴里还喊着：别害怕。可是拉了几个一看全是死人，就喊：别拉了，这样下去明天早晨也进不了唐山，慢点往前开吧，尽量躲着点开。

首长也说：“绕开点，最好连死人也不压着。”

就这样车在马路上画着龙，向市内开进，有时也能刮着个巴的死人。开了快一个小时，终于到了军部临时指挥所。

那个被我挤到后排坐上的首长赶紧跑下车，向军首长报告说：“报告军首长，炮二师师长率三百名官兵前来报到，请军首长指示。”原来是师长啊，后面还坐着师政委，我暗中好笑，他刚才被我挤到后排了，还让我埋怨了一顿呢。

军政委杜镜秋命令他们立刻行动，开始救人。这三百多人分成几伙儿，在师长政委的带领下马上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断电话急煞朱民义    雨夜里接线保畅通 

    军部临时指挥所设在军部大院西门口处。说是指挥所，实际上是一顶帐篷里坐着几个军首长，围着白天架起来的临时总机台（电话接线机），他们身边没有可以指挥的兵了，已经都被派出去救人了。

军指挥所里几名军首长也有的受了伤，听说张副军长受的伤最重，已经派人送到唐山机场去了，另外还有一名军后勤部的白部长已经牺牲了。张副军长（张朝一，四川人，从小参加革命，曾经担当过红军时期中央警卫团的警卫员，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站过岗，有时候他在指挥所值班，看到大家没事的时候，说给大家讲过去的故事，他说那时候毛主席、周总理都叫他们“小鬼”，困难时期毛主席他们和大家一起挨饿受冻，有点吃的总喊“小鬼”吃一口。周总理和大家一起纺线、种地，还经常告诉大家困难是暂时的，坚持就是胜利，日子虽然过的苦点，但心里边舒服，打仗的时候，军官都冲在前面，牺牲的也持别多，战士们有不怕死的官领导也都有股傻劲，不把死当回事，所以跟毛主席和共产党干革命没有不成功的。后来在90年代，政府要组织这些老同志回故乡看一看，因为心情太激动了，老人家竟在回故乡的头一天离开了人世，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和白部长都是老红军，他们过去跟着毛主席打天下，枪林弹雨全都闯过来了，没想到一个唐山大地震伤的伤，死的死，这就是天灾。

指挥所内的电话线是有线连外线排的同志们中午赶回来架设的，用的全是备复线（没有电线杆上电线结实，属于临时性的，当时只能先这样办），从军部指挥所拉到唐山市外与电线杆上的电话线接上，这样与北空接通发电话，传达着各种信息，这应该算得上是一条救命线了。

指挥所里有三名女兵，有两名坐在总机台前，一名是南京兵朱民义（73年南京兵，本是载波站的人，可现在载波站彻底毁了，只能帮着电话值班了。她现在是南京鼓楼区妇联的一名干部），另一名是北京兵冯骏（73年兵，现在是北京贵宾楼饭店的工作人员），还有一名是天津兵杨福荣（75年兵），她的脚踝被砸坏了，伤的挺重，整个脚都能转45度，肿的挺老高，不敢动窝，没有药还得干挺着，与朱民义、冯骏换班为首长接线。

这条电话线上接北空司令部，下接唐山机场（就是我们搭帐篷的那个地方）和唐山机场抗震指挥部（就是我们要粥的那的地方），是向北京汇报唐山灾情的一条重要通讯线路。电话里不时的传来北京中央首长的声音，很多首长是通过这条线路了解灾情的布置救灾工作的。

本来我打算送完炮二师的救援队伍就立刻赶回机场去的，但高副军长说：“小魏，你先别走了，这里也需要人，电话线经常断没人去怎能么行，你在这顶一会儿，等外线排回来人你在走也不迟。

“好，我在这，正好现在天黑，伤员们也不会有太多的事”。我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心里还是惦记着机场的那些伤员。

因为这条备复电话线架的太忽忙了，都绑的比较低，天又下雨，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经常剪断电线绑塑料布，搭帐篷用，挺长一段线，又没人管，经常造成指挥所与外界断线，影响中央首长与唐山的通讯联系。接受了任务后，我知道，今天晚上只有在军部过夜了。

杨福荣看到我，问了些机场伤员的情况后，突然她问我：“你饿不饿呀？”

“傻丫头，我都一天没吃东西了，你说我饿不饿呀？”我大喊一声，这时又觉得饿劲上来了。几个首长都吓了一跳。

小杨说：“你要跟我够意思，我就告诉你那有吃的，行不行。”

“唉呀，还什么够意思不够意思的，我都快饿死了，你还不告诉我，你才不够意思呢！”

她趴在我耳边说：“你要够哥们，等到吃完东西帮我找块布，把我的脚给包扎上，怎么样？”

“唉呀！这算什么呀，我先给你包上。”

她说：“不忙，你往那看”，边说边用手一指：“你看那边，有个筐，里面放着好几个馒头了，还有咸菜呢，帐篷后面还停了一辆救火车，那里面装着遵化机场（在遵化县马兰峪附近，是我们军管辖的机场）送来的水。”

我心想下面部队的领导就是会给首长溜儿虚，连吃带喝的真不错，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也得先把肚子填饱。我一下子把答应小杨的事全忘了，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指挥所的帐篷，拐到救火车旁边，歪着头张口对准水嘴处就喝了起来，太过隐了，心想一会我还得想办法带点走，机场伤员就是缺水呀！

喝了几大口水后，我又找到了馒头筐，顺手抓起两个馒头，刚要吃，就听见朱民义喊道：“小魏呀！快回来呀！电话线又被人剪断了，跟我接线去吧！”

嘿！一到我吃东西之前就有事，还是都挺重要的事，这是老天爷不想让我吃东西呀，那我就先不吃了，我又跑了回来。

这时朱民义已经拎起了线拐子（缠备复线用的），跑到门口了，她是个急性子人，平时和小伙儿子差不多，干什么事干脆，你看现在，派上用场了，跑的还挺快，已经出大门了。

还是我比她跑的快一点，几步追上她，抢过线拐子，我俩顺着电话线往前找，也不知跑出了多远。

路边有很多死人躺在地上（活人这时候都搭起小帐篷避雨去了），我俩也忘了害怕了，就是顺线往前跑。一些市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都从小帐篷里面钻出来问我们：“怎么啦？跑什么呀？一男一女的，向疯子似的，又出什么事啦？”

当年的朱民义与谷宇平在工作

老百姓这么一问到是提醒了我，我急忙对小朱说：“小朱哇，咱们俩得把情况告诉市民，就说这条线通到北京，是条救命线，让他他们们帮咱们护线。”

“对，你怎么不早点来呢？让我们跑了好几趟了，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

“喂---市民们注意啦---，这是一条电话线，是通北京的，中央首长是通过它了解唐山情况的，正在想办法救我们，大家不要再割线了”。我们边跑边喊着。

还真挺灵，这么一喊，一些老百姓也跟着喊起来了，“不要割线了，那是电话线，还要靠它救命呢---，咱们大家帮着护线，谁也不许割了”。这下可好了，老百姓动员起来了，我们的事就好办多了。

我和小朱不知道跑了多远，终于找到了断点，中间被人断掉了10多米长。我们俩先接好了一头，然后我将线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挂就往树上爬。树上全是雨水，特别滑，小朱就在下面往上托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爬上去，为了防止线再次被割断，我就往高点爬，树枝把我的身上划了很多口子也全然不顾，绑好后就往下滑，滑的速度太快了，把肚皮上磨掉一块皮，疼的我“嗷”的一声蹲在了地上，小朱忙说：“怎么啦？是不是摔坏哪了，让我看看。”

“不让你看，一看就更疼了”。

“真是的，到底摔哪了？”

“肚皮磨破了，又不是什么大伤。”

“不让看拉倒，咱们还得接另一头呢。”

忍着疼，我俩又到了另一个断点，先把线接好了，这时候我连累带疼的也没有劲往上爬了，就站在那发楞。

小朱看出来了，就说：“来，这回让我上。”

“不用你，一个女的，能上去吗？”

“好哇！你看不起我，非让你看看不可，先托我一把。”

我看她不服气，就托了她一把，还真行，她还真的爬上去了，树枝刮的衬衣直作响，我忙说：“注意点，树上太滑了，别摔着哇。”

她爬的比我还高，不一会就把线绑好了，顺着树杆往下滑，可是越滑越快，刹不住了，我想去接她一把，还没等接住，她已经坐到地下了，墩的“哎呀”一声。一看更惨了，衬衣上的扣了全刮掉了，前面成开衫了，弄得我哭笑不得，她可真行，一下子把衬衣脱下来，竟不顾身边还站着一个呢（大概全都忘了），非常时期人们可能会把平时看的很了不起的事情看的很平淡。我到吓了一跳，以为她要把衣服扔了呢，可她却把衬衣往前面一轮，把两支手往里一插，嘿！成了衣裙了（象小孩的兜衣了），然后对我说：“帮帮忙，把后面系上。”

我只好从命，把后面系好后，可后背还露着呢，非常时期还管那么多，回去再说吧。等我们跑回指挥所，里面的人都被逗笑了。

二招内县长被子压  小路边大嫂求救 

一个小小的插曲刚刚过去，电话恢复了正常通话，因为有了市民护线，可能不会再被弄断了吧。我坐了一小会，冯骏又提醒我说：“还饿不饿了？” 

    “对呀，我还没吃东西呢,能不饿吗。”

我托着疲惫的腿又转到帐篷后面去找那个馒头筐，到了救火车旁我先喝了几口水，又洗了洗满是泥的手，走到馒头筐旁，刚拿起两个馒头，还未等开吃，突然又听到不远处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

我又一次放下了手中的馒头，站起身来，看了看出声的地方，是在我的西面，这里应该是唐山市委第二招待所的位置（军部大院西墙与二招隔墙相临），那里地面上躺了不少人，其实那个喊救命的人并无什么目的，可能是他都喊很长时间了也没有理他，一听到有动静就叫两声，正好被我听到了，也不能不管哪。顺着声音我往里面走过去，因为有不少人泡在雨水里，可以断定大部份人已经死了，但还是有个人向我的方向伸了伸手，可能是怕我害怕，就喊着：“我还活着呢，救救我吧。”说心里话，现在见到死人或踩着个死尸对于我来说很不见怪了，我根本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

我来到了那个人的跟前，蹲下身去，问道：“是你在喊吧？你有什么事？”

那个人对我说：“我是从某某县（记不清那个县了）来唐山开河北省棉花工作会议的，和我们县长一起住市委第二招待所了，那曾想，赶上地震了，我把腿和腰都砸坏了，是自己从废墟里爬出来的。”

我低头一看他的腿上还有不少血迹呢，就问：“你们县长呢？他出来没有？”

他看着我答道：“没有，我和他睡在一个房间的里外间，地震后就互相隔开了，谁也看不到谁，我忍着疼痛从里面往外爬，还能听到县长断断续续的呼救声呢，我敢肯定他没有死。可我现在这样，也救不了县长啊，求求兄弟啦！能不能找几个人把他救出来，我都快急死了，兴兴好吧！”

这个要求高吗？不高，一点也不高。救人于危难之中，是我们做人的起码准则，我们军人更是义不容辞，这要是在平常，很多人都会伸出手，想办法，帮他把县长救出来，我更会挺身而出，可是现在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看着那半躺半卧的唐山第二招待所，好象随时都会继续倒塌下去，上面还悬挂着几个死去的尸体，那里面肯定还压着不少人，不止是一个县长，这里面的人都应该尽快救出来，但我现在做不到，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而现在进入唐山的部队只有炮二师的三、四百人，正在抢救军部的人呢，这些人在军部一散开就显得人手还少的很，因为到处是需要救的人在呼救。

我还能说什么呢？此时这个人的心情我是特别理解的，如果他没有受这么重的伤，他一定会自己冲进去救县长的，可现在他自己也无能为力了。

我只好安慰他几说：“同志，你放心吧，等天一亮大批解放军就会来的，如果县长砸得不重，一定会被救出来的。”

他也知道我一个人无法救他的县长，就说：“我也知道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救咱们县长，就是心里太着急啦，我们县长人才好呢，老百姓的事他都有当自己家的事办，这样的县长不多呀，所以我不想让他死，他要是死了，咱们县的老百姓可受不了了。”

是啊！一个好县长能赢得老百姓如此爱待，是他这个老百姓“父母官”的荣誉，我们不应忘记他，应该抢救他，只是我们现在做不到。

“解放军快来呀！还得靠咱解放军啊！”那个人又说。

“我想可能快到了，急也没用，再等一等吧。”

说着，我把那个人从原地拖出了10多米远，离那座危楼远了一点，又转回军部指挥所旁给他拿了两个馒头，并找了个瓶子给他打了一点水，才离开了他。

此时的唐山第二招待所非常静，它好像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正在等着解放军来救人呢。不知那位县长最后是否能被解放军救出来，也可能在大部队进入唐山之前他就已经……

我又一次回到指挥所旁，拿起了馒头，坐在角落的草垫子上吃了两口，这时我的两支眼睛也打起架来，脑袋了沉，迷迷乎乎的好像在做梦，眼前到处是救人的场面，到处都有呼救的声音。

过了一会，我好像在梦里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呼救：“快来人哪！帮我一把吧！”声音虽然很弱，但我听的很清楚，一下子被惊醒了。我赶紧用手碰了一下朱民义：“听到没有，好像有个女的在后面喊呢？”

她正在接线，听我一问，就告诉我说：“喊挺长时间了，没有人管，你快去看看是谁。”

“又让我去，人家都快累死了。”我很不情愿。

“我太忙了，又不能叫军长政委他们去呀，快去看看吧。”

坐在边上的高副军长也说：“是有个女人的叫声，好像就在后面，快去看看，给点吃喝”。我心想，你怎么不起来救人呢，还说呢。（其实副军长腿也受了伤，我是后来才听说的，也不能怪我当时这么想）。

这时声音又叫的大了些，我一看就得我去了。就慢慢站起来，拿起了总机台上的小手电，晃了晃沉惦惦的脑袋走出指挥所，顺着声音走过去，真是有一个女的躺在路边上，四周无任何遮掩的东西。身旁还有几个人不知是死是活，她披头散发的，躺在地上，一床军被一半铺在身下，一半盖在身上，唉呀！不知她这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就躺在的湿乎乎的地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很多人也是没有铺盖东西还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呢，这个时候就是一种艰熬，能活着挺过来就是一个最大的胜利）。

走到她身边后，我拿着手电照了照她的脸，仔细一看有些面熟，原来她是机要处一个参谋（忘记姓名了，当时已经震亡了）的爱人，来部队探亲，这几天有时上下班能碰到他们在一起散步，所以面熟。

我用手电照着她，可她并不能看到我，却用眼睛盯住我说：“救救我吧！”

“大嫂哇，你伤在哪了？怎么躺在这呀？”连一棵树都没有，白天怎么熬过来的呢，我心里想。

“我是刚被炮二师的同志们救出来的，才半个多小时，我的骨盆可能被砸坏了，整个人都动不了，唉！也是的，又赶上这两天来‘身子’了，太难受了。”

听到这我对她后面说的话有些似懂非懂的（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开春时到农村帮老百姓插秧去，有些女同学不爱干就说：“老师，这两天不舒服，请两天假。”老师满口答应。男生一看就说老师偏向，老师硬不承认，说女生情况特殊时，不能下水田。我是班长，就私下里和老师变理，老师说：“你呀，什么都不懂，等长大就明白了。”哪时候中学生也不上生理课，又没电视，父母也不给说，啥都有不懂，但过去听老师说过，还是朦朦胧胧的）。

不用说别的了，干脆问她说：“大嫂，你想让我帮你干什么，就说吧，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大嫂说：“唉，我下身太难受了，身下面好像有东西硌得慌，混身都疼，你能不能帮我动一下，把我身下垫点东西行吗？”

“哪有啥不行的，你等我一会，我马上就回来。”说完，我就跑到一片有人躺的地方，我想那里肯定有的人已经死了，可以把死人身下垫的东西拽出来，给大嫂垫上就行了。找了好一会儿，东西都是湿乎乎的，好容易找了一个死人盖着被子稍干点，上去一拽，只听“啊”的一声，可不得了了，这个死人大喊起来：“谁拽我的被子啦……”

嘿呀！原来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死，倒把我吓了一跳。我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扭头便走，其实这时候有什么对不起的呀。

我还得接着找东西，最后找到一块稍干点的被子，就抱着被子跑到指挥所旁，想找个女同志帮我一把，可到那一看，电话太多了，朱民义和冯骏两个人一起忙着，根本不把我当回事，看都不看一眼。杨福荣脚脖子有伤，倒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几个军首长也没法叫哇。嘿呀，好像这里只有我一个活人似的。

没办法，我又一个人抱着被子回到大嫂身边，先把被子铺在离她一尺远的地方，试着想把她抱到被子上，然后在托着被子走，就能找个平坦一点的地方。可是她一点都不能动，一碰就疼得直叫，这可把我难坏了。

她自己也说：“要是有俩个人就好了，把我平抬过去就行了。”

是啊，可我上那去找人呢，炮二师的人都在抢救楼内的人，没人来帮忙，我还得一个人想办法救大嫂。

我把手伸到她垫的被子下面一摸，还有许多石头硌着，人躺在上面太遭罪了，我得快点把她搬走。

大嫂说：“被子不能要了，你把我抱过去就行了。”

“那好吧”。我把一只手插到她的脖子下面，另一只手刚往她的大腿下一伸，也不知是泥水还是血水沾了我一手，我赶快又把插到她脖子下面的手抽了出来，拿起手电一照，唉呀怎么全是血呀，又用大声问了大嫂一句：“什么地方伤了，这么多血？”

大嫂苦笑一声说道：“你真是个傻老弟，怎么啥都不懂。”

经大嫂一说，我好像又懂了点，干脆别再问了，先把大嫂弄过去就行了。我对她说：“大嫂，你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我再用双手托住你的腰和下身，就能把你抱过去。”

“好”其实大嫂也是在鼓励我。

就这样，我把双脚跨在她的身子两侧，她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双手托起她，一点点地向被子边挪动过去。实际上她并不太重，只是伤的挺重，使劲咬着牙，双手直发抖，她肯定是非常疼痛，只觉得她心跳得特别快，但并不喊叫。

帮一个受伤的人还这么难，我们俩个人的心都“咚咚”地跳个不停，好像都能听着回声，我慢慢得把大嫂挪到了被子上，终于成功了。

放好后我又拽住她的被角，把她挪到一棵大树下，那里干净多了，还很平溜，大嫂挺满意，连声说：“快歇会吧，把老弟都累坏了，谢谢你了。”

我一下子坐到地下，老半天没出一声，累死人啦！过了一会，我又站起来走到她原来的被子哪，用手撕开布从里面拽出一些棉花，递给大嫂说：“快擦擦伤吧”其实那里是伤，我分明又说错了。

大嫂说：“这回好受多了，真得好好谢谢你了”。

“不用，谢什么，应该的，指挥所里有人，如果我不在时，我会告诉她们照顾你的”。

（后来，大嫂被送到了北空466医院，通过医生的治疗，她恢复的很好，见到我时她就和几个女护士说着什么，然后她们就“哈哈”大笑，弄得我莫名其妙。终于有一天，大嫂看看左右没人，就把我叫过去说：“来，傻弟弟，嫂子今天告诉你那天你救我时，为什么我身底下有那么多血。”我一下子明白了，她们为什么总看着我笑。反过来我看着大嫂说：“你还笑呢，一想起那天，我就想哭”，经我一说，大嫂的笑容一下子不见了，这句话把她带回了深深的痛苦回忆之中，其实说完后我马上后悔了，可是话以出口，难以收回了。）

我回到指挥所，趁着军首长用电话的时机，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小朱和小冯，小朱说：“正好这有点手纸，我给她送去。”

过了一会，指挥所里的气氛有些活跃了，军首长们在议论着什么，我急忙跑过去听，原来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询问道：“如果明天派大批的飞机去唐山救援，唐山机场的接收能力如何？由谁来指挥飞机”。

几个首长几乎同时对着话筒喊起来：“没问题，明天早晨就让曾广富副军长去机场指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执行了飞行摄影任务，是一名王牌飞行员，也是一名高级飞行指挥员，后来当了我们的军长，还当过沈空、北空副司令员，少将军衔。五六十年代，如果派他去福建轮战，国民党飞行员都怕他），我们把军用收音机都撤出来，除波音飞机外，什么飞机都能落（当时国内没有太大型的飞机），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一定保证飞行安全。

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激动的好消息呀，明天唐山就有救了（还什么明天那，现在都已经是七月二十九日的凌晨了），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个小时过去了，在这二十个小时里我到底经历了多少事情，到现在已经无法全部记起了…… 

七月二十九日 ——生灵再继续毁灭 

    “七、二八”过去了，时钟又从零时开始了，“七、二九”又将是一个什么日子？增援部队是否能开进唐山？中央领导刚才答应的飞机能顺利降落吗？那么多的伤员该怎样往出转移？现在还被埋在下面的战友们还有生还的希望吗？这一个个问号呈现在我的脑子里，全都没有肯定的回答。 

勤务连死亡数过半  无线连楼内有呼声 

    虽然此时正是盛夏季节，但与头两天相比凉多了，因为总是断断续续的下雨，后半夜凉意更浓了，我坐在潮湿的草垫上打了个盹，突然身上打了个冷颤，便惊醒了。看见几个军首长和三名女兵此时因电话已经不太忙了，也都精打彩的耷拉着脑袋。这时电话里还不时的传来北京与唐山机场临时指挥所通话的声音，大概也是安排天亮以后派飞机支援唐山的事。这肯定又是一场硬仗，几十万的灾民需要吃喝，还有几十万（唐山自报伤残人数为16万，但是当时转移出去的最少在50万人左右，这是我们军部按飞机数量和机型粗略统计的情况）的伤员需要转移出去，铁路桥、公路桥都震坏了，把整个唐山孤立起来了，只有靠飞机救灾了。这将是对我们空军特别我所在的军部和机场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具后来飞行指挥实施情况看，我们军特别是唐山场站创造了空军飞行指挥调度史上的奇迹，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接纳了上千架次的飞机，落地间隔有时达到仅有的34秒钟，为唐山人民立了功，为我们空军争了光）。

大约能有凌晨2点左右，突然炮二师的师长风风火火的跑来了，他向军首长们报告说：“在勤务连的楼边上挖开了几个洞口，里面有很多人现在还活着呢，但因他们住在一楼，地形太复杂了，一时救不出来，里面的人都渴坏了，要想办法给他们先弄点水喝才行。”

“快把救火车开过去，车里面还有瓶子，先让他们喝点水，保持体力，然后尽快把他们救出来。”军首长们说。

这个时候又跑来一个人，自称是军医（实际就是军医），他大声喊道：“慢点，大家注意了，听我说，现在压在下面的人已经有22个小时了，他们在下面这么长时间肯定都已经‘脱水’了，如果我们一下子给他们许多水，他们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就使劲喝，有些人神志已经不清了，会抢着喝，喝的时候挺痛快，从医学上讲那样就坏了，特别是有伤的同志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怎么办哪？又不能马上全都救出来，人也会渴死呀”。

“我有个办法”，军医说：“让我们来的战士，把自己带的毛巾都拿来浸满水，然后我们把湿毛巾从洞口传进去，里面的人能从湿毛巾中先得到一部分水，又不能一下子喝的太多，先补充一点，救出来之后，由医生指导用水。”（原来缺水时间长了，还这么麻烦，不能一下子喝太多，这还头一回听说过，这也是一条经验）。就这样，战士们都把毛巾拿到救火车旁浸满水，又跑走了。

勤务连的楼紧挨着指挥所的楼，是一栋三层的老楼，勤务连在一楼住，二、三楼基本都是机关干部独身宿舍，机关干部们有的出差，有的下部队或者值班，有的家在唐山家属院回家了，没几个人，所以抢救的重点就是勤务连（因为通信营自己在一个院住，又都是二层楼，自己组成了抢救小分队，自救很成功，而勤务连都压在一楼下，干部、战士全压在了一起，自救能力就差了很多）。这个连队共有104人，当场震亡50人，后来又相继死亡3人，总数超过了一半。

炮二师的战友们个个捧着湿毛巾往勤务连楼边跑，然后把毛巾从洞口传进去，里面的人拿到湿毛巾后不用纷说就用嘴吸里面的水喝，可是喝了几口就没了，然后就大声喊：还要水——！外面的战士们答应着，只是加快抢救的行动，但是取水的动作就特别慢了，原来这些都是医生有意安排的。

在大家的努力下，第一批的两个战士被救出来了，他们出来之后，就像疯了一样，站起来就跑，跑了没几步（他们也不该有那么大的体力呀！）就一下子倒在地上，喘了几口长气，不一会就死了。炮二师的战士不知道怎么回事，吓坏了，赶快找那个军医问，医生也挺后悔的，就说：“对啦，大家注意了，抢救出来后，要把人先按住，最少得10分钟，然后让他慢慢活动几下，再放手，先少给水喝，不然抢救出来了也有生命危险，为什么我先不讲了，大家就按要求做吧。”就这样，再扒出来的人，马上有两个战士上去先按住他，这些人也似的，出来后就要使劲动，两人按一个都困难。（后来我问他们：“你们被救之后乱蹦乱跳的怎么回事。”他们基本都回答说：“不知道哇！”）

答案还得从医生那里弄明白，原来人被理压在废墟里的时间太长了，有的虽然没受伤，但是出不来心里急，就乱喊乱叫，加上吃不着东西，喝不着水，体力消耗很快，另外废墟里面闷热，下雨后造成里面缺氧，时间一长，心肺功能下降，导致头脑昏迷不醒，一但有人相救之后，马上得到的充足的氧气，肺呼量突然加大，全身血液循环加快，全身的所有器官也都有会随着氧气的充足而一同释放出仅的一点能量，会使人有一种无意识的剧烈运动，这样做，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受了不，就会导致人的急速死亡。

要不然那两个战士死的那样快，原来如此，看来在唐山这样的情况肯定不能少，如果在场都有医生指挥就好了。

可能天都快亮了，我想该回营部大院看看了，就越过马路直接向我营的大院走去，此时心里很乱，不知道在那里还会遇到什么事。进院之后一看，院里死沉沉的，因为大部分人员都转移到唐山机场去了，所以留下的人不多了，留守的营、连两级首长和外线排的几个战士还在忙碌着，因为外线排的同志们原来在外地施工，地震后赶回来，刚进院就被派出去抢救人或者拉电话线去了，所以自己家里的活反而没人干了，到这时还在忙。

院里搭起了一个大帐篷，里面有几个较轻一点的伤员，这些人虽然有点伤，但都不太重，第一能自己照顾自己，第二有紧急的事儿时也能上手，所以都留下了。帐篷外排列着我营牺牲的30多名战友的遗体，他们每个人都被一床军被包裹着，这是多么惨烈的情景啊！包裹他们的军被上面用小纸条写上他们的名字，实际上有些纸条已经被雨水浸湿了，黑暗中我看不清上面的名字，但是我站在他们的遗体面前，好像能看到他们一张张鲜活的脸，此时他们都被包裹的严严实实，就这样静静的躺在我的面前。

这时，教导员王显示从营部和有线连的楼后走过来了，他可能听到什么动静了，找了一圈，没找到，回来了正好碰到我，就喊道：“小魏呀！你不在机场组织救护伤员吗？怎么回来啦，听说你们在哪搭了一个大帐篷，把伤员都放进去了，受累了。”

“受什么累呀，非常时期能累哪去，炮二师来了三、四百人，找到唐山机场找不到路了，正好让我赶上了，就把他们送来了，他们正在抢救勤务连的人呢！机场那边我都安排好了，你不用担心，咱营的伤员暂时都有没太大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教导员，咱营这边怎么样啦？楼里面还有多少人？”

“咱营还行，不管死活都扒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十来个人没出来，断断续续的也有喊声，大部分可能已经牺牲了，我让外线排的几个人现在都蹲在楼边守着，那有动静好去救哇。勤务连那边怎么样了，死伤多吗？”

“死的比例肯定比咱营大，都压在最底层了，还不好救，有的救来了，跑了几步就死了。”

“那是怎么回事，咱营没这种情况。”

“咱营一是救的快，二是楼层低，人在下面时没有长期缺氧，要好多了，听大夫讲，压时间长了扒出来后先按住10多分钟就好了。”

“还会这样，咱也得注意点。”

“教导员，我也去楼边看看，帮着找一找。”

“小魏呀，你别去了，多一个少一个的也不要紧，你歇一会，我有话和你说。”

“哎呀！还歇什么，有话你就快说吧。”我都有点急了。（平时教导员对我要求很严格，有时直接越级安排我一些工作（可能都和连里干部通气了），因为我也是营首长内部确定的提干苗子，所以这样的人在领导眼里不一样，也会经常受到领导的严格要求甚至批评，平时让你干的事也会比别人多。（那时候领导对你好也能看出来，经常理论学习，什么出板报了、写发言稿了，团组织活动了，要求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了，排节目了，组织体育比赛了，余业时间都给你占满不说，还要求你上班时加强业务训练，技术上一定要过硬，谁被领导安排的事最多，大家就知道，这小子在领导心里有活儿。可不象现在这样，你想提干就给领导进贡，领导对你好就多发点奖金）。

“好，小魏呀，天一亮，你就赶快回机场去，翁营长已经过去了。”“翁营长什么时间过去的？他还有伤呢。”（翁营长，四川人，是接我们沈阳兵的新兵连长，跟我们沈阳兵关系最好啦，他总在别人面前显示说：你看我接的这批兵，个个‘贼’棒，要文有文<会演文艺节目、出板报>，要武有武<会打兰球、排球、乒乓球，军事技术也最好>， 现在，他已经被确定今年转业了，看来走不了了）。

“他半夜自己要求过去的，他年龄大，身上也有点伤，行动慢，你年轻，多跑点路，协助他把战友们组织好，估计今天不会再下雨了，天一好，肯定来飞机，那时候机场肯定比较乱，没人不行啊，这些伤员得运出去才能得救哇！”他又接着说：“你这孩子平时挺机灵，就是有点楞实，这时候自己也要注意安全那！”

我深深地领会着教导员的的意图，点着头答应着。这时，帐篷里传来声音：“是小魏回来啦？快进来，快进来。”

我已经听出来了，是我们指导员在叫我，教导员说：“快进去吧，叨唠你好几遍了。”

我急忙进到帐篷里，看见我们指导员杨万信躺在帐篷最里面，他因为腰伤比较重，肯定是被大家先抬进来的。我过去后，就蹲在他身边。他用手拍拍自己的身边说：“快坐这，你跑机场去了，我很担心哪！救我时你把手填我肚子底下，我当时还不知道呢，是张广献告诉我的，我倒没事了，你怎么样了？”

“皮肉之苦，挺挺就过去了，你别老担心了。”

“要不教导员说你楞呢，你手上肯定很多口吧？”又接着说：“上次咱连楼后进来了个小偷，你撒腿就去追，我喊你别追啦，你倒好，从哪么高的墙往下跳，硬把小偷吓站住了，还以为你会武术，不敢跑了。抓住小偷一问，家里孩子有病没钱治，要偷点东西卖钱给孩子治病。你可好，把口袋里的五块钱全给他了，你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这事我都没跟其他人说。”

“哎呀！怎么说起这事来了，别再把你气着了，以后我注意。”

“我担心你那手上有伤，让水一泡多疼啊！”

“我手不疼，是你心疼了解吧？我注意就是啦！”

“给你”。

“什么？”

“止痛片”。

“哪来的？”

“大夫给的，我藏了两片，给你留的。”

“嘿，我把止痛药都给别人了，你还给我留着，我不要，你自己留着吃吧！”我站起身来又说：“一会让咱连的车回来一趟，把你拉机场去，好把你送出去治腰哇！”

“我的腰现在好多了，我看不用去了，连里这样，我那走得开呀”。

要说那时候的领导就是有样，明明自己也受了伤，都硬挺着，心里总是想着自己的责任。

我连的电台台长裴志勇（山西人），抱着自己的小女儿坐在帐篷角落里打盹，听到我和指导员说话，也醒了，喊道：“小魏，是你呀？”

“可不是我怎么的，老裴呀你怎么样了？”我看他自己抱着孩子，心里顿觉不对，马上加问了一句：“大嫂呢？她怎么样啦？啊？我问你话呢，你哑吧啦，怎么不回答我？”（裴大嫂人真挺好的，战士们有的衣裤磨坏了，只要大嫂知道，就拿回自己家去，不但给缝好，还给洗净，烫好才送回来，战士们都把她当自己的大姐对待）。

指导员在边上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事情不妙，停止了追问，双眼紧盯着老裴。看他的双眼已经哭肿了，可怜的样子无法用语言表达了，我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切，“可我想知道，大嫂走的是否痛苦，她……”

老裴看了一下手上的上海表（当时买这块表要125元钱，是一般家庭两名职工两个月的工资收入总合，这块表是他和大嫂省吃简用的证明），嘴里说：“已经24个小时了，她死了24个小时啦！”

原来老裴是在用小时祭奠大嫂呢。我一推算，现在可能快四点了。原来地震的时候，老裴被惊醒了，他的右侧躺着妻子和女儿，在房了摇摇摇欲坠的一瞬间，为了保护她们，老裴一个右翻身，同时支起了双臂，想用自己的力量撑住倒塌下来的房顶，如此简单的想法没能奏效，但这肯定不能怪他，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想。老裴还未等撑稳，自己也同时被砸的趴下了身，（天公有罪）他竟把自己的肚皮压在了妻子的嘴上，将大嫂活活的闷死了。

无法怪罪老裴，他是想保护大嫂，但是让大嫂走的太难受了。

指导员安慰老裴说：“你媳妇知道你是为了保护她，心里明白，所以闷那样都有没咬你，别伤心了。”

我好象也得到了点安慰，就问裴台长：“你说嫂了能不能知道你是为了救她，才不咬你的？”

“肯定知道，她不用手轻轻的摸我的胳膊呢，可能是要告诉我什么话。”

我的心里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就说：“那是告诉你把孩子带好，她要走了。”我又问了一句：“大嫂的遗体运过来了吗？”

“运来了，在外面靠东数第二个就是她。”

我什么也不能再问了，心要从嘴里跳出来了，赶快跑到外面，找到了那个靠东面第二个遗体，蹲下身看了又看。从外表看，这个人的遗体和其他遗体一样都静静的躺在那里，只是比其他人的稍短一些，可是如果听到了她那惨痛的经历你会怎样去想她。

（裴台长老实厚道，过去与妻子感情很好。三年后，他家嫂子的妹妹又嫁给了他，这个嫂子也挺好的，他们生活的很美满，在唐山大地震后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人都讲一个“情”字，裴台长的“情”是从前那个嫂子留给他的，因此他与这个新嫂子也很有“情”，只是在他们面前谁也不敢再提从前的那个嫂子了，可是每次我见到他们时，都会想起从前那个嫂子的笑容。很多年以后，只要一提到地震，老裴就要摸摸自己的肚子，他的肚子上有从前那个嫂子留下的烙印。）

在帐篷外面的30多具尸体里面（数不全，其它地方还有），有我连的20多名同志，听说还有10来个人没有救出来，不知死活，据后来的统计我连有28人遇难，死亡的比例数是最小的，这其中有8名是干部（因为我们连是特殊技术兵种，干部比例大）。这里面有几个我平时很要好的朋友，除台长王德民外，还有北京兵张振铎，他也是台长，还有一个小北京兵叫姜宝云，他是76年刚当兵的，其他新兵都送到外地训练去了，连里将他和另外两名新兵留下来，让我们几个技术好的老兵自己带训，我与刘成云（河北坝上人）负责姜宝云的训练工作，他学的很快，什么问题一点就破，八个月的训练任务，我们六个月就完成了，刚放单飞，就被地震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才刚满18岁，他家中只有这么一个男孩。看着这些遗体，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北京战友张振铎遗照

北京战友姜宝云遗照

正在我蹲在这些遗体旁回忆往事的时候，外线排的几个同志过来说：“你们连的楼内有人喊救命，声音可小了（因为夜里声音能传达室的远一些），一过去就没声了，不知从那传达室出来的，无处下手哇！”

教导员说：“大家蹲在楼边听，别吱声，或许能听到。”

我们都跑过去蹲在楼边，10多分钟后，真的听到了很微弱的声音，不是喊救命，好象是在说梦话。这回大家干脆都趴在地上听，可是怎么也弄不准声音的方向，这么大的楼大家也无从下手哇！大家顺着几个已经被扒开的口子往里使劲喊，过一会声音又没有了（告诉你，如果你不是个无神论者，你会毛骨怵然，以为里面会有鬼呢，但是我们是当兵的，鬼也会怕我们，更何况，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我们也就不知道害怕了）。为了这个人大家轮换着蹲在楼边守到了天亮，最后却无功而返。（后来听战友们讲第二天整个无线连的楼顶被基本掀开了，有很多人看上去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但是浙江兵章嫩嫩好向刚死不久，因为他只被压住了一支胳膊，其它部位全没碰到，身体左右空间挺大，另一支手磨的露出了骨头，嘴里有挺多土，大概是自己想扒开压在胳膊上的东西，但没有成功。

战友们推测说：“他可能是疼痛的人有些昏迷不醒的，一会明白，一会糊涂，加上里面闷热，嘴里又灌满了土，喊不出声来，就是喊也听不清楚是什么。是呀，他才19岁，年纪太轻没经验，也可能在救援人很多的时候他就开始喊了，但位置不好，人们听不见，体力都消耗尽了，当时人很多，谁离楼边近就先救谁，离远一点的人喊也听不见，所以没有及时得到抢救，最后自己喊没劲了声音也小了，又使大家弄不准方向，无法抢救，失去了被救的机会。这真是一个用血换来的教训哪！ 

招待所留下杨胜利   二小内无声静悄悄 

    蹲在楼边听的大部分是有线连的同志们，现在他们是我们营抗震救灾的绝对主力，这个排的战士，基本全是大个，有块儿，有的人一个人能杠起一根电线杆儿，但是也都挺能吃的，听说一人能吃平常人三个的份，要不然他们怎么能杠动呢，这时候都派上用场了。地震时他们正好在外地施工，人都没伤着，赶回来之后就发挥大作用啦，救出了不少战友，这个排的游泽浦是我的好友（小时候我们曾经是小学同学，那时候没什么玩的东西，他整天拿着个弹弓子到处比划，你说巧不巧，那天我站在学校院里，他拿着个弹弓正向我的方向瞄准<其实他正拿弹弓瞄学校院里装凉开水桶上的圆把儿>，我看到后马上大喊一声：“别打着我。”

已经晚了，“咔”的一声他射出的石子儿正好打在我的门牙上，连石子带牙一齐掉到我的嘴里，我“啊”的一声大叫，还好没打到眼睛上，要不然我肯定成了“独眼龙”。

后来我在当兵体检时差点因为这颗被打掉的牙受阻，要不是接兵的翁营长看上我就完了。）

我们大家都在听楼里的声音是从那发出来的，突然游泽浦从我身后窜了出来，他一下子把我抱起来，喊道：“哎呀，我的哥们，听说你在下面连块皮都没蹭破，真了不起呀！”

一看是他，我也挺激动的，就说：“是啊，能活着相见太不容易了。”说着话，我们的眼里已经全是泪了。

他对我说：“昨天下午赶回来后就没闲着，救了不少人，我们几个老乡还到招待所去了一次，叫机场的战友们帮忙把杨胜利扒出来了。”

“什么？小杨也没了吗？”

“砸得挺惨的，早就死了，几个沈阳老乡把他的尸体弄回来了，也在那放着呢。”说完用手一指摆放战友遗体的地方。

“唉！这是怎么说的，昨天如果回沈阳就躲过去了，把命还搭上了。”

这个杨胜利是我们同年入伍的沈阳战友，本来他因身体不好已经于75年底复员了，已经安排完工作了，25号他来唐山办事，实际上在27号已经办完了事，准备乘晚上的车回沈阳了，可是几个沈阳老乡说：“马上快过‘八、一节’了，玩两天在走吧。”胜利也没推辞就在招待所住着没走。

沈阳十五中学入伍战友照，有三名战友牺牲。

杨胜利战友遗照

地震后当天下午有几战友想起来他还住在招待所呢，找了些人，靠记忆寻找到他住的位置，扒开了他住的那个屋的房顶，结果发现人早已死去多时了，大家真后悔，本来是一片好心，可谁能想到，竟把小杨永远的送走了，老天爷真是什么命都敢要哇！

我与游泽浦边聊边围着楼转，想听听楼里是否还能有呼救声，但是什么也没听见，转到楼后我爬出来的地方，我站住了脚步，他也一下子猜出了我的心思，就说：“这肯定是你爬出来的地方，看你那表情，好像已经对我说了。”

“是啊，当我爬出来后，我以为整个地球都这样了，当时四周一片呼救声，我的手都不好使了，好像这些呼救的声音还在我耳这回响，那声音太叫人心寒了，地震也太可怕啦！”说着，我转过身去，看了一眼隔着马路相临的“唐山开滦第二小学”，一下子又把我的思绪带走了。

我对泽浦说：“咱们到二小看看去。”

他说：“看它干什么，也没有学生。”

“你不知道，这个楼的三层楼上面有四个房间是他们的老师宿舍。”

“你怎么啥都知道？”

“你以为呢？我连这个楼上有两个老师关系比较好都能看出来，他们经常趴在窗台上向我们这边看，有时我们还伸手打招呼呢。”

“神了，怎么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24小时无人扒他们，可能也都差不多了。在我们扒指导员时，我曾经听到这里有喊声，但那时光顾扒自己人了，也没管他们，我当时心里还真想到抽空来救他们一下呢，后来忙乱套了，全都忘了。”我心里一阵内疚。

泽浦能看出我心里难过，就说：“天灾呀！咱们没有那么大力量去救那么多人那！你难过有什么用？”

说着，我们俩已经过了马路，二小的楼就在路边，我俩到了倒塌的楼边后就蹲在那大喊了几声：“有人吗？有人吗？听着就回答一声”

雅雀无声，楼内一片肃静，好像根本就无人住过。当我俩走近楼上那几间住过人的宿舍边上时，我俩站住了，因为这里很显然有一股血腥的味道扑面而来，里面肯定有不少死人，我们无法确定是否能有活人，难道这些住独身宿舍的老师都已经……

马路的西南侧与我们连队的楼成对角，那里有一大片平房，能有五、六百户人家。这的房子可把人气死了，从地基到地面一米多高全部是石头垒起来，上面才开始用砖，加起来三米左右高，房顶全部先用三和土灌实，然后上面在抹上水泥，看起来挺结实，可是根本经不住地震的晃动，几乎全部倒塌，房顶往下一盖，抢救都特别困难，人在里面砸不死，也不好自救，外面的人扒起来可难了。（后来唐山老百姓在也不盖这种房子了，都把胆吓破了，恐怕盖了也人敢住了。）      

我们看见有几伙人正在废墟里扒着人和东西，小路上摆放着很多人，也不知死活，扒一个人很困难，人们都已经没有力气了，我与泽浦看了看，也没有办法去帮他们就转回身向我营的大院走去。

(游泽浦：他是从沈阳第四中学参军的,地震中他荣立三等功，后来，我们俩人一同任有线连和无线连的副连长，说心里话，我们关系越好越在心里标着劲，看谁工作干的更出色，那时候交朋友都较劲，心里都不服劲，但嘴上从不说出来，还是好朋友。81年底，他被派出去担任新兵连的副连长，新兵连训练快要结束了，都要进行步枪实弹射击和手榴弹投弹训练，82年1月4日，游泽浦在组织新兵实弹投弹训练中，浙江新兵章水根因为紧张，将手榴弹掉在了掩体内，千钧一发之际，游泽浦先将新兵扔出掩体，当自己还来不及跳出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掩体内爆炸了，游泽浦大腿根上的一根动脉血管被一片弹片打穿当场牺牲，牺牲时年仅28岁。后来他被空军党委授予“爱兵模范”的光荣称号，我们“辽宁日报”在82年3月也曾以“辽宁大地的儿子”为题刊登了他的事迹，我也曾跟随我们军组织处的处长来到沈阳第四中学和沈阳团市委、铁西区委安排的相关单位，作循回报告，游泽浦同志的事迹深深的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游泽浦---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游泽浦（前左）遗照

早晨4点多钟，天已经大亮了，我告别了营、连领导和几个要好的战友，就要去唐山机场了，那里有我们营和军部的很多伤员，今天有可能要往外运，任务非常重要。台长陆敏琪给我找了一辆破自行车让和骑着去，教导员给我找了一个本和笔，让我把我们经手的人（不管死活）都要记下来。几个领导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有飞机先通知他们，好派更多的人去支援。我点着头，就向上战场一样，推着那辆自行车走出营院的大门。

营部修理所的的于技师（西安人，老兵了，因为他已45岁以上了，人送绰号“老于头”）正与我走个迎头，他一脸的垂丧气，一看以为他也遇到了不幸事。

“于技师，伤着没有？家里（他和大嫂还有一男一女俩个孩子）怎么样？”

“是小魏呀？你没受伤吧？”他竖起大拇指又说：“厉害！”

“我问你呢？家里怎么样？什么厉害不厉害的。”

“没事，家属院房子结实，没倒多少，再说，平房也好救哇！”

“你过来干什么？”

“你不知道哇？咱营修理所可他妈惨了，6个技师，就剩我一个了，你说这些人，大学都白上了，营长、教导员让我过来，要抢修几台通讯器材。”

“这下够你老头受的啦，6个人的活剩1个人干了。”

“我晚上干一宿了，不放心，请假回家看看又跑回来了。”

“你快去吧。”

“你上那去？”

“我要去机场救护伤员呢。”

“可要把他们照顾好哇！救出一个人多不容易呀！”

“你放心吧，再见！”

营部修理所有6个技师，那5个人都是大学专科班毕业，只有老于头是土生土长，但他实践经验多已是尽人皆知的。一场大地震把5个大学生带走了，老于头工作压力更大了，他后来又因此在部队多干了好几年。

盛树山枪不离肩  李大哥家摊不幸 

    走出营院的我，看到满目疮痍的唐山街市，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昨天还好好的一座城市，现在已经被变成了一片废墟，多少个家庭惨遭不幸，多少人悲惨离去，真叫人痛定万千！

我营对面是军部大院的正门，那里平时有一个岗哨，我们每天上下班必经之路，凭日常的习惯我又向那里瞟了一眼，这一眼不要紧，我看到了一个即熟悉又感到一时比较默生的面孔，那个人不是盛树山吗？他怎么成了这个形象。

盛树山是与我同年入伍的沈阳兵，长的宽肩阔臂，眉宇宣昂，一米七五的标准个儿，他是军部勤务连警卫排的警卫员（不和你们吹，自从来了我们沈阳兵，警卫排焕然一新，盛树山、叶马光、陈昆明、王兴太、许福文、于海涛等一批沈阳兵被分配到警卫排站岗，可给军部提气了，他们一站到岗上，老百姓都竖大母哥儿。你看人家沈阳兵，个顶个的向个样，往那一站就挺威武，这才向个兵呢。）可眼前的盛树山一下子改模样了，让我心里一下子很不是滋味。

地震后的盛树山、叶马光、许福文、于海涛等沈阳四小伙

如今的四小伙，中间两个位置错了。

但见眼前的盛树山：头上顶军帽，上身光膀子，下身穿裤衩，脚上蹬胶鞋，右肩杠一支半自动步枪，左手拎一个子弹袋。完全一副地震后的“军人形象”。乍看起来象一个被打劫过的逃兵，让人啼笑皆非。

我在马路边上喊了一声；“树山，你没被子砸着吧，怎么成这个样了？”

他一见我更是哭笑不得，那平时挺招人爱看的脸上一副苦像，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更是手脚无处放，叹了一口气，他说道：“这不都是让地震给闹的吗。”

原来，地震的时候盛树山接班不到半个小时（也是命大，咱老乡叶马光是刚下班就惨了，洗漱完在回宿舍时砸在楼道里了，还不错，给他留了点空隙，被炮二师的战友们救出来了，没死了，但身上到处是伤），他和另一个战友正在巡逻，突然天光闪烁，大地猛晃，只觉得天旋地转，站立不住，眼见马路边电线杆上的“变压器”爆炸着火，发出吓人的响声，楼房、平房轰然倒塌，四面尘土冲天而起，他们都被震的倒在了地上，只好怀抱半自动步枪躺在地上任大地去安排了。大地把他们甩来甩去，他们象一支皮球被滚动着，还好没被抛到倒塌的物体下面去，也算平安无事。等地震稍有间歇，他们爬起来一看，全都傻了眼，军部那去了？唐山那去了？身边所有的东西都那去了？顿觉脑袋“嗡”的一声，这回真的找不着北了。

小盛是个头脑机灵的人，他马上反映出了这是地震，叫上另一个战友开始救人，他们记不清救了多少人，也没有心思去记，救出来的人可好，一个个赤身裸体，又一时找不全衣服，这下救人的反而还要“献（显）身”了，本来当兵的站岗时要求特别严格，军装，衬衣，背心都要穿戴整齐，这回开始往下扒了，救出回女同胞更不好办了，只有往下脱，他们俩个人，军衣军裤都脱完了，衬衣也脱下来了，就剩背心、裤衩了，小盛想这回差不多了，正好有人救出了一个副参谋长的爱人，她出来后一眼就看见了盛树山（警卫员们大院的人都认识），自己身上没穿东西怎么也不能放过小盛啊！于是她一把拉住盛树山：“小盛啊，救人救到底，我一个女的，光身子太难看了把背心给大姨穿上吧！”

小盛这下可犯愁了，就说：“给你背心到行，可你还是没有裤子呀？”

这不用你管，好说着已经动手去帮小盛脱背心了，因为小盛个头大，背心也长，副参谋长的爱人穿上后，不想让别人看见的东西全盖上了，她还想了个招，找了一根细铁丝把背心下面穿了几下，背心居然改成了游泳衣（你说人让地震逼的该有多聪明，当然这也是没办法，只能这样暂时遮一下丑）。说到这，不难想象小盛眼下是什么样子了吧？就这样，尽管小盛已经基本属于半裸状态，但是他还一直紧紧握着他那支半自动步枪，那才是我们军人最严肃的另一面呢，他深知我们军人的武器什么时候也丢不得。

小盛把他的情况讲完后，我们又互相安慰了几句，我对他说：“不说了，注意安全就是，要穿着裤衩挺过去（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俩都是穿着裤衩站在那，这在当时还是穿着最整齐的俩个人呢）。”

“没问题！”

告别了小盛，我本想骑上自行车快点到唐山机场，可是车子真没办法骑了，马路上摆了很多一天一夜扒出来的人，大部份已经死了，人太多了，自行车在路上画圈，也骑不起来，干脆就得推着走吧！（在去机场的这条路上，我看到的一幕幕凄惨情景，还有一件件不敢回首的往事，有时会让我彻夜难眠）。

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横躺竖卧，有的没了头，有的被砸出内脏，有的胳膊折腿断的，这就是大地震留给唐山的灾难，大地震---唐山，唐山---大地震。（多少年后人们还会知道吗？）

路边的人们一个个木呆呆的男人们已经没有力气了，女人们都傻乎乎的，有的到这时候还不知道遮掩身体，可能人受的打击太大了，一切都不在意了。有些饥渴过度的人趴在地上喝着雨水，那实际上是血与水的混合物（和平环境中我真无法用语言去形容那种水和空气中散发出的味道，有些人想到那情景会吃不下饭的），人群里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受伤的人，脸上虽然显露出痛苦难忍的表情，但他们已经无力去喊叫了，只是用眼睛盯着走动的人，他们也知道，此时我没有办法救他们，所以也不向你再求救了，就这样看着……

路过唐山凤凰山公园西门（也是正门）时，我看到几个人拎着水桶或脸盆到游泳池去打水，听说那里的水几乎被全部打光了，天下雨可能还会存一点，一天一夜时间人们将一个能容纳几千立方米的游泳池掏了个精光，可叹的是唐山就只有这么一个游泳池，在没有自来水的情况下，它救活了不少人，但现在整个唐山正在煎熬着。

水呀！水！没有了你唐山将成为一个干涸的死城，这个时候人能真正体味到水的重要和宝贵。

我推着个破自行车（还不如没有它了，反到走的慢了，但一想可能到机场能派上用场也就没扔），在马路上绕着走，路边也有一些人在向机场方向行进，说是走，实际上很多人是在爬，都有些伤，还有的是被子抬着的。

正走着，我突然发现一个人，这个人是我们营院门口储蓄所的老李大哥（因为那时候，连队号召我们参加储蓄活动，说是这样也能支持国家建设，我们虽然每月只有六、七块钱的津贴费，也要拿出四、五块来参加活动，我是储蓄小组的负责人，因此每月必去一次这个储蓄所，这的几个工作人员都认识我，见到我都特别亲切，这个李大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还经常跟我开玩笑说：“现在攒点钱，好留着娶媳妇，将来在唐山找一个，我们给你帮忙，当兵的现在找对象最容易。”那时候我还算年龄小，听了他们的话，只是笑笑，并不往心里去，但是去的次数多了，他们都拿我当小弟弟一样，关系特别好，没事就过去坐一会儿）。李大哥一眼看到我，喊了一声：“那不是小魏吗？”

“是我呀，你不是储蓄所的李大哥吗？你受伤了？身上背的是谁呀？”再看李大哥，头上缠着绷带，左胳膊用布吊着，显然是有伤，后背上还背了一个小姑娘，不用猜，那应该是他的女儿，过去我也听说过他有一个女陔，只是没见过。

“我背的是我女儿，我伤的到不重，就是家完了，爹妈没了，媳妇也没了，儿子没了，就剩我和闺女了”，说完开始流泪，孩子在他的背上开始放声的哭。

我赶快停下车，支好车梯，边帮他把孩子放下，边对他们说：“哎呀！这么大的地震，那家都有不幸啊，现在不能想那么多了，还是把孩子照顾好是真的，先把孩子放车上吧，我帮你推一会儿，看你累的这样。”没等我说完，他背着孩子就蹲到了地上，我赶紧跑过来，把小姑娘抱起来放到车子上。孩子不知道爸爸怎么样了，吓得直哭，我又帮着哄孩子，一闹哄汗都出来了。

老李慢慢站起来说：“都为孩子呀，要不然真没心活了，你说，挺好的一个家，一晚上，六口人少了四口儿，你说谁能想开呀？”

“真是的，这地震也太他妈历害啦！抗拒不了哇！”

“啥儿说不是呢！唐山人这下可惨了，死了一半都多呀！”

我们边说着边向机场方向走着。

我又问：“李大哥，把亲人的遗体怎么安置的？”

“嘿，就在院门前，大家帮着挖了三个坑，先埋里了，以后等政府安排再说呗，我怕孩子身体出毛病，想先到机场用飞机把她送她姥家去，然后再回来安排。”

一听到说家里的事，小姑娘放声大哭，嘴里喊着妈妈和小弟弟的名字，叫人听得真心酸，这边李大哥又流下两串眼泪。

看到这幅情景，我劝说道：“好孩子别哭了，这么大的地震谁也没办法，你这么一哭，你爸爸会更伤心的。”

李大哥边走边擦着泪，孩子坐在我推的自行车上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我拿出了两片止痛片交给李大哥，让他在需要的时候用，我还告诉他，我们昨天就到了机场，并在那设了一个点，如果没地方去就到那去，好互相有个照应。他连声道谢说：“还是解放军好哇，没想到，认识了你这个朋友，大难之时还能得到帮助，真是有幸啊！”

“哎，李大哥，我到你们那去储蓄，你们对我不是更热情吗？咱们军居一家人吗，另外我们还多一层关系呢，我是你们的服务对象啊。”

“嘿，热情服务是为了让你们多储蓄（一着急把实话都说了），当然对解放军那我们可是真心哪（又绕回来了）！这场大地震救我们的还得是解放军。”   

大地震破灭少妇“梦”   刘树海“死”去又活来 

    我和李大哥边说走着，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唐山冷冻厂的南大门外，这里已经靠近市郊了，与之隔路相望有一条火车道，火车道在往南就是一片菜地了。

就在这片菜地附近 ，我们看到了几伙人正在这里挖坑，掩埋震亡亲友，那一幕幕的情景也非常凄惨，其中有一个情景最让人伤感和难忘了，一回想起来鼻子就发酸。

在这几伙挖坑掩埋亲友的人群里，我看到一个少妇，估计年龄也就在二十四、五岁左右，她怀里抱着一个孩，显然孩子已经死了，因为包裹的很严实，小脸上盖了一块小手绢，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孩子可能有二、三岁，那个女人自己身上还有些伤，胳膊、腿上都有布包裹的地方，她目光呆泄，两眼直钩钩的看着两个男人在那挖坑，散乱的头发能表现出她好像要发疯了似的，过一会又不住的掀开盖在孩子小脸上的那块手绢看着，又不住的用嘴亲吻着孩子的小脸。

站在坑下的那个男人，从年龄上看，可能应该是孩子的爸爸。他带着哀求的口气对坐在上边的女人说：“把孩子埋了吧，这样抱在怀里不行，时间长了都臭了”。

另一个男人（可能是个邻居帮忙的）也帮着劝：“弟妹呀！快听话，把孩子埋了吧，咱们还得回去扒别人呢。”

尽管俩人劝了好一会，可那女人就是不放手。没办法，坑下站的男人跳上来抢过孩子就要往坑里埋，可那女人也一下子跳到坑里，悲痛的哭声一下子传出很远，很多人都看的掉下了泪。

我们站在道边看的心里也在发酸，也都免不了掉泪，又过来几个人，他们帮着把那个少妇抬上来，放到平地上，好象她已经哭昏过去了，有人掐着她的“人中”，弄了好一阵，才见她动了动，然后疯子一样坐起身来，抓着地上的土边扬边放声大哭起来。

她嘴里喊着孩子的名字，听不清喊的什么，只知道这位年轻母亲的一颗心被孩子带走了，一会好又昏了过去。

几个人赶快先把孩子埋了起来，然后扶着那个男的（他此时也悲痛欲绝），找了块木板抬起那个女的也上了路，与我们一起朝机场方向走去。

唉！人世间都说母亲最伟大，可真正懂得母亲对儿女的那份痴情的人并不多，生活中又有几个做儿女的向这样心痛过母亲，。

不难看出，这位年轻的母亲地震前肯定有一个温馨美满的小家庭，那个孩子在她的生活中该有多重要。她怀胎十月孕育这条小生命的时候，可能为此而多次骄傲过；当婴儿呱呱坠地后，她也可能为成了一位母亲而欣喜过；怀抱着自己那可爱的小宝宝，她也可能曾多次幸福的憧憬过美好的未来，但是当这场大地震来临后，倾刻间把她所有的美丽愿望都化作了泡影，那些带有彩色光环的“梦”就此破灭了，她怎能不悲痛欲绝呢？

整个唐山有又多少个家庭惨遭如此恶运呢？

    站在我身边的老李大哥看到我在沉思着什么，没有打扰我，只是在一边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我们无言以对的又继续向前走着，跟着几个抬少妇的人那沉重的步伐走进了唐山机场。

此时的唐山机场已是人山人海了，从山海关、锦州等地赶来的一些医疗队出现在那里了，他们带的药品早已被人们抢光了，所有的绷带、止血一类的物品也没有了，医护人员无能为力，他们就象沧海中漂波的几支小船，被人们拽来拽去的，只有白大褂承认他们是医生。伤员太多了，整个唐山的伤员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基本全都运送到这来了。灾民们都知道现在只有机场能救他们的命了。

当我再次出现在电话班门口的时候，几个战友一下子就把我围在中间了，大家都在询问军部的情况，问有没有点内部消息，打听飞机什么时候能来。我简单地向大家叙述了一些军部的情况和营里领导的指示，并问大家看到翁营长了吗？大家都说：“没看到（实际上翁营长早到唐山机场了，但来时忘了问我们在哪，结果一直在机场里转着找我们），这一晚上可惨了，帐篷里死了好几个人，你也不来，我们都没主意了，也没敢动那些死人，伤员们有的吓坏了，咋办哪？”

“你们这几个笨蛋，当兵的还怕啥呀！好，现在时间还早，咱们别说飞机的事，先把死人都弄出去，把咱们伤员尽量往一块集中，如果飞机一来，那时候翁营长也差不多到了，他能弄到点内部消息，有收音机咱们就把伤员抬出来，用解放车往跑道上运伤员，假如有人问，就说这不来飞机，只好去遵化机场（这个机场也属于我们军部管辖，离唐山70公里左右），老百姓也没有车，不会跟咱们走。在我与大家一起说着这些事的时候，也忘记了刘树海此时没在我身边。

几个战友心里有了数，就跟着我又一次进了帐篷，我们刚进帐篷，几个认识我的伤员战友们就喊开了：“哎呀，小魏呀，你可回来了，这有好几个人都死了，他们也不敢往外弄，吓死我们啦！”

我敢快回答说：“好！我们现在就行动，大家别着急，也不用害怕，一会就好了。”再仔细一看，只有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又死了10多个，我从背后心里掏出了纸和笔，把死去的战士名记下来，又写成个小纸条，掖在震亡战友的身上，然后再把这些战友抬出去，整齐地排成一列，加上原有战友的尸体共有16具。

我刚数完外面战友的遗体，帐篷里面又有人喊了：“这还有一个呢，都死了挺长时间了，快抬走吧。”

我赶快答应着就又往里走，到那一看，躺在地上的那是什么死人那，原来是我一直没看着的刘树海，只见他侧身趴在我们昨天为防雨水挖的水沟旁，嘴贴在水沟边上，弄的满脸是泥，睡的很香，也是的，你说他这么睡也不打几声呼噜，怪不得好几个人都说他死了呢。我上去就给了他一脚，他“唬”地一下子爬起来，带着天津味喊道：“嘛事儿？嘛事儿”，几个人都被逗乐了，说心里话，看到这情景我又心疼刚才踢他那一脚，但已经踢完了，无法收回了。

“嘛事儿，大家把你当死人了，让我把你抬到那里去。”说完用手指着那遍遗体。

是啊，他太累了其实大家都挺累的，这一天一夜我们是在与死亡的搏击中熬过来的，如果不是我们年轻体力好，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配，恐怕我们都会倒下去。 

刘大嫂树下离去  陈国利儿子找到 

通讯营副教导员陈国利一家四口人有三口震亡，就是照片中的三人。

   正在人们议论刘树海的时候，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突然想起一个人，我双手相对一击，自言自语地说道：“嘿，她带活着吗？”

“谁呀？”大家一时不知道我说的是谁，就一起跟着我往帐篷边上的那棵大树下走过去。

此时，我只觉得心跳速度加快，血压在不断地升高，好象心里有些害怕，但又必须去看，生怕看到的情景终于在我眼前出现了，在距离大树还有四、五米的时候，我看到了她，就是我昨天曾经帮助过的，那位断了左臂的刘大嫂。

她---还是坐在那棵大树下，和昨天我离开时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好象好根本就没有动一下，那一撮零乱的头发又散落在她的脸上，两只眼睛微闭着好象在沉思什么，也好象在静静地等候着什么。看见这个情景，我的热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脚下的步子也乱了，此时我并不知道她是死是活，只是欲感到情况不妙。我一个剪步窜过去，用双手扶住她的双肩喊着：“刘大嫂---！刘大嫂---！”没有回声，此时我心里非常失望。

这两声呼喊把人们都惊呆了，很多人可能刚刚发现这里还坐着一个断了臂的女人，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间无声无息地走了……

我轻轻地拨开她脸上的那一小撮乱发，看着她那苍白的脸和微微张开的嘴唇，不知她临走时说了些什么，或是根本就什么也没说，就是样谁也不知道地走了。

我猛地站起身来，喊了一声：“王国良，你过来。”实际国良就在我身边。

他答应道：“在这呢。”

我一把揪住他问道：“昨天晚上我们弄来的大米粥呢？”

“都给伤员喝了，要不然他们怎能坚持到现在，除了我在指挥所喝了一碗，他们几个都没喝着，到现在大家还饿着呢。”

“我问你，给没给刘大嫂喝一点粥，啊？”

“她坐在那，谁也没注意，她自己也没知声，可能是没喝着吧。对啦，刘树海知道她坐在这呀，树海那？”

“我那时睡着了，也不知道喝粥的事呀，能怪我吗？”刘树海辨解说。

“谁说怪你了，怪你又有什么用，只是见她这样就死了，我觉得好对不住她，她是咱营同志的家属，她是投靠我们这个小小的救护组来的，可我们没能帮她什么忙，就连临死时也没人安慰她点什么，你们说她心里该有多难受哇！”（是啊，也可能粥拎回来之前她就已经离去了，从坐姿来看，也可能昨天我们离开不长时间她就死了，但大嫂并未打扰我们，她是自知喊我们也没有用，就这样……）

“嘿呀，我说老魏呀，就你这个人心细，你还跑军部去了，我们这几个人忙的都糊涂了，那想哪能么多呀！也是有点对不起刘大嫂，但愿她能体谅我们太忙了，真把她给忘了。”国良边说边蹲在大嫂身边点着头，也好像在给大嫂鞠躬，大家都难过的不知声了。

我也蹲下身去，和国良一起把刘大嫂先从树边抬过来，放在平地上，别人死了之后，身体都有些发硬，可是刘大嫂还象活着一样，身体并不发硬，大概是血已经淌没了。我们又找了一床军被把刘大嫂的遗体抬上去，我再次帮她把脸上的那撮乱发拨开，把她的头摆正，看着她好是人睡着了似的，非常安祥，就这样，我们用军被把好包裹好，抬到了遗体的队列里去了，她是我记忆中第17个人（这个救护组记录的在机场死亡的人员数）。

我心里真难受死了：一个人受了那么重的伤，爱人（不知孩子情况）没有了，死的时候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她临终时心情该是怎样！真不能想象。

这边我们刚处理完刘大嫂，那边有线连的俩个女兵谷宇平和王奇云抱着副教导员陈国利的小儿子来了。这孩子刚二、三岁大，就是哭着、喊着要爸爸、妈妈和小姐姐，嗓子已经哭哑了，眼睛已经红肿了，可是他还哭个不停，额头上还有一个被砸的发紫的大包。

俩个女兵抱着他，哄也哄不好，急的自己也掉泪。不是和你吹，平时如果我看到谁家的小孩哭，不用三分钟，保证让他转哭为乐，可现在我没那个心情啦，自己都乐不起来，怎么能把孩子哄乐呢，但说现在也没什么可乐的事呀，叫他哭吧。

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我们找了好久也没找到陈副教导员，孩子的出现或许能让我们找出一点线索，因此大家都围过去，询问陈副教导员的下落。

小谷和小王说：“听机场的人说，他们扒陈副教导员时一家四口人，已经死了俩口，最后救出了受重伤的副教导员和负轻伤的儿子，副教导员被机场的人送到了机场生产组附近，救援的人就走了，太乱了，他们还有任务赶回唐山去救人。孩子被送到营里去啦，这样就把爷俩给分开了（我想这也可能是陈副教导员临时自己作出的决定，所以他被送走了，而孩子却送到了营里），营长、教导员眼睛都急红了，这没法交待呀，孩子将来怎么办哪，派人去找了，到现在也没找到，不知哪去了，你们说急人不。

“还急人不，我和树海也在生产组那转了一个多点，陈副教导员踪迹皆无。”我也着急的说。

和我们想的差不多，大概被熟人抬走了，其实后来我懂弄明白了，他根本就不是被熟人抬走的，因为如果是熟人迟早会找到我们营，可是一直没有人找我们营说他的事。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老天爷还真算有眼，他给陈副教导员留了一条根。要说这孩子有人说他命真硬，去年躲过了河南大水，今天又逃出了唐山地震，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那都是骗人的鬼话，这孩子有福吗？说没福吧，他躲过了两次大难；说有福吧，这算什么福？失去了那么多亲人，将来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间难过。

（到现在这孩子已经有三十五、六岁了，不知他的脑海里是否还有爸爸、妈妈和小姐姐的印象了，人那！一生坎坷路，自古多磨难。后来，在战友张建平的多年努力下，2008年春节前，陈国立副教导员的儿子小陈锋终端被找到了。可是，当孩子要找父亲的遗骨时，却未能如愿以偿）。

老军长曾广富和夫人在北京接待了小陈峰

老营长翁贵斌终于找到了我们，这时已经有10点多钟了，老营长说：“唐山机场塔台和指挥车协同起来了，已经沟通了地、空联络。机场人员奋战了10多个小时将跑道边上停放的所有战斗机都转移到了“机窝里”或草坪上，目的是将机场让出来，好接纳更多的救援飞机。（这里将创造出人类空运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行动，最多时在一天的有效时间内起落350多架次的飞机，平均两分钟一次，最大密度仅为26秒钟，你可知道，他们那时用的通讯，导航设备是非常一般的（当时是中等水平），但是这里却创造了世界飞行史上的奇迹，指挥员正是我军副军长曾广富同志。

    11点多钟，已经有飞机开始着路了，我们这些人天天与飞机打交道，能听出个八九不离十，但这肯定是小批量的，因为当时唐山地区（指的是唐山及周边地区，不光只看唐山市内的上空）气候条件还比较差，能听到有一些飞机在云层里绕，不敢落地（因为当时飞机导航系统差，看不见跑道不敢着陆）。

随着空中飞机隐约的轰明声，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了，有很多人抬着伤员或扶着伤员向跑道附近靠拢过去，如果这几十万人都跑到飞机场的跑道上去，那将是另一场灾难。

机场的所有空地勤人员此时又都成了警卫员，他们把几条路把的严严实实的，并劝阻着情绪激动的人们。他们告诉大家“现在只有两架小飞机着陆，目的是看看跑道的承受能力（因为唐山是战斗机场，飞机小，不知是否能承受大型飞机的着陆重力），这其实是一句真话。如果人们听劝阻，都到飞机场跑道上去，就会影响飞行，机场如果发生事故，救灾工作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人们一次次的向跑道靠近，又一次次被劝阻回来，当时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么多人如果一下子全上了跑道，任何人都将无法收拾这个残局，其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可喜的是，人们好象都给自己划了一条底线，谁也没有轻易的去越过它，这对后来组织收音机抢运伤员工作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保证作用。 

党伟荣危在旦夕  图英伟机下身亡 

到了中午以后，天气热死人了，估计最低也能有三十四、五度。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一些死人在十几个小时就开始腐烂发臭了，因为都是些有外伤的人，难闻的气味弥漫在整个机场上空。一些来不及救治的伤员们伤口开始化脓感染了，有些伤员发起了高烧，昏迷不醒。

我们营有线连的守机班班长党伟荣（北京兵，73年入伍）伤势开始严重起来了，她被砸断了一支腿，骨头茬子支出皮外，头上也受了伤，当时看她肯定不是最重的伤员，关键是不能马上运走，得不到什么医治，伤情开始发展了，伤腿发炎后全都肿了起来，支出皮外的骨头边上流着乌血，人处于昏迷状态，把大家吓坏了。有人叫来了机场卫生所的医生，可医生什么药品也没有，就在无任何止痛的情况下给小党做了“牵引术”，他们用一根大钢针从小党的大腿骨上穿过去，又用两根钢丝拉住钢针的两面头，顺着腿朝脚跟方向拉下去，下面还坠了两块砖，做完“牵引术”医生就走了，他在这待着也没什么用。  

当年的党伟荣

看着是把小党支出皮外的骨头拉进去了，可是这种无任何止痛的“牵引法”，简直象用刑一般，疼的她昏死过去几次，醒过来又被疼昏了。只见她不停地抡动着自己的双臂，使劲的呼喊着，尖叫着，声音传出好远，吓人的喊声把人心都揪到了地块儿，太遭罪了。

守机班的两个女兵坐在地上按住自己班长的双手，想用这个方法保持她伤腿的固定位置，可是她们自己也是没有任何力气了，怎么也按不住，不知她们平时温柔的班长怎么这时会有这么大的劲。

大家看了都说：“这怎么行啊！根本没有办法保证‘牵引’的效果，还干遭罪，一会儿还不把人折腾死啊，还是把‘牵引’拿掉吧”，说的挺简单，可是谁也不敢下手去拿，钢丝和砖头好往下撒，可是小党腿骨上还穿着一个大钢针呢，谁也不敢下手，就看着小党在那里折腾。小谷说：“咋办那，一会儿把咱班长疼死了，快拿下来吧，找点干净布包一下，还能多挺了会儿。”她是这么着急地说，但她不敢动手，谁也不敢动手，大家又把期盼的目光投向了我。

机场电话班的同志也有几个认识党伟荣，也跑过来询问情况，替她着急，我说：“大家别光站在这，求电话班的同志进屋去（他们的屋没有倒塌），找点干净布或毛巾，最好有块纸盒板。”

“什么，纸盒板，我床板上正好铺了一块”，一个战士说道“要是余震你们可得救哥们呀！“

“放心吧，我们保证救你！不会让你当烈士的。”

“好啦”声音还没停人已经进屋了，我们站在外面好紧张啊，大约有两分钟时间，他钻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块从床单上撕下来的布条，另一支手还真拿了一块纸盒板（那时后平时找块纸盒是很不容易的，不象现在什么东西都有包装盒，他拿的是一个包装新电话机的盒子）。

我们拿着东西到了党伟荣身边，我蹲下身，上去就把她腿上的两根钢丝先拽了下来，然后又去拽那根钢针，说是一根钢针，可比做衣服的针粗多了、长多了，拽了几下没拽动，其他几个人都站在那手足无措。

我喊道：“你们几个人别站在那光看那，帮我把小党的腿按住，就能拽出来了”。还真是这样，那根大钢针被拽出来了，钢针出来后，一股乌血顺着针眼往外流，大家都吓坏了，都以为她的腿这下可完了，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这条腿恐怕难保了，其实这时候我的心情也非常害怕，但是也不能就这么看着哇！总得采取点措施才行。

我又把纸盒要过来用手撕成窄条（因为我小时候胳膊折断过，经受过医生的包扎，所以懂一点，其实这时候就是敢下手就行，没几个真正懂的人），然后喊过来王国良和刘树海，叫他们俩一个按住小党的大腿，一个拽住脚步脖子把她的腿拉直。我先撕下一点布把她的伤口擦了一下，又用纸盒先把支出骨头的地方挤压住，然后又用布条把纸盒缠裹在她的腿上，你说怎么样？小党真的减轻了疼痛，喊声也减轻了，两个女兵这才得已喘息之机。

这时张俊使劲喊着我的名字，让我赶快过去，我知道肯定又有人不行了，又一想俊生应该和我们扒出来的图英伟在一起，我立刻有了一种预感，是不是小图有事啦，就急忙跑过去。

这边有好几个沈阳战友，叶马光、黄永新、王凤生、纪志成等都围站在那里，一个个急的直跺脚，大家有劲使不上啊。

俊生说：“小魏呀！你快看看英伟吧，我看他没有上午精神了，也不同我说话了，一阵阵的昏迷，这样下去人就交待在这了，赶紧想办法运走哇，不然的话英伟肯定坚持不住了。”

我蹲下身去，看着被我们好不容易才扒出来的图英伟，此时他已经不省人事啦，脸色有些发紫，眼睛上好像蒙了一层膜，这种眼神我看见好几个啦，我预感到英伟的情况也不妙，好像马上就会发生什么。

我叫上纪志成和王国良俩个人找到了老营长翁贵斌，他也过来看看图英伟，老营长此时心情和我们大家一样，也急坏了。伤员眼看半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他这个指挥员此时竟束手无策了，是啊！他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拉着他躲开人群集中的地方说：“老营长啊！现在情况太紧急了，咱们抢救出来这么多伤员，没被砸死，却要在这里困死，那怎么交待呀？咱们有军车，得利用这个方便条件，不能再拖了，晚了，伤员坚持不住了。”

老营长说：“刚才我去过机场指挥所了，也见到了曾副军长，他告诉我，有两架飞机冒险着陆了，第一架运走了几个日本贵宾和受伤的军首长，是冒险顶着云起飞的（当时是有比较大的危险，现在已经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了）。天气不好，一般的飞机根本无法着陆，来的太少了，根本无法组织市民蹬机，会踩死人的。”

老营长的话使我心里有了点底，两架飞机，听说只起飞了一架，那另一架不可能什么也不装就飞走哇？我告诉纪志成赶快把咱的解放车开来（因为伤员基本运完了，车就停在路边待命），没多大功夫车就过来了。我与纪志成、王国良等几个人抬起图英伟上了车，挂上车箱板，叫匡国权开车就冲上了通往跑道的路，可知道，此时的这条路是禁行路哇！

快到跑道了，几个警卫人员把我们拦住了，但是一看是军部的车（从车的编号能看出来），态度和蔼地问我们：“你们上那去呀？”

站在上面我喊着：“去找曾副军长，传达军部首长的指示。”其实全是骗人的鬼话，军部首长如果有事找就用电话通知了，还用我们开着解放车送信。

但是一报曾副军长的大号还真好使，他们站在下面也没看到我们拉着伤员，其实他们也没仔细考虑什么，就挥挥手放行了。我们向他们挥挥手，就听司机一加油门，车开上了跑道。

车一上跑道我们就看到一架安—12型运输飞机正停在跑道边往下御货呢，真怪了，这么大的飞机来我们怎么没听见呢，可能都在忙事呢，也忘了听飞机声了。

这在当时是比较大型的飞机了，如果不是御货，可以把汽车直接开到机舱里，我们停在了飞机后舱门口，等到着御货，几个警卫员还以为我们是被派来运送货物的呢（当时也没人指挥货往那运，谁心里也没数）也没人管我们。

就在这关键时刻，图英伟坚持不住了。只见他浑身开始剧烈的抽动起来，舌尖伸了出来，用牙咬着，脸色开始变紫，一会就呈现出深紫色了。我们三个人使劲地喊着他的名字，这时警卫人员才发现我们车上还有个伤员，可是一看到如此情景，也都退出挺远不敢过来了。

我们喊着：“小图哇！再坚持一下吧，飞机上有氧气和水，上去就可以得救啦！”

可是图英伟却没有理采我们，他闭上了双眼，毫无反映了。

我再次扒开了他的眼睛，一看，不行了，他的瞳孔已经完全放大了，趴在胸部一听，心脏已经完全停止了跳动，人已经走了……

纪志成和王国良都“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可我此时却没有再哭出来，只觉得悲痛万分。

图英伟也是前一天晚上刚刚填写完《入党志愿书》，他和高东丽一样都是准备28日下午在党支部大会上接受组织的入党审查的。（后来党组织根据他的表现，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可他什么都不知道）。

想起昨天救出他后，他还叮嘱我们扒人时要注意安全，那竟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是沈阳第四中学毕业的，在连队里与我同在一个分队工作，我俩在一起时，不管什么场合都会让大家开心，我们曾经在舞台上演出过我们自编的小相声，虽然水平一般，也会让大家捧腹大笑；我们自编的二人转效果也不错；我们的出的黑板报曾在军部比赛中拿过二等奖。

图英伟为人诚恳，所以挺有人缘，交了不少朋友，他也是领导看中的干部苗子。只可惜今天他被大地震夺走了生命，他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好朋友！

如果能早一点把他运出去，他不至于死在这里，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大难无情。

这时纪志成和王国良都问我：“怎么办吧？把小图运走，还时拉回去。”

我说：“还是得拉回去呀，弄到飞机上，不知道拉那去呢，人已经死了，还是由部队统一处理吧！”

就这样我们又拉着死去的图英伟回到了原地。

翁营长以为我们被警卫员拦住了呢，跑过来说：“怎么样，不让进吧？”

“不是不让进，我们已经到飞机边上啦！”

“怎么又回来了？”

“英伟已经牺牲了，所以拉回来了。”

一听说图英伟牺牲了，大家都围过来了，站在他的遗体前，好一阵痛哭。然后我们用英伟身下铺着的军被把他包裹好，写上名字，又抬到了那遍尸体的行列中去了，这是第18个经过我的手抬过去的人。 

内部空运下午开始   北空医院进入一等 

    处理完图英伟的事后，我马上把翁营长叫到一边说：“老营长啊！我们知道一个情况，跑道上现在正停着一架‘安—12飞机’，现在正在御货呢，估计也差不多了，肯定不能空着飞回去，但不知是那个部队的，反正救命要紧，咱们也不能管那么多了，咱们赶快集中力量，把咱营的重伤员弄去，警卫的也不能太管咱们，咱们是军部的人，他们得给面。”

“那到是好，可是不能惊动市民那，一惊动可完了，一百架飞机也拉不完，别说只有一架啦！”老营长显得很无耐。

“不要紧，把咱们能动的人集中一下，和大家交待好，分头把重伤员往车上抬，如果有市民问咱们，就说我们去遵化机场。”

“这样到挺好，千万别走漏风声，要出大事的。”

来不及再考虑老营长的顾虑了，我找了几个人，简单交待了一下，这时候大家都特别听话，让咋说就咋说。然后我们大家进到帐篷里面，很多市民问我们什么时候来飞机呀，我们就回答：“现在天空云层还有些厚，飞机无法着陆。”

我们把已经研究好的几个重伤员往外抬，这一下有些市民可坐不住了，跟着我们问，“是不是有飞机啦，你们往那抬人那？”

“我们军部要把重伤员转移到遵化机场去，那有我们部队的医院，不能在这等死啦！”我们这样一说，市民虽然有些半信半疑的但也没办法，因为我们有军车呀。就这样我们迅速的将14名重伤员抬上了解放车。

翁营长看到我们已经把重伤员装上车了，市民并没有太大的反映，也就放心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这些伤员，就对我说：“小魏呀，你得跟这些伤员一起走。”

我原打算，把他们送到飞机上再反回来，可是老营长这么一说，我到没主意了。“那这面的伤员怎么办呀？”我问了一句。

“你就别管了，不论这架飞机到那，你都要跟着去，然后想法和家里取得联系，记住了吗？”

“记住了。你就放心吧，我会给家里回话的”，说完我就跳上了汽车。大解放又一次拉着14名重伤员出发了，警卫人员一看又是我们，也没拦，等我们车开过去了，一看我们拉的是伤员，想拦已经晚了，我们直冲到了跑道上，奔那架“安—12”而去。

这时飞机上的货已经御完了机舱后盖还大开着，我们指挥着解放车把后箱板对准飞机后舱门，打开车箱板就往下抬人，机组的人员一看我们是空军的车也都下来帮我们抬伤员，没几分钟就抬完了。这时，张建平在跑道边上喊着我的名字，挥着手说：“小魏，快来，咱把小刘铃抬上去”。我又跳下飞机跑过去，帮着他把小刘铃也抬上了飞机。（一会在下文要会介绍小刘铃的情况）

抬完小刘铃，我和张建平并没有马上上飞机，我们俩看到地上全是刚御完的好吃的东西，顺手就往我们的解放车上装，当兵的四海为家，走到那吃到那，这个时候更不用说了。司机匡国权也跳下来装东西，我边装边说：“老匡，你回去交给翁营长，让他组织分一下。”

“我知道了，你快上飞机吧，一会飞机开了。”

我这才跳上飞机。飞机关上舱门，滑到了跑道上，因为驾驶舱的门没有关，能听到里面的音箱中传出指挥员在问飞行员的声音：“装了多少伤员，知道是什么单位的吗？”好象我们曾副军长的声音，我们好几个人都说：“是军部的，14名重伤员”实际上还有几个轻伤员（当时看是轻伤，其实平时也得算重伤员了）。

这时，飞机已经滑到了起飞线的头上准备起飞了，因为运输机封闭不向客机那么严密，起飞前振动声又特别大，再则我们又没有经验，把一些伤员头朝机后门的方向放上了，形成了伤员的头是朝着下坡的，很多伤员这时憋的喘不上气来，嗷嗷乱叫，机上一片大乱，我们几个能动的人赶快给这些伤员转达方向，飞机就在这样一片大乱中起飞了。

机上说是有14个重伤员，其实能有30多人啦，因为在我们抬伤员上飞机时，也有人从跑道边上自己跳上来的，上来了就不能哄下去了，都拉上吧。其中党伟荣和马长海这时伤情最重，使劲叫着（其他有些重伤员这时还都能坚持着，不吱声），另外还有几个家属伤员，其中有刚被张建平和我抬上来的小刘铃，她的爸爸是我们军部作战处的处长，爸爸、妈妈和小妹妹都在这次地震中丧生了，她的伤势也很重，臀部被砸掉了一少半，头上、腿上全都有伤。被人救出后放到机场，根本没人管，昨天是张建平先发现了她，然后把我叫上一起把好抬到了一个树阴凉下，并给她弄了点吃的东西，才使她熬到了今天，又是建平在运送伤员时想起了她，把她救下来了。

要不是遇到了这些有心人，可能她早就没命了。

伤员们都被我们转到正方向了，但是还有几个人喘不上来气，我跑到驾驶室要了几个氧气袋分给这些人，这时机舱里安静多了，人们得救了。

跑出来一个机组人员，趴在我耳边喊了一声：“小伙子，我们往哪飞呀？”

“往哪能飞，往哪能飞都行，只是别再落到唐山就行。”停了一下，我又问：“你们是那个部队的？”

“人们是34师的。”

“好，就落你们师。”因为我们报务员都知道，34师的驻地就是北京南苑机场。我又补充了一句：“请你赶快与地面联系一下，告诉466医院（北空医院）或者空军医院，就说唐山军部送来了伤员，请他们赶快来车接我们，另外告诉他们带几个氧气袋。”

“你不用担心了，这些事你们曾副军长早给你们安排好了，现在可能救护车都开出来了。”

“是吗？还得咱老首长，想的就是周到。”

因为低空云层太厚啦，飞机拔的很高，也就半个点飞机就到了南苑机场的上空，飞机快着陆时，我趴在机窗口往下一看，在通往南苑机场的路上已经有5辆救护车和两辆大客车正向机场方向开过来。“怎么这么快呀，才半个小时就到了。”后来我才得知，原来这车辆都是通过地面指挥系统安排由离南苑机场比较近的几个医院临时调集来的，在那个时候能有这个速度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慢慢地停下来了，舱盖刚刚打开，我第一个跳下了飞机，几辆救护车赶紧从跑道边上开过来，把车门全都有对准飞机后舱门，跳下了20多名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他们直奔飞机的舱门。

这时，宋文育（有线排的排长，北京兵，71年入伍，现在北京崇文区检察院工作）站在机舱门口在声喊着：“氧气袋，快党伟荣没氧气了，人快不行了。”

我也在下面在声喊着：“氧气---！氧气---！”医护人员听到喊声有好几个人赶紧提着氧气袋跑过来。

因为刚跳下飞机，我的耳膜被压的“吱吱”作响，有一段时间什么也听不清，只见这些医护人员一边说着什么，一边往下抬伤员，一会儿功夫就抬完了，有两个人拿着担架跑到我跟前一放，也让我躺上，我虽然自己听不见自己说什么，但是我对他们俩人喊着：“我没受伤，不用管我。”我估计那俩人挺纳昧，这么大的地震，你居然没受伤，好像有点不相信，直盯盯的看着我。

“快上车吧，还瞅我干吗呀？”我急切地喊着。

然后，我跳上一辆救护车的副驾驶员位置，救护车开始在跑道上飞奔起来，我看到在机场边上停了很多架飞机，都在往上边装货物，很显然，这些都是准备运到唐山去的物质。那时候好飞机就是“伊尔—18”，“波音—707等”和“安—12”了，和现在可没法比，当时南苑机场停了好几架，都在整装待发。

救护车上了马路，看得出来，北京受地震惊扰也不轻，市民们也很紧张，路边上搭起了不少帐篷。人们听到救护车叫，都跑到路边来看，很多人看到我的“尊容”时都指手划脚的议论着什么，北京的警察也挺够哥们的，知道我们灾民来了，一路都是绿灯，很多岗上站着警察把灯都停了，用手指挥。司机说：“上级已经有通知了，听到救护车叫，别的车都得停下让路，谁违反规定要受处罚的。”

北京人真够朋友，给我们创造了很大的方便，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现在40多分钟就到了，就和打仗一样，一分一秒都很重要，这关系到伤员们的生命啊！

从我们这架飞机起飞开始，空运真正开始进行了。后来听叶马光、王本祥、白山等沈阳战友说：“这场空运太难了，飞机场上有几架飞机停在那里，人们蜂涌着往上挤，但是飞机门太高，只有弦梯（不象来外宾时有弦梯车，把车梯往飞机门上一对，上下自如。飞机平时本身只带个简易的弦梯，没毛病的人上下没什么问题，可是要往上抬伤员可就难了），不好往上抬，他们这些人都成了‘人梯’ 了，手脚都被划出了血，为了救战友们，大家把命都豁上了。”

当然，最遭罪的还是那些伤员了，有很多伤员被抬着往飞机上送的时候因为不平稳，从被抬着的床板上掉下来，加重了伤势，甚至有些人就在这个时候送了命。

    两天来，北空466医院早已作好了接治伤员的准备工作，用部队的军事术语来讲，叫做“进入一级战备”。

当我们乘坐的救护车鸣笛驶进医院大门时，我的两眼都看的发呆了。只见大门两侧站满了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他们有的拿着急救箱，有的拿着氧气袋，有的推着四轮医用床，排成了好几排，没等车停稳，人们就涌上来了分兵把手着各个车门。

我从车上跳下来，两个女护士一边一个架住了我，我在唐山时是一个壮劳力，可一到这儿，竟也成了一个伤员了，我对两个护士说：“我没受伤，你们不用管我，快去救他们吧。”

“他们都有人救，你看你还说没受伤，混身是血，看起来伤的也不轻啊！”

“哎呀！那血都是救人时候蹭上的，不要紧那，大惊小怪的。”我嘴里虽然这么说着，可是看到这么多人，现在这两条腿也已经不太听使唤了，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了。我心里想：真他妈的怪呀，刚才我的腿还好好的，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俩个女护士也不管我说什么，还是硬扶着我进了医院的大楼，把我扶坐在一条大长椅子上。

此时，我还是穿着背心和裤衩，这在唐山来看也可能是穿着最整齐的了个了，正好是七月天，穿多了还热，关键是救人时不方便。到了北京可不一样了，一下子就成了灾民，在灾区是好人一个，现在成了被别人照顾的人了。

我坐在了椅子上，一眼看到楼道里放着一个大水桶，就扯着嘶哑的声音对护士说：“快给我点水喝，我都快渴死了。”没见到水还好点，一看到有水了，竟一下子渴得要命啦！

一个医生走过来，把我扶躺在长椅子上，然后用听诊器听听我的心脏部位，又用手扒开我的眼睛，看了看说：“这小伙子现在脱水了，先少给他一点水喝，千万别让他多喝，然后到病房里打点点滴，补点盐和糖才行，没什么大事儿。”

“什么？脱水了，我根本就没喝多少水，脱什么水呀！”我心里想：这两天时间，我只喝了一瓶啤酒和几口救火车那的水，这点水早就顺汗走了，还往那脱呀！

实际上医生讲的脱水不光是缺水的意思，更主要的是身体极度消耗，容易引起发病的一种生理反映情况。

不管那么多，先喝点水再说吧，护士刚端过一杯水，被我抢了过来，一饮而尽。又把杯子递给护士说：“再来一杯水。”

护士却说：“只能喝一杯。”

“啊，就给一杯呀，我真恨不得把一桶水全都喝喽。”看到了水就渴劲难忍了，心里还想要水喝。

两个护士不但不给我水喝了，还把我控制住了，她们拿着一个小本，偏要我登记，要让我住院，我气死了，喊了一声：“住个屁院，我是来送伤员的，送完还得回去救人呢，那有心思在这住院呢，我不住，也不登记。”

她俩人没办法了，但是还是一边一个不让我动，把我当犯人看起来了（实际上是按医生的要求保护我）。

这时一个50左右岁的男医生走过来了，看样就像个首长，护士们介绍说这位是医院的政委。

我强挺着站起身来，以军人的语调报告说：“报告政委同志，我是唐山空军某军的无线连报务员，叫魏凤江，护送伤员到此，请首长指示。”

“好了，快坐下吧，你们受苦了，这批送来多少伤员？”

“军部的军人一共是14名，还有一些受伤的军部家属10多个人。”

“行，你别急着回去，你送来的伤员中我们正在检查，有很多人有生命危险，救治中还需要有军部的同志与我们配合，有些人还需要与他们的家里取得联系，你一走我们找谁去呀？

“营长就说让我送伤员了。”

“他说让你马上回去了吗？”

“那到没说，可家里太需要人啦，得有人往飞机上抬伤员那。”

“你放心吧，党中央、国务院已经下令派兵去了，大部队已经开始进入唐山了，你们这些人坚持了两、三天，已经是体力耗尽了，回去也得当伤员拉出来。上级已经有指示了，唐山现在连基本的医疗条件都没有了，伤员全得拉出来救治。”

“我也没受伤啊，在这待着算怎么回事儿呀？”

“别看你没受伤，实际上你身上也擦破了好多处，现在已经有的伤口开始感染了，另外，医生给你看过了，说你现在体力已经不行了，说不定马上就会倒下去。我观察了的脸色，你可能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不会吧，你可别吓唬我，这两天光顾着救人，没感觉怎么累呀。”

“这是精神力量在支配着你，但是人的精神力量是有限的，最后是挺不过去的，你就要到时候了，听医生的话，让护士给你登记吧，我还要看看其他伤员呢。”

“是！政委，我听话。”我看着政委走了，两个护士大概看还挺有军人素质的，就是军容现在不太整齐（还穿背心、裤衩呢），也都逗乐了。

经政委这么一说，我还真有些感到脑袋发胀，四支无力了，想站起来又有些困难了，但在两个女护士面前我可不能“掉价”，一定要自己走。

我对她们俩说：“给我登记吧。”说完自然情况后，我告诉她们：“麻烦二位谁给军部打个电话，告诉我们平安到达，说一下我的情况。”

“这还用你操心，刚才我们医院的院长就向你们军部通报了，说有个无线连姓魏的小兵送来14个重伤员，12个轻伤员，都已经妥善安排了。你们营里领导让你在这待命，连治治你自己身上有伤口。”

（把我当小兵了，我都22了，不过两个护士看上去都比我大点）

护士扶着我往楼上走，说心里话，这个时候上楼我真有些发惧，不免有点心里打冷颤，上楼时腿也不大听使唤了。

护士好象看出来了，就说：“别害怕，国家地震局有通报了，说北京不会有大震，但要求我们要有心里准备，晚饭后我们就在院子里搭帐篷，把伤员全都转移下去。”

这还差不多，要不然我们的伤员肯定在楼里养不好伤。

刚上到二楼口，迎面来了个女干部（从气质上发现的），护士忙介绍说：“指导员，这是唐山军部来的小魏，他刚送来一批伤员。”

“小魏，你是通讯营的吗？”

“对”。

“那你可认识温鲁生吗？”指导员追问。

“他我们营部的书记，我们相当熟”。这时我心里边答边盘算着，这个人与温鲁生可能有些什么关系，我不能告诉她实情。

“他现在怎么样？地震后你见过他吗？”她非常着急地问道。

“你是温鲁生的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关心他？”

“我是温鲁生爱人史黎晴的朋友，我叫何许升。”

“噢，原来你是史大姐的朋友哇！”

“可不是怎么的，昨天大史就跑来了，看有没有伤员过来，在这待了一整天，不吃不喝的，你说愁人不？刚才还来过电话呢，一会还得来。”

知道他们的关系后，我原原本本地把实情告诉了她，她一下子倒没谱了，说：“这可咋办吧，一会大史还得来，这么不幸的事我可怎么对她说呀？”，停了一下她又说：“对，我就说现在还不知道消息，我没法张口哇告诉她呀！”

“你不告诉她，她可能也知道了。”

“为什么？”

“军部电话已经通了，她不会打电话问吗。”

何指导员自言自语：“这下惨了，大史要遭罪了。”

“如果她来医院问你，千万别说我来了，她认识我的，而且非常熟，我可瞒不过她的眼睛”我急切地说。

“知道啦，能瞒一天是一天吧，早晚都得知道”。

她又对两个护士说：“带小魏洗个澡，我去给他找身衣服。”就急忽忽地走了。

护士把我带进一个病房，告诉我先去洗个澡吧。

“不忙，我想坐一会。”

“不行，一坐你可能就起不来了，快去吧。”

“好，快去。”我跟着她们来到了洗漱间，里面有个简易淋浴喷头，可能是夏季临时冲澡用的，我对护士说：“你们出去吧，我自己能行。”

她们俩笑了：“看你走路打晃，怕你摔着，我们有责任那。”

“不会的，我能行。”我接过毛巾和香皂就要划门，她们说什么也不让划，无可奈何就这样吧。

我先脱去破背心，没脱裤衩，我怕两个护士闯进来，实际裤衩早划开了好多口子，快成鱼网了，怪不得人家都笑呢。

拧开水龙头，用手一试，不凉不热，太好了，刚把身了往里一进，坏了，全身的皮好像都要爆裂了似的，一沾水，全身通电的感觉，我“啊”的大叫一声。

两个女护士立刻推门进来了，喊着：“怎么啦？”

吓的我赶紧用毛巾遮挡，嘴里说：“没事，水太热了。”

“不是水热，是你身上的皮全都晒裂了，一沾水会很疼的。”

“好，我知道了，你们出去吧。”两人出去了。

我身上划了很多口子，左腿膝盖处划露了骨头（这地方只有一层皮，一划就会露骨头），手上不扎进一些碎玻璃渣，一沾水钻心的疼。我咬着牙简单地洗了洗就出来了，裤衩还没穿泥。

何指导员来了，拿了一身衣服，看我出来了，就说：“把裤衩也穿了，好好洗一洗，然后进病房。”她像个大姐姐似的，很正规的口气，我只好又进去了。

洗完澡，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护士扶我进了一个病房，有几个医生正在给马台长检查伤情，可以听到邻近的几个病房内都有医生在给我们的伤员检查。年龄大点的军医说：“得连夜给这几个重伤员做手术，不能再耽误了，说不定马上又送来几批伤员，快点吃口饭去。”

天色已晚了，我觉得很饿，坐在床上看着几个伤员基本都有医生在检查，我自己的腿却发软了。护士拿来一碗粥放了一点糖，告诉我“医生让你少吃点东西，然后给你打点滴。”

“行，马上就吃”。

我刚喝了一碗粥，就听到医生护士们说“上级有通报，说北京有地震预报，吃完饭得把伤员往抬，勤务连的同志正在院里搭帐篷。”

这时一个护士拿着输液的东西进来了，我说：“先别输液了，听说晚上要往外抬伤员，我躺在这怎么行？”

“没事儿呀！一会我们再把你也抬下去，不会把你留在楼里的，你就放心吧。”

“等一下，让我看看我送来的伤员，然后再输液。”

    护士无奈只好等着。我送来的伤员全都有人管理，这下把我解放了，我也要当病号了。

从走廊里能看到满院子的人正在搭帐篷，已经搭好二十几个了。还没等我再回到床上时，楼下有人喊了：“来伤员了快到院子里接人啦！”

接着医生、护士进四面八方又向院子里跑去了，给我输液的事先放下了。

我也跑到院子里看，运来的伤员大部份是我们军部的人，心想这下我们的人都有人救了，太好了。

军部勤务连有个广西兵叫黄亚士的，刚被抬下车，就喊着：“不行啦，不行啦，我要憋死啦，快救救我吧！”

医生赶快把他直接抬进了新搭好的帐篷里，叫几个护士快点拿东西，给他检查。原来他排不出尿来，小腹胀的象个小鼓，好像随时都能爆炸。医生先给他插进了导尿管，还是不行，经进一步检查才发现是他的输尿管被砸断了，必须马上进行手术，不然就有生命危险，第二天我才听说，为了抢救他，几个医生做了一夜的手术（这是个很细的活），才把黄亚士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要不然他会因尿中毒而死的。

晚上，转移伤员的工作开始了，因为这个医院只有警卫排都是男兵，其余的大部份是女兵，到了这个时候，很多女同志也不甘势弱，和男同志一起抬伤员，说心里话，真挺感人的，4个人抬一个铁制的床，上面还躺着一个伤员，再加上天热，真够劲的，一个个满脸是汗。（那时候的人讲的是一个精神，干活都不会偷懒）。

看到这种情况，我也呆不住了，跟着一块抬伤员，护士看到后还喊着：“小魏，你别干了，一会抬完了给你输液。”

晚上10点多钟，楼内的伤员才被抬完，医生、护士们还没等歇一会儿又来伤员了，他们又投入了新的战斗，至于给我输液的事早就被俩个女护士给忘了。

 北空466医院---这里如同战场

从30号开始，大批伤员从唐山机场相继转运出来了，据说全国各地基本都有从唐山运来的伤员，虽然那时候国家很穷，但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持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人光荣传统，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北空466医院接纳了500多人，光是我们军部就有110多人被送到这里来了。我与营里的领导沟通了联系，接到的任务是：留在466医院，协助护理伤员，负责把医院的情况向营里领导通报。

因为有了新任务，我没有马上返回唐山，但我在这里同样看到了一些使人难忘的情景，医护人员象是在与死神搏斗，从死亡线上拉回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在进行一场战争，其实是比战争还要更加严峻的考验。

 白衣天使挥汗如雨  同把爱心献给伤员

   30号的早晨，医院的政委和院长来到外二科所驻的帐篷内，召开了一个医护人员动员大会，他们还让我旁听了会议的内容。

政委对大家说：“同志们，唐山发生的大地震造成了很惨重的损失，现在估计有几十万人人死亡，还有几十万人被砸伤，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压在废墟下面（当时都不会有准确的数字），我们国家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大家心中必须有数，可能还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是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坚信，有毛主席、有党中央的领导，有我们的社会主义在，我们还要按毛主席的话做‘人定胜天’，我们是军队医院，更要做好我们的工作，从现在起，没有节假日、星期天，没有上下班，取消所有探亲，我们面对的伤员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姐妹，我们要把他们当亲人，只要伤员带着一口气进了我们医院，无论伤有多重，我们都要把他救活，这是我们白衣天使的职责，大家明白自己的这份职责吗？”

全体医护人员都答道：“明白，我们一定按院里领导说的做。”大家精绪都比较激动，纷纷表示着自己的决心。

大灾大难面前更显示出医护人员的辛苦，从29日晚上马长海台、黄亚士被推进手术室之后，他们就开始了长时间的工作，马台长的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黄亚士的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天一亮他们就赶快喝几口牛奶然后又钻进手术室。

那间手术室也是临时搭建起来的，虽然这顶帐篷比较厚实，但是里面没有什么先进设备，那时候更谈不上空调了。一场大地震之后，外科手术的量是太大了，外科医生们更是责任重大。从帐篷四周的小窗上可以看到里面做手术的情景，七月底的华北，天气炎热是可想而知的，医生们再热也得穿上无菌服，戴上口罩和胶皮手套，在手术室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那是什么滋味，平常是想象不出来的。

我曾经问过李大夫（他也是号称北京的李一刀）：“你们喝完的牛奶都那去了，也没见你们上厕所。”

“还上厕所呢，所有的水份都随着汗走了，所以就省事啦。”

我们营里有几个重伤员，都被排在了前面做手术，党伟荣、张秀华、赵玉祥这几个人都是大手术，一进去就得4、5个小时，医院里几个技术好的医生更是无法休息了，他们一连三天三夜没下手术台。

当时条件差，很多仪器因为电总出毛病用不上，白天医生们就站在太阳底下看伤员的伤势照片，围在一起研究手术方案，然后就钻进手术室为伤员做手术。

他们都知道我们从废墟里抢救出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呀！所以他们都说“不能让这些人在我们手里丢掉。

我们军部的大部份伤员都被送到了466医院（另外还有一些送到了301医院和空军总院等部队医院），有几名重伤员日夜都有医护人员看护，氧气瓶和仪器总放在他们的床前，伤员太多了医护人员根本忙不过来，少不了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当然伤员同志们也能理解这种情况，很多人忍着痛和天气热带给他们的难受劲也不喊医生、护士。

为了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我每天都跟医护人员一起忙碌着，我把二十多个伤员的吃饭、喝水、洗脸、洗脚的活全都包了下来，很多男伤员就是有事也不愿意喊医生、护士，一些换药、处理伤口、喂药等事我全部承包了，有时一个上午忙下来饭都吃不上。到了晚上，我手上绑好几根线，一些男伤员要上厕所就拉自己那根线，我就赶快起来背他们去，有时行动慢了，要是弄到床上或帐篷里还得我收拾。有时我一宿也睡不上三、四个小时，那时候真是年轻体力好，要不然肯定坚持不了。

医院宣传处在院内搞了一个宣传栏，反映抗震救灾工作的情况和医院救死扶伤中的好人好事，还给我照了一张大照片摆在宣传栏里，下面写着：义务护理员魏凤江。

其实，别的事都好办，就是伤员上厕所最麻烦了，这些伤员都是胳膊折腿断的，更严重的就是骨盆坏了，都是怕动的伤员，接个小手还好办点，要是接个大手得好几个人帮忙。因此一些伤员就不听医生的话，少吃饭、少喝水，这样可以减少接手的次数。

伤员少吃、少喝麻烦也不少，天气太热了少喝水就能引起大便干燥，这样就更不好办了。一次，我的好友赵玉祥就因此接不下来大便，护士给他用了很多药都无效，最后几个护士一商量就只好把他抬起来，但是他伤势严重，自己又用不上劲，一个男护士就带上橡胶手套帮着他抠。他非常感动的连连道谢，可是几个护士却说：“不用谢，这是我们的责任。”

伤员吃的少，对增加体力没好处，特别是女同胞们干脆绝食了，这可把医生急坏了，对不吃不喝的伤员说：“这样不行，大家必须多吃东西才能尽快恢复体力，不然你们的伤就得延长愈合的速度，遭罪时间更长。”

可是医生的话说过后，这些人还是我行我素，气得医生们轮流值班看着伤员吃饭，每天吃饭向打架似的，乱哄哄要闹好了阵。

七月底八月初是北京最热的季节了，医院院内的帐篷都连成了串，一点风都没有，为了能通点风，帐篷都掀起了一半，但是在这个时候老天爷就是不给咱们刮风，你说气人不。很多伤员的伤口发炎后不爱好，到处是难闻的气味，让人感到一阵阵的恶心。

伤员们一天到晚都是躺在床上，那滋味就更难受了。有些伤员骨盆砸坏了，医生就为他们作成一个与后背一样大小的石膏壳，把伤员放在这上面，以保持身体的平稳，使骨盆尽快复原。想象一下，大热天躺在这里面够有多难受。

很多同志因为天气热长期躺着身上起了很多痱子，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这东西也很折磨人。刚有痱子时身上有些发痒，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就坏了，它也会感染、化脓、掉皮，严重时把后背弄的象鱼皮似的，也挺吓人的。

护士们每天在百忙之中都要抽出点时间为伤员擦洗身子，上两遍痱子粉，就是这样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男同志好说一些，光着膀子坐在床上，可以经常擦一擦，通通风。女同胞们就遭受罪了，只有干挺着。

一天中午，为了让伤员们能睡个好觉，我把几个相连的帐篷都有掀起一半，然后拿着一个大扇子，边走边煽，来回在几个屋里窜，煽累了就坐在一个长椅子上乘凉歇一会儿。这时就感觉有一束阳光线直射到我的脸上，开始我没在意就躲开了，可是光线又射过来了，这时我才定神看过去。原来光线是从我营有线连的女兵李爱君（北京人，75年兵）那里过来的。

她的床有帐篷的最里面，因为帐篷都掀起来了，正好太阳光直射她的床边，她拿着一个小镜子，反射着太阳光照着我的脸，开始我还以为她在和我开玩笑，也没在意，可她却没完没了的照，正当我抬头瞅她的时候，她急忙向我招手，噢，原来她可能有事儿找我，我知道小李这个人很要强，一般有点疼痛她自己挺挺就过去了，从不轻易求人，她找我一定是有事儿，我急忙走过去问：“李子呀！你拿个破镜子照什么呀？有事儿你就吱声。”

“我吱啥声啊，你拿个破扇子煽来煽去的，也不往这边看，我挥了几次手，你都不理我，我只好拿小镜子照你了。”

“瞎说，我累的够呛，实际上是闭着眼睛在那煽呢，那能看着你呀？你喊一声就行了呗，我还以为你在和我开玩笑呢。”

“还开玩笑呢，我哪有那个心思啊，后背都痒死了，全是痱子，你也不帮帮我。”

“没良心，这两天你看我闲着了吗？不是帮你们端水、端饭，就是帮你们打洗脸水、倒便盆，你说谁有事我不帮忙？怎么能不帮你呢？”

“那好，你把我扶坐起来，我躺的实在太难受了。”

“哎呀！那可不行，你骨盆砸坏了，动大了就会错位的，医生不是交待了吗，不让你们乱动。”我说话声可能稍大了点，挨小李床的王大姐（唐山农机局的干部）醒了，她动了动身。

小李子示意我把耳朵靠近点，然后压低声音告诉我说：“我后背全是痱子，现在痒死了，又不能叫护士们，你说让我这么挺着，多难受哇！我都两天没睡觉了，实在受不了了，你把放在药柜上的痒子粉给我拿来，帮我擦点痱子粉，行吗？”

听了她的话，我一时感到有点难为情，但我又知道她一定很痛苦才张口求我，就试探着说：“我先帮你煽一会扇子，凉快凉快，等晚上在帮你擦痱子粉，你看行不？”

“那可不行，我还得遭半天的罪，现在就帮我擦点吧。”

边上的王大姐也不睡了，搭腔道：“小魏呀！什么晚上的，小李后背全是痱子，难受死了，让她挺到晚上还挺长时间呢，你怎么忍心让战友遭受罪呀！”

我说：“好，我马上给她擦还不行吗？看你们把我当成个没有同情心的懒汉了。”

“谁说你没同情心了，但说你也不是懒汉，只是没办法呀，非常时期就得让你帮她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说倒霉不，刚帮小李擦完就让指导员何许升看见了（两、三天后已经混熟了），她笑着说：“好哇！小魏，以后就把小李子交给你，每天擦两遍就会好的快一点。”

这下可好，帐篷里的人都醒了，七言八语的，弄的我十分尴尬。

唐山钢厂有个姓谷的老兄爱开玩笑，张着大嘴说：“这活真不错，我一天到晚总想给人家帮忙，人家还不用我呢。”

接着就传来了人们很久没有听到的笑声，哈……。

 建军节引起辛酸泪  念亲人悲伤满心头

   八月一日，是我们军人的节日，如果在往年的这一天，我们又会去帮厨，晚上大会餐，使劲喝啤酒，老有意思了。说不定我们营的小演唱组又要给同志表演一下呢，对了，现在也许正在进行文艺会演呢。可是今天我们都忘了，也没人想起来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早晨，我们照样忙碌着，帮医生、护士们为伤员们洗脸、端饭，吃完饭后又要忙着为大家换药了。今天我感觉头有些晕，以为是没睡好觉，实际上我已经体力严重超支了，大家吃完饭后，就坐在床上歇一会儿。

小刘玲又喊上了：“吴阿姨呀！先等一等，快叫魏叔叔来，让他按着我的腿。”（这个小刘玲就是前面我们上飞机时，由张建平救下的那个小姑娘，她的爸爸是我军作战处的处长，地震中全家4口人有3口遇难了，父母和小弟弟都没了，自己也被砸的挺很，少半个屁股被砸掉了，腿上的肉也砸掉一大块，医生们为她做了个大手术，效果真不错。她腿上的伤口需要每天换药，说心里话，也够这孩子受的，身边没有一位亲人了，她把大家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常在大家面前撒撒娇，大家也尽力哄着她，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确实着人可怜。）

吴护士也说：“小魏上那去啦？快过来吧，小刘玲又叫他了。”

我已经听到了她们的对话，就免强支撑着，慢慢地走过来。

小刘玲挺一见我过来了，好像胆量也大了，撒着娇说：“魏叔叔哇，今天换药时，别让我转过头去行不行？我想看看腿上的伤怎么样了，求求你们吧！”

“不行，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不给你按腿了，叫你疼的想看都看不清。”

“好恨的叔叔哇！像个大坏蛋。”她还有心瞪着眼睛跟我使鬼脸。

因为孩子腿上的伤已经感染、化脓了，肉都已经烂了，如果让她自己看到，她会很恐惧的，所以绝对不能让她自己看到，这会减轻她的思想负担。

“要想让叔叔帮你，就躺在那别乱动，听话才行。”

“好吧，只有从命啦！”

（伤口腐烂了，实际上疼痛并不大，这是什么道理我讲不明白，因为很多伤口腐烂的伤员感觉疼痛时也是比较轻的。但当伤口要恢复好之前，疼痛反而要加重了，小刘玲就是前期，所以疼痛不十分重，但这个时候也是医生最担当的时候，弄不好一个支体就要残缺了，所以对这些伤员医生格外关注。）

在我的帮助下，护士顺利的为小刘玲换完了药，这时已经有9点多了，我感到头有些痛，而且越来越重，身上开始冒虚汗，有些站不稳了。有几个伤员也看到我不太好受的样子，说：“小魏脸色怎么这样白呀？”

不好，我感觉太难受了，真的站不住了，回不到自己床边了，就要摔倒了，听道有人喊：“快扶住他。”两个护士正好就在我身边，扔掉手里的东西就将我拦腰抱住了，只听到小刘玲喊了一声“魏叔叔怎么啦？”就人事不知了。

10多分钟后，我慢慢的醒过来，是躺在别人的床上，就听李医生讲：“他是虚脱了，把他抬到他自己床上去，给他检查一下。”

大家把我抬到我自己的床上，医生、护士围了一个大圈儿，几个轻伤员也围过来。小刘玲还边哭边说着：“快把魏叔叔救活吧，别让他死了呀！”

“我死不了，老天爷不收我。”我心里这么想着，可是身上一点劲都没有，说不出来。

突然有个医生问道：“前天晚上我让你们给他输液，你们输了吗？”

小吴和小张（前天晚上还不认识）两个护士忙说：“光顾忙抬伤员和重伤员了，他也帮我们抬，后来就忘了。”

“忘了，那怎么行，你看他是轻伤员，要是我们全都忘了，轻伤员也会变成重伤员的，他要是有事儿，你们俩个人都有责任。”俩个护士被医生说的眼泪直在眼圈里转，好冤屈呀！小张拿着一个大针管往我的静脉里注射着药水，接着就挂上了滴液瓶子。

我能说话了忙向医生说：“不怪她们，大家都太忙了，比我重的伤员多的是，她们一直在救护别人，我自己觉得不要紧的。”

医生不吱声了，给我听了听后说：“给他输液时要注意观察他，有事马上找我。”就这样我也被挂上了滴流瓶。

小吴护士守在我的床边一会一量血压，观察我的脸色，我昏昏沉沉的，慢慢感觉到见好了。有事忙的时候啥也想不起来，躺在床上，到感觉手上也开始疼了，原来我手上还扎了不少玻璃渣呢，一闲下来它反而疼上了。我对小吴说：“小吴护士，求你点事行不行？”

“有事就说，还求什么。”

“你胆子大吗？”

   “当护士的就是胆大，不然没法干这活。”

“好，你找点酒精，在把手术刀拿来。”

“干什么？给你做手术哇？”

“对，让你给我做几个小手术，把扎在我手心里的几块碎玻璃渣拿出来。”

她拿起我正在输液的手一看，“唉呀！你怎么不早说呀，多疼呀！”

“疼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再说全是重伤员，你们那有时间管我呀。”

“谁不管你了，前天晚上要给你输液，你竟打岔，让我和小张挨批评，叫你多疼一会儿。”好站起身“等一会，我去拿东西。”

她找来了酒精、手术刀和镊子，还拿来一根皮管，说用皮管勒住手腕能止痛，但我手上还挂插着针头呢。她干脆把我手上的针头拔下来换到我脚上，开始为我做手术。

她先用皮管勒住我的手腕，然后用酒精有伤口处消消毒，再用手术刀轻轻地将我手上的伤口破开，露出玻璃头，再用小镊子往出拽。唉呀，那是真疼啊！我嘴里咬着一条毛巾就是不吱声，就是手直发抖，连连脚上的输液管都跟着摆动。

“太疼了，打点麻药吧？”

“不用，麻药挺紧张的，重伤员做手术都不够用，我这点小毛病，没事，能挺住。”如果这要是在平常，可能会喊出来，可刚经过地震的人就是坚强，人们都说十指连心呀，让我说手掌也连心呀！

还是小吴手利索，时间不长就把我手上的东西全取出来了（我感觉做第一个时最疼，后来几个就不那么疼了）。我出了一身汗，舒服多了，她又给我敷了一些消炎药，把手包好，我迷迷乎乎地睡着了。

到了下午，总政歌舞团的部分演员来到医院为伤员们进行慰问演出，我的帐篷正好离马路边很近，演员们就站在小马路上演出。一阵嘹亮的男生二重唱把我从昏睡中惊醒了，我睁开双眼一看，马路边上已经很多人了，这时正有俩个小伙儿在演唱，其中一个人就是现在很有名气的程志（当时他还不大出名），我觉得他们的歌声很亲切动听，唱完歌他们就蹲在路边上休息。接着又是一个面容很熟悉的男演员和几个女演员开始表演了，一报幕是《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噢！对啦，那个男演员就是克里木，他们都没有化妆，克里木只戴了一个假胡子，一眼就能认出来，演完后他们也蹲在马路边上，正好与我形成对视。

我坐在床上，因为手上包着，脚上还扎着滴流，无法鼓掌，就举起手来向他们致谢，克里木一眼看到了我，就穿过小马路，跑到我的床前，用比较硬的汉语说：“小同志，你吃苦了。”

我说：“没什么，现在好多了。”看着克里木，我到很难猜测他的年龄到底有多大，也许他的实际年龄能比我大15岁左右，我又说：“你叫克里木，我在电视上看过你的节目，我们大家都喜欢你的表演唱。”

“谢谢你，谢谢你，我还差的远着呢。”

这时个程志和几个女演员也走过小马路，围在我的床边上，问个不停。

我简单地给他们讲述着我的经历，克里木、程志和几个女演员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的眼睛里都含着泪花。我敢肯定地说，克里木是一个感情特别容易外露的人，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脸，不时的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说着：“你是一个好人，能活200岁（形容词），那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呀？”

“这都是救人的时候划的，不要紧的。”

“那你怎么也挂这东西啦？”

“今天不舒服，医生让我补点液，现在好多了。”

“那都是累的呀！小同志，你吉德啦！”真没想到此时的“库尔班大叔竟和平常人如此的一样，泪水已经流下来了。

程志和几个女兵们也都着急地问：“咱部队怎么搞的，为什么进去的这么慢呀？”

“听说唐山外围的桥都被震坏了，部队受到了阻力，天又下雨，也不能怪咱们部队。今天早晨中央台报的，说大部队已经于昨天开进唐山了。”

“真急人，三天后才进去，老百姓死的挺多吧？”

“楼房、平房都一齐倒塌，到处是死人，肯定少死不了。”

“解放军一进去就好了，肯定还有活着的没扒出来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46岁的卢桂兰是第13天被解放军救出来的；开滦赵各庄矿的5名矿工第15天才被解放军救出来，人是顽强的，充满了对生的渴望，在这场罕见的自然灾害中，唐山人民创造了人类求生存的奇迹）。

文艺演出在手风琴独奏《云雀》中结束了，大家就要走了，他们都依依不舍地和我碰碰手（因为我的手还包着呢），“库尔班大叔”三步一回头……

第二天（其实还应算建军节，过去应放两天假），兄弟部队派人送来好些大西瓜，医生也说：“让大家喝西瓜，对身体好，还利尿呢。”

我为伤员们切开几个大西瓜，给大家分着吃，最后走到庞大姐床边（就是那个机要参谋的爱人，爱人震亡了，地震时我帮过她的忙，到医院后才知道好姓庞，别人又都叫她大姐），把一块西瓜递给她后刚要走，她却低声叫着我：“小弟，你过来。”（当着大家的面她就总叫我的名字，背后总叫我小弟，正好我也没有姐姐）。

我以为她要找我有事，就站在那等她说话，庞大姐只是笑着看我，这时候我发现好几个护士也看着我笑，我就说：“这两天你们没事就在一块议论着什么，然后总瞅着我笑，好像我犯了什么错，为什么？”

庞大姐说：“让你过来，你总问，你过来姐姐告诉你。”

我只好走到她床边，站在那。

她说：“你这几个护士姐姐都说你什么也不懂，让我告诉你，那天晚上你救我的时候，为什么我身下有那么多血，跟你说完以后你就懂事了。”

“啊！好你个坏大姐，我说呢，你和几个护士们总看着我笑什么呢，今天你是不打自招了。”还没等我说完，她又笑起来了。

这一笑，倒把我带回了那个难忘的夜晚，望着她此时的笑容，我一下子想起那天晚上她向我求救时的情景，我拿着一块西瓜站在她床前，瞅着她发起楞来。她看到我好象有什么心思，就说：“小弟呀，姐姐没什么意思，只是想交你懂点事儿，你怎么啦？”

“姐姐，你还有心笑呢，一想起那天晚上我就想哭。”说完这句话，我把手中拿着的西瓜放下，就回到自己的床上坐下来，我也被带回到了那天晚上看到很多人牺牲和救人的情景之中，默默无语。本来是个建军节，应该弄点高兴的事，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也许是我的情绪影响了大家，这天下午气氛很沉闷。

很多人都想起了家里失去的亲人，招待所老所长姓张，那老头才好呢，谁想买唐山的陶瓷餐具，因为他认识人多，他就骑上自行车去给买回来，给一件件的包好，再送来。可是很不幸的是他的一双儿女都在地震中没有了，老俩口哭坏了。

调度处的齐处长有一对双胞胎的男孩子，叫齐涛、齐勇，这个孩子太好了，非常有礼貌，学习也好，可在地震中双双震亡，剩下老处长和老伴哭了好几天。

大地震破坏了太多的家庭，让人心肺撕碎。

因为白天想了很多心事，晚饭我也吃得很少，坐在床上很难受。这时，小吴护士勿勿赶过来说：“小魏呀！你还坐在床上没事呢，你姐姐从下午到现在没动地方，晚饭也没吃，蒙个床单光在那掉泪，你还不看看去。”

“为啥不早告诉我呢？”

“我也是刚发现，李大夫说她一下午没和别人说话。”

我想起可能是下午我说的话引起她心里难受了，就赶快过去，到她的床前后，我轻轻地叫着：“姐---姐---你怎么了？为啥不吃饭？”  

说着我拉开了盖在她脸上的床单，一看她双眼哭的通红，我心里好埋怨自己说话太冒失，引起大姐伤心了。“姐呀！您生我的气了吗？”

庞大姐慢慢坐起身来，让我坐在她床边上，她说：“怎么能怪你呢，想起那天晚上，心里太难受了，总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哭一场。”

临床的几个女伤员也说：“都一样，心里难受死了，想哭就哭吧，别闷在心里，做病啊！”

那知，大姐真的挺不住了，竟一下子把我搂在她怀里放声大哭起来。这哭声几乎传到了整个医院，不曾想很多人也都跟着哭了起来，人们的心情实在的太难受了，这下可有个领头的了。

在她悲痛欲绝的痛哭声中，我不敢马上将身子抽出来，也跟着她掉眼泪，因为我看到了太多让人想哭的事情了。就这样足足有四、五分钟，大姐才慢慢地放开了我。

医生、护士过来好几个人，但是大家谁也不去劝阻，直到她哭声小了许多长叹一口大气时，大家才说：“好了，哭一会儿就行了，天灾人祸不可抗拒，伤员们还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我们还要坚强的活下去呀！”

失去亲人的痛苦真是太难忍受了，都说人是为自己而活着，但实际上好象人活着都是为了别人，为了他人，为了一个“情”字，通过这场灾难，我务出的道理是：人与人之间是以“情”字为纽带，以“爱”字为依托，如果世间少了这两个字，可能人与其它另类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还是愿人世间多一份情和爱吧！

在医院的日子里，我抽空跑到邮电局向沈阳的家中发了一封电报，邮电局没收费。可坏了，我的这封电报在沈阳引起了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在这封电报上，我足足写了三十多个战友的名字，凡是我见到的没死的战友都写上了，我还告诉家里人设法通知有名字的家长，说这些人都没死。我父母接到电报反而发愁了，他们只认识几个战友家。但是知道我起码还挺好（能往家发电报），想办法通知吧，又找来我的一些退伍的战友们，帮着挨家告诉信（那时候沈阳没有任何唐山的消息，很多家长都急坏了，正研究到唐山找儿子呢，但又说唐山不让进），逐步扩大范围，有名的这些人都通知到了，家长挺身而出高兴。可是有些战友的名字没有在电报上面（里面有很多人已经牺牲了），家里人急炸锅了，都找到我家问，一看没有儿子的名，放声大哭（实际上有的人家儿子没死，因为我没看到，所以没有名字），有的一呆就是后半夜，也忘了回家的事了，直闹了半个多月，来信的人多了，我家才安定了。

有一天，派出所的民警送来了一个战友的父母，这个战友已经牺牲了，一看没他们的儿子，父母都哭，直到天亮才被民警同志送回家，做父母的为儿女操碎了心。

我在北空466医院呆了13天，到我们的全体重伤员伤情基本稳定了，才奉命回唐山军部，在这段时间里我与这里的医生、护士和伤员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那些伤员们他们很不情愿让我离开他们，有几个人直掉泪，这段往事直到今天我都难以忘怀……

 鱼水情  情相连 —军民团结抗灾见与闻

大地震给唐山带来了无数的灾难，给唐山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直到如今这些已经愈合的伤痕上还残留着一条条、一块块的伤巴，每当我们这些经受过那场大灾难的人聚在一起回忆那段往事的时候，人们的心头就会感到一阵阵的痛楚，这道划在心灵上的伤痕太深了，可能永远无法愈合。

然而，大地震留给人们的不单单是这些痛苦和伤口，留给人们的也不仅仅是悲伤和悲哀。那些在生死之颠抢救他人生命的人；那些舍己救人光荣殉职却没有在此留下任何记忆的人，才是这场《抗震主歌》中最神圣的旋律。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人民战胜任何困难的中流砥柱，在这场抗震救灾中，到处显现出军民团结奋斗，英勇无畏的生动场面，军民鱼水之情注入了这里每个人的心田。

从七月三十日开始，10万大军相继进入唐山，士兵们冒着余震的危险，钻进倒塌的废墟里，救出了无数条生命，也有很多战士被余震砸伤，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听说有牺牲的，但因无亲眼目睹的事实根据故不能举例），人民军队在唐山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留在唐山的是一条血染的风采。

我所在的空军军部在自身受灾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救出了不少市民。我连有个发射台（因通讯工作需要离收信台要有一定距离，所以单独住勤）住在凤凰山公园附近，因为他们住的全部是平房，所以地震中人员伤亡很小，这20多个同志就在台长林其宝（河南人，70年兵）同志的带领下全部自救成功，他们马上组成一个抢救小组，抢救军部家属院的人员20多名，还抢救了附近市民40多人，荣立集体三等功。

我连有个战士叫赵占亮（河北张家口人，75年兵，现在天津电机部厂工作），地震前几天他被派到连队生产组工作（全部是临时性的，大家轮换去，前面介绍过，位置有唐山机场附近），地震发生时，这里几个连队生产组的同志们全都跑出来了，大家一看各连所有的猪都不知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全部跳出猪圈，跑出来了，一头头都象脱缠的野马四处乱窜。当时机场虽然震感很强，但房子并未大批倒塌，因此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唐山市内的严重程度，大家还是分头追猪，可是追了半天都未追上，有的追上了也弄不回来，怎么了，大家心里纳闷，也没什么好办法。

小赵这个人是个一竿子插到底的直性子哥们，硬是追着一头大母猪跑出了机场，就见市内尘土飞扬，远处还不时的传来呼救的声音，这下把他吓楞了，心想坏了，可能唐山市里震的比机场厉害，不然怎么会这样乱呢。

不行，我不能光追猪了，反正都跑了追一头有啥用，我得回连里看看，这小子此时什么也不顾了，撒腿就上了通向市内的马路，跑了一段路他才明白，我的天那，原来这么严重啊，市内的楼房、平房都倒塌了，咱连可能也完了，什么也不顾了，快往回跑吧。

他撒野似的跑着，路边倒塌的房屋内不断传出呼救的声音，把这小子的心搅乱了，他的心也是肉长的，他几次想停下来救人，但是到处都是呼救声，他不知道应该先救谁。真恨自己无回天之力，横下一条心先回军部再说吧，先把战友们救出来，再出来救老百姓也不迟，他不知道战友们更不好救。

跑的太快了，离军部也不太远了，他也实在累坏了，就放慢了脚步，正在这时，一个弱小的声音从离他几米的倒塌平房内传出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她喊着：“叔叔请您停一下吧，把我救出来吧！您肯定是一个解放军叔叔（夏天都穿白上衣、兰裤子），好叔叔求求您啦！”

赵占亮被孩子叫的实在是迈不开步子了，这孩子已经看出自己是解放军叔叔了，对呀！解放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怎么能不救这个孩子呢？我能救她的，他向孩子走了过去。

这孩子是趴在地上的，她的上半身露在外面，而下半身被倒塌的房子压在下面，一张小脸带着企盼的目光看着小赵。

小赵过去后，双手抓住压在孩子身上的横梁先试了试，有活动劲但不一定有把握，他先蹲下身去扒开一些互相连着的砖和水泥等物体，以减轻横梁的重量，他的这些动作很快，所以身上出了不少汗。

小姑娘看到解放军叔叔为救她流了很多汗，她并没有喊自己哪能疼，而是说：“好叔叔，您累坏了吧，先歇一会吧，都出汗了，看您出汗我心里好难受哇！”

一句话把小赵感动的掉下了眼泪，他说：“好孩子，今天叔叔要不把你救出来，我就对不起你这句话和解放军这个称号。”

说完，他又定了定神，稳了稳劲，然后双手紧紧抓住横梁，双脚步牢牢站稳后，混身一较劲“嗨---”奇迹果然出现了，几百斤重的物体竟被他托了起来，离开地面一尺多高。

“孩子，快往外爬呀！”虽然小姑娘的双腿已经骨折，可是她知道解放军叔叔坚持不了多久，她赶快用双手向外猛爬着，逃离了那个可怕的地方，就在孩子双脚离开的一刹那，赵占亮实在挺不住了，他松开了双手，左脚步尖被重重的压了一下，造成大脚步指骨折。

小姑娘向前爬着扑进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叔叔怀里，俩人的泪水早已流在了一起……小姑娘的亲人都震亡了，是解放军叔叔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这样的故事虽然我只见到了一个，但我听到了无数个类似的故事，每次讲起大家都热泪盈眶。

据我所知，在抢运伤员的过程中，我们部队派出的救护组抢运了很多受灾的市民，具体数字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唐山机场的所有空、地勤灶人员昼夜不停地为灾民们做饭，几乎所有的粮食都没有了，整个机场的100多缸咸菜都被吃光了，可我们的许多战士因为没有吃上饭没有水喝被饿昏、渴昏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震后的半个多月内，部队的营院都成了灾民的供应点，老百姓把子弟兵当成了他们的靠山，而我们军人都是在人民群众的食物满足之后再解决自己的需要。

在抗震救灾的十万大军中，几乎每个士兵的经历中都能找出几段动人的事情，不知发生了多少个可歌可泣的感人肺腑的生动故事，这些故事为唐山这座英雄的城市，为人类的历史上增添了无数个灿烂烁眼的光环。

抗震救灾的部队不但救出了无数的灾民，而且在冬季来临之前，帮助唐山受灾的市民，搭建起了无数个简易房，让那些活着的老百姓都有一个安身之处。

一九七七年的七、八月间，唐山人民该不会忘记这段日子吧？当抗震救灾的十万大军开始撤离这座城市的时候，那又是怎样一个场面。

整齐的军车列队穿过唐山中心街区，军车是战士们全副武装整齐列队面向车外站立，每辆车的车头前站立着两个年轻的军官，他们向市面上民们致以军礼。马路两侧挤满了欢送的市民，几乎是倾城出动，我不知道这些市民是否有组织，但肯定地说他们是真心的。人们有的往车上抛去鲜花，有的向车上扔着水果、鸡蛋、点心。

人群中有的人拄着双拐，有的人坐着轮椅，也有的人是被别人搀扶着，中年人站在路边向军人们鞠躬，而有些老人则跪在地上给军人们瞌头。军车经常被群众这种难舍难离的气氛所拦截住，跳下车人军人们又不时的将跪在地上的老人扶起来，就这样，原本只需一个小时就可以出城的部队，这回真的务点了，一上午还未出得去。

人民解放军，你在人民眼中是什么？你是人民的中流砥柱，你是人民的伟大儿子！战争时期你是人民的救星；和平时期你是人民的靠山；困难时期你是人民的企盼，这就是人民的军队。

军车上的人流着静静的泪，那是军人无声的泪，无声胜有声；

路边上的人哭喊着出了声，那是人民动情的声，情感尽无穷。

泪水与哭声汇聚在一起，人流涌动着形成了一片浩瀚的海洋，它的浪花重重地敲击着每个人的心，人们真的才懂得，这才叫“情不自尽”！

啊！鱼水情，情相连！

 编 后 语—告读者的话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整整36年了，这36年来我曾无数次地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个故事，很多人都曾被我的讲述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81年秋我乘火车去南京出差，车上当时人不多，我与对面一位50开外的长者攀谈起来，谈到我在唐山当兵时，他马上问我可曾经过大地震的情况，当我以亲身经历向他讲述唐山大地震时，很多人都围上来，还有人专门给我倒茶水、买盒饭，几个中年妇女听的掉下了眼泪，那位长者也是眼泪汪汪的。 

我说：“嗨，真是的，让大家跟着伤心，对不起了。”

他们却说：“你讲的太生动了，把他写下来，做个纪念。”

“写不了，写到关键的地方我的心就会发抖，手也会不听使唤。”

    大家都说：“一定要写下来，不然时间长了全忘了。”

过了很多年以后，我终于战胜了自己，有了一个将唐山大地震写成纪实文学的想法。但我终究不是专业人员，写作也是很枯燥的工作，特别是写这些让人悲伤的事情，更是非同一般。有时写完一段后我会彻夜难眠。

有很多人问过我，事情过去那么长时间，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我的回答很简单，那是我经历的生死时刻，整个过程全在我心时装着，很多事会铭刻在我的心里永生不忘。

震后的8月15日，我们军部就恢复了战备值勤工作（因为我们除有战备任务外，还要保障日常沈阳至北京的民航导航指挥工作），那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将来有时间我也会补充进去）。

震后军部召开的“震亡战友追悼大会”，都有让人难忘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会补充）。

陪同死难战友家属扫墓也是我所经历的，次数最多的一项工作（因为我对一些战友牺牲过程比较清楚，所以大部分接待战友家属的工作我都参加过），各地战友的亲属都以不同的地方祭奠方式进行扫墓，每次都让我难以忘怀。

有一次，我陪同一位山东战友的母亲去为她的儿子扫墓，到了墓地前她老人家突然问我：“俺儿子的墓能准吗？”

我说：“大娘，墓地基本差不多，但我不敢保证，因为当时人手紧张，太乱了，我们连的战友也是唐山机场派人去埋的，但我敢肯定这里一定有您的儿子。”（这肯定是一句实话，我不能欺骗她老人家）。

老人家并没有说什么，而是慢慢地挨个坟头走一遍，有每个坟头前喊一声：“娃呀！，娘来看你了，你在那呀？”最后老人还是回到写有自己儿子姓名的坟头前大哭了起来。

这位母亲的表现代表了所有母亲的心情，但这位山东老人的举动让我永远难忘。

在这次唐山大地震中，我们军部共有200多名战友遇难（加上军人家属和下属部队战友共有367人在军部院内震亡，这个数字是杜镜秋政委在军部抗震救灾总结大会上宣布的，当时的数字统计不是十分准确），我们沈阳战友中有23名遇难，其中有我中学的同校同学王凤齐、于瑞两个人。沈阳战友的遗骨已于1978年初由张俊生战友护送空运回沈阳，被安放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

战友们数一下，两块字板共25行，每行15名牺牲战友的名字，上面最少是375名

这是军部在雷达十六团俱乐部召开追悼大会的场景

这是军部在遵化党峪战备指挥所外召开抗震救灾总结大会上的颁奖场景

正如钱刚同志所说的那样：“我在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

也正如我前文开篇语中所述：“唐山人民更伟大！”

这篇《纪实文学》我基本没有采访任何人，完全采用的是真人实事，也许年代久远了，有可能我将某人某事按错了位，但这个比例很小很小。当然，在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里，我见到或者听到的远远多于我写出来的，我还会有今后的日子里，通过不断的回忆和其他有此经历的战友、同志们的沟通，来不断的对这部作品加以充实和完善。

20年后我与原军部的130多名战友再次相聚唐山时，我们并没有被她那绿树如荫、华厦耸立，道路宽阔的美丽景色所打动。因为，留在我们这些人心中的依然是那座朴实无华，带有一点土味的，让我们永生难忘的老唐山。（将有四篇续文献给您）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要告诉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我只想以我的亲身经历，再现一下在唐山大地震后的所见所闻，同时以此来证明我们人类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存的渴望，对生活的追求，祝愿所有读者朋友们潇洒的活着，为自己也为他人。千万不要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留下太多的遗憾。

虽然这段悲壮而难忘的历史已经过去整整33年了，可是我这颗没有平复的心，却始终在为她震颤着，永远！永远！

 二十年后再聚唐山——续《没有平复的震颤》

亲爱的读者朋友：

当我眼含热泪，写作这几篇纪实短文时，心情如大海的波涛起伏不平，我感叹：多少人能遇到象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灾难，人生又能有几个二十年。可是，我却是这场大灾难中的幸存者，二十年后，我们的战友从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作岗位又重聚唐山，追忆那不堪回首以永生难忘的往事，悼念牺牲战友的亡灵。

幸存者的战友们无论男和女，无论老和少，无论南和北，人们一起哭诉着说：“我们的生日都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我们今年都二十周岁了，我们都是唐山人！”

恳请读者朋友们，与我们一起分担失去战友的悲痛吧！与我们一起为新唐山而骄傲吧！

我的这篇《二十年后再聚唐山》曾经于1996年8月28日发表在《沈阳晚报》上。

作者一九九六年八月

 战友星夜兼程再聚唐山——二十年后回唐山纪实之一

1996年的7月28日上午，在唐山抗震纪念碑下，130多名身着“7.28幸存者”和“回唐山”字样T恤衫的中年男女相聚了，在他们四周，上千名群众住足相望，若干名记者站到他们中间采访，看着他们高呼“回唐山，想战友”都情不自尽的跟着他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不难看出，这些人都是20年前那场大地震的幸存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都能讲出一段不寻常的故事。这130多人都是原唐山空军39056部队的转业、退伍军人。从军长曾广富（原副军长，当时担任唐山机场抗震救灾飞行总指挥）到女战士张秀华（当时的通信营守机员，特等残废军人）都怀着重返青春的故乡，追忆牺牲战友的心情回来了。

20年来，大地震的幸存者们每年都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沉痛心情，有的洒酒三杯祭战友，有的面向唐山方向三鞠躬，有的立书撰文慰藉后人。但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回唐山，看看我们的第二故乡，看看我们与死亡搏击的地方，看看我们分手多年的战友吧！人生还能有几个20年哪！

这次相聚从自发的、无组织的一次活动到集体的、有组织的战友相聚过程，体现了我们军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巨大的友情凝聚力。因为我们的原部队已在几年前的裁军中被解散了，留在唐山的只有一个空军管辖的“京唐宾馆”和一些复员、转业后在唐落户的战友们。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一个月以前天津、北京、沈阳的战友们就与唐山的战友陈华沙（原管理处处长、现在唐山市财政局工作）取得联系，要自发地组织一次战友聚会，到唐山纪念抗震救灾20周年。没想到，消息一径传开，竟传遍了大半个中国，沈阳籍的战友36名乘坐公安局一辆大客车行16小时，26日晚赶到唐山，天津市的战友16名分开4辆小车27日中午赶到唐山，北京市和河北省的49名战友分乘两辆大客车27日中午赶到唐山，济南、南京、徐州、南昌的战友们得知要在唐山聚会立刻购买机票27日早赶到唐山，沈阳市铁西公安局局长刘伟（原部队小车库司机）因工作忙没能与大家一同出发，27日晚他乘坐一辆小车，奔波一整夜于28日早赶到唐山，沈阳战友陈昆明没赶上与大家乘汽车，就自己坐火车27日晚赶到唐山，到唐山之后不知大家住哪能就跑到纪念碑下等战友们，终于如愿以偿。  

唐山当地的30多名战友迅速集结“京唐宾馆”为大家服务。离休的老军长曾广富回来了，退休的老处长们也回来了，通信营的三任老营长，两任教导员都回来了，北空通信处（原部队解散后，一些战友调到北空）决定对活动给予部分赞助，“京唐宾馆”腾出最好的房间，要最低的收费，唐山机场派两辆大客车拉战友们参加纪念活动，机场训练基地通信科冯立朝（原无线连技师）和三名同志连夜打印《战友通信录》，一个分散的自发的群体就这样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安排有序的团队。

7月28日上午，唐山市抗震纪念广场人潮涌动，当我们这支队伍簇拥着一支大花篮出现在广场的时候，立刻将所有的目光吸引过来，一看便知，那服装上鲜红的字样“幸存者”和“回唐山”早已告诉了人们。战友们不停地合影留念，王凤生（原军务处打字员，现沈阳自行车厂）面对摄像机高喊“唐山，我回来了”，王兴太（原军部警卫排战士，现沈阳酿酒厂）悲痛地呼唤着牺牲战友的名字“战友们，安息吧！”

面对唐山晚报女记者的采访，我激动地说“唐山是我青春的故乡，我为新唐山而骄傲，但是我更怀念那座朴实无华，让我终生不忘的老唐山，让人们永远记住7.28这个日子吧！”

一个个激动的面孔，一幕幕悲伤的场面，分别多年的战友们或双手紧握，或紧紧拥抱，20年后的我们虽显得老了一些，但是抗震救灾的战斗就象是昨天一样。当年我们曾互相救助，我们曾一起救他人，一起护伤员。今天我们又再聚终生难忘的唐山。

真可谓：人生短暂，转眼百年。20年后，再聚唐山。虽然生活各有坎坷，战友痴情终生不变。朋友，你能体味到这经历大劫难后20年的战友之情吗？ 

三点四十二分悲痛之刻——二十年后回唐山纪实之二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个凌晨3点42分，但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每年的7月28日的凌晨3点42分，是一个多么让人心碎的时刻啊！

27日晚上10点钟，部分沈阳、北京、天津、唐山的战友们就离开“京唐宾馆”，或步行、或开车来到了“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被白天阵雨洗过的广场，没有20年前那么闷热，接近午夜，市民已经散去，几个老人还在聊着当年地震时的情景，警察加强了警戒，据说明天中央首长要来，我们20多名战友分几路先后到达广场，团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一名20多岁的警察告诉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请不要靠近纪念碑。当时我们服从了命令。

坐在台阶上，大家回忆起20年前的这一天，不尽心潮起伏，这座纪念碑前就是当年我们部队通信营的大院，碑座下就是我们无线连的宿舍楼。20年前的这时，好多战友因天热还没有入睡，再过几个小时将在这里发生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杜德丰、谷宇苹、王奇云、高玉英、赵东明、刘涛、王文艺等几个战友站起来在台阶上步量着距离说：当时我就是从这爬出来的，谁是从这被扒出来的，谁被压死在这里了。越说心里越难过，气氛好沉闷哪！3点42分就要临近了，大家借着纪念碑下的灯光看着手表，终于有人说：时间到了，大家到纪念碑下，我们搞个仪式吧！说着，大家站起身来，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特等残废军人张秀华，一步步地向纪念碑靠近，步子沉重，心情更重。站在我们身边的两名警察不知所措，只有跟着我们往前走，在碑下张建平（当年报务台长）说：同志们，我们向死难战友默哀吧！接着他拿一瓶白酒向碑前洒去，边洒边说：“鲁生（温鲁生，营部文书，震亡烈士花名册的第一个名字）等牺牲的战友们，我们来看你们啦，你们安息吧！”他一言刚出口，众战友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几名记者站在我们的队伍里询问我们的经历，可是，这时候的我们已没有心思回答他们的问话了。

悲痛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同志们低着头不停地抽泣着。有人轻声地呼唤着牺牲战友的名字，更多的人是在心里呼唤：“朝夕相处的战友们，20年前你们被大地震夺去了生命，今天我们来看你们了，你们在天有灵，是否知道我们每时每刻都没有忘记你们，是否知道这悲壮的碑文中有你们不干的血迹。”

悲痛的、呼唤的、哭诉的声音震动着我们这个群体，也震动了整个广场，“3点42分”，你是一个多么惨烈的时刻啊！在我的脑海里仿佛听到了当年那撕裂肺腑的呼救声，浮现出当年的悲壮场面，泪水怎能洗涮掉我悲痛的怀念，战友们泣不成声。

悼念活动进行了20分钟，张建平说道：“同志们，大家不要哭了，10年后我们再来吧！”这句话好象拉开了一道闸门，大家的哭声更大了，张秀华手捂面颊悲痛万分，大家前后左右围住她，不忍心让她那残缺的肢体再受心灵上的重撞，一起推扶着她的轮椅向纪念碑的台阶下走去，那心情是有生以来最悲痛的时刻，叫人终生难忘……

两名警察忙叫我们的司机把车开进了广场，这是按要求不允许的，可是他却破坏了上级的规定，帮着我们打开后门，将张秀华的轮椅抬到车上，并向我们道歉说：“同志们，对不起啦！”我们谁也没有怪罪他，地震那年他可能只有五、六岁，他又怎能体味到我们此时的心情。

“时间”这两个字，曾被人们用华丽的、枯燥的、动听的、烦闷的词汇形容过千万遍，可是，面对3点42分，我却只能用“悲痛时刻”来形容……

 轮椅上的秀华泪洒故地——二十年后回唐山纪实之三

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张秀华

张秀华如同自己的名字一样，秀美华丽，天生丽质的她20年前是个能歌善舞的女兵，可是天不生眼，偏偏让天真纯洁的她落下一个终生残废，可叹人生是多么的不平。

7月27日中午，天津战友开着4辆小车赶到了唐山“京唐宾馆”，从车上跳下了二等功荣立者王国良（当年报务员），三等功荣立者刘树海（报务员）等众多熟悉的战友，先期到达的战友胶一拥而上，争相上前与他们握手拥抱，就在天津战友掀开一辆车的后盖往下抬残疾人轮椅时，人们惊呆了，原来车上还坐着特等残废军人张秀华，车门开了，人们蜂拥上去与秀华握手、问候，当我走近车门时，我俩四目相对，眼泪却在眼眶中，互相看了片刻，一起问道：你来了？是啊！我们又有15年没见面了，她看上去没有多大变化，还是那么文静、漂亮。从她白皙的脸上看不出42岁的痕迹。

75年，张秀华被部队挑选文艺骨干应征入伍，安排在有线连守机班，我们营的一些文艺爱好者经常在一起排演节目，参加军文艺调演。我们曾一起去过隆化（董存瑞牺牲的地方）拉练，一起去大寨野营。每次出去都带上文艺节目为当地的老百姓演出，“走一路红一线，驻一地红一片”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76年7月27日晚上，为赶排“八一节”文艺节目，吃过晚饭我们就一起来到营会议室，天特别热，心情很烦躁，有两个舞蹈动作总觉得不太可心，我们一直练到晚上9点多钟，因为9点30分我上前半夜班，就提前离开了，秀华她们排到10点多钟，终于把舞蹈编完了。可是这个舞蹈至今也没能登上舞台。大地震发生时，反映机敏的秀华从床上坐了起来，不幸的是倒塌的房顶重重地压下来，将她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压成一个“C”字型，腰椎和胸椎骨折断，4小时之后被战友们救出，抬到操场上，当时我正救出一个战友向操场抬，发现了秀华，我趴在她耳边问她“伤哪了？”她只是皱了皱眉说：“不知道，就是腰有些疼，腿上没感觉”，我安慰她说：“不要紧，压麻了，过一会就好了”。可到了半夜时她的腿还是没感觉，在北京466医院医生们用6个小时为她手术，保住了她的生命，可是她却永远不能站立起来了。

战友们策划回唐山聚会，消息传到了张秀华的耳朵里，大家怕她身体脆弱，经不起旅途疲劳和悲痛的气氛，都不敢冒然让她参加，可她却说：“我也要回唐山，去看看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看看那些活着的战友们！”就这样，她随大家一起来了。

27日晚上“京唐宾馆”召开了原驻唐空军老战友联谊会，会上老军长曾广富将军把聚会战友们的近万元捐款亲手交给了张秀华，她手捧战友们一颗颗金子般的心，掉下了眼泪。在战友聚会的晚宴上，老营长翁贵宾、周惠初、教导员王显世向她敬酒，祝她象张海迪一样笑待人生，无悔地走完自己的生活旅途时，她点着头又一次掉下了眼泪。纪念碑下战友们拥簇着拍照留影时，她再一次掉下了眼泪。在等待3点42分时，她借着灯光读阅碑文时，悲痛地掉下了眼泪，在战友们分手时，争相与她握手告别时，她激动地掉下了眼泪。

泪水是什么？是情、是爱、是悲痛、是激动，是张秀华对20年前那场灾难的哭诉。也许她会想起朝夕相处的战友“雷锋式的女战士高东丽”（空军党委命名的光荣称号）；也许她会想起在一起欢歌笑语的战友温鲁生、马德才；也许她想起了战友们费尽周折将她从废墟中扒出的情景，也许她想起了20年来的坎坷人生，秀华掉泪了……

故地重游勾起思绪万千，叮咛嘱托望你珍重平安，轮椅之上更要正视人生，10年之后我们还会再聚唐山。

张秀华，你是否听到了战友们的心声？ 

分手之时盼相聚十年之后——二十年后回唐山纪实之四 

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中老营长翁贵斌与张秀华、李素华丽亲切交谈

相聚的时间显得那样短暂，分别之刻却来的那么快，三天时间快的好象只有几分钟，依恋之情还缠绕着战友们的思绪，大家觉得好象做了一场梦，都回到20年前了走一回，却一步一回头不愿走的太快，我们太怀念了。

8日中午，这次难以忘却的午餐，就象幸存者送走牺牲战友后的一次“团圆饭”，这那里是午餐，简直是泪的海洋。肖希衡（原管理处助理）致完欢送词，不等大家倒上酒，自己就先喝了多半杯；张家口的杜德峰手提一瓶白酒挨桌敬，边敬边哭；老军长曾广富刚要起身就被大家团团围住，坐在他身边的刘伟局长（原来为他开过车），怕老将军喝多，不让他干杯，可他自己却一饮而尽；原有线连长贾胜民过去喝酒总耍滑，今天他没有装假；老通信处长李培元已年近70了，端着酒挨桌走，为通信营的战友们敬酒；退休的老营长翁贵宾走到张秀华和李素华面前老泪纵横，说道：“秀华呀，保重身体呀！”老教导员王显世92年患过脑血栓，医生严厉禁止他喝酒，今天他又破例了，以酒带言多喝了好几杯，他拉住李爱君的手（当年有线边话务员）说：“我怎么认不出你了？变样了。”满桌的丰盛佳肴没吃几口，大家喝下的是酒，流出的却是泪。

午餐还在进行中，朱晓非（北京兵，原有线连载波技师）又别出心裁，寻来几支画笔让大家为她在背心上签字，这下可乱营了，午餐改成了签字仪式，天津战友的80件“幸存者”和沈阳战友的40件“回唐山”背心顿时唱了主角戏，你为我签，我为你签，几支画笔在战友们手中飞快的传动。老军长面前站了好多人，大家怕他累着就让他坐在那里，他边签边念叨被签战友的名字。找张秀华签字的战友们有的蹲在她前面，有的干脆跪在地上，那种真诚的场面实在让我难以用语言表达明白。就这样，大家把一件背心当成了一件珍贵的宝贝，王本祥同志说：“背心上有我的汗水，也有战友的签名，不能再洗了”。许福文对战友们说：“以后每年“7.28”，我都拿出背心看一看，就象见到了战友们”。沈阳战友张铁忠（75年底复员在铁西保险公司工作）虽未经过地震，也与我们同去唐山，手拿着签了字的背心他热泪盈眶左看右看，沈阳战友李全福在回途中，汽车开出了唐山市之后他突然想起签过字的背心忘在了“京唐宾馆”了，就让司机把车开回去，车上的战友都很理解他的心情，汽车回头了，他找到了自己这件珍贵的背心，满意地笑了。

唐山聚会就要搞完了，各地战友就要离别了，冯骏（北京兵，原守机员）从北京贵宾楼饭店带来的150朵鲜花已在每个战友的胸前开始枯萎了，昨天的香味已被战友们的汗水冲淡了，但是大家还不忍心将它抛弃，“京唐宾馆”的院内人们在互相安慰着，嘱托着。原通信营长周长林带着妻子来为战友们送行，大嫂一眼看见了当年救营长的王国良，拉着他说：“别走了，到嫂子家玩两天。”国良说：“今天我要开车，明年有时间我一定来看您。”

在“京唐宾馆”的门前不用任何人指挥，送行的队伍列的整整齐齐，老军长曾广富在前面，接着是一些原部队的老处长们、老营长们和落户唐山的战友们。天津、北京、沈阳的战友们从1点30分就准备出发，但是1个小时过去了汽车还未发动，奇怪的是人群中没有一个急性子，谁也不喊上车，就这样。人们拥抱着、哭泣着，撒泪惜别，最后都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语言，“10年后再回来吧！那时我们都30岁了”（实际上到那时我们绝大多数人都50多岁了）。

场面太让人受不了，心要跳出来了，我将张秀华抱到了王国良驾驶的“天津大发”上，战友们将她的轮椅抬上车，我一步登上车，（与天津战友去天津）未等车门关上，战友们一下子围上来，流着眼泪与张秀华握手告别，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她了。王国良踩了几次油门始终未敢松“离合器”。张秀华哭成了泪人儿，最后她忍住哭声说：“放心吧，战友们，10年之后，我会回来的！”大家都说：“好好保重，我们等着你！”王国良终于启动汽车，冲出“京唐宾馆”，车后留下了一串战友们的呼唤声……

撒泪惜别离唐山，10年之后再团圆，战友深情永不忘，根深叶茂重如山。再见吧，亲爱的战友们！再见吧，繁华美丽的新唐山！

朋友们，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又会怎样？ 

三十年后再回首—再续《没有平复的震颤》 

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战友照

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沈阳战友们

    亲爱的战友们、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十年前，我在参加唐山大地震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后，撰写《没有平复的震颤》续文时，最后一句话写到：十年后，我们这些人会怎样？（此文曾刊登在《沈阳晚报上》）

今天，我又将带着“滴血的心”继续向您讲述“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所见所闻，这是在40个小时内发生的几个故事。 

 段段“灾中血” 

    7月27日清晨6点，沈阳籍原在唐山复役的62名老战士，在铁西公安局门口集合，乘坐一辆豪华的虎跃大客启城去唐山，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从这个时间到7月28日晚21点的40个小时内，我未曾合过双眼，这双眼纪录了这次活动的全过程。

汽车刚刚驶上京沈高速公路，我接到一个电话，那是我们原部队的战友张绍林的哥哥打来的。绍林已在地震中牺牲了，他的哥哥张东林曾经也在部队当过空军飞行员，他对我说：我此次不能随大家去唐山祭奠弟弟了，请战友们在纪念碑前代表我向和眠九泉下的弟弟问声安吧！这个小小的请求在我们的活动中实现了，在向死难战友默衰时，叶马光、王本祥、白山等战友都轻轻地喊出了张绍林的名字，那一声声的呼唤战友名字时，每个人的心中都在滴着“血”。

沈阳战友张绍林的遗照

本人与张东林（左）的合影

在回唐山的旅途中，王本祥回忆地震前正在丰南县杨家柏机场劳动，7月27日晚上，发现很多水塘中的鱼都跳到了岸上，他们捡回不少。心里还纳昧，鱼好好的怎么都跳到岸上来了。大地震发生后他找了一辆自行车火速赶回部队，见到的却是一片废墟和众多死伤的战友，到处是呼救声，让他无处下手救人，他站在倒塌的军部大院内大声喊着：我真后悔，昨天的事儿是地震前兆，我为什么没想到，我真该死！王本祥的心中在流“血”。

盛树山战友向大家展示二十周年回唐山时写满战友名字的T恤衫

王兴太这位三等甲级伤残军人，地震时被埋12小时，他身边的战友有七、八个人都相继离世，每个战友牺牲前都对当还活的着的人说了几句话，那每一句话都可想而知。最后只有王兴太坚持到了被救，战友们的“血”在他的身边不断的流着，他看到了太多的血，28日凌晨在纪念碑前他向二十多家电视、报纸的媒体记者们哭诉着他带“血”的经历时，引起不少唐山市民也跟着一起流泪。

沈阳战友王兴太（左）张铁忠在纪念碑前

滴滴“血中泪”

27日的晚上我代表沈阳战友参加了一个由各媒体主持的座谈会，在会上的发言中，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用以说明“唐山大地震”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这个故事讲的是张秀华由一个活泼好动的小姑娘被砸成了一个特等伤残军人（此文在七月二十九日本报登载过），这个故事引起大家的伤感，很多人流了泪。

座谈会上我见到了久别三十多年的大姐史黎晴，她是牺牲战友温鲁生的爱人，过去曾在我营守机班当过班长，六八届兵。她的身边正好坐着的是史雅芳，也曾在我营守机班当过班长，七一届兵。说来也巧，她俩正要找我算帐呢。原来我在撰写纪实文学《没有平复的震颤》中错把史黎晴写成了史雅芳（现在书中还是这样，不能改了）。她们都是我们营的姣姣者，所以她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弄错也就不见怪了。 

我了解到史黎晴大姐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自己的爱人牺牲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能见到地人太少了，没人向她描述，也可能人们认为，太残酷了不能描述。

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声：姐姐，您想知道老温到底怎么牺牲的吗？她说：当然想知道，可没人告诉我，我只知一个大概。我说：好，今天我就讲给你听，可你一定要坚强。她点着头。

在我叙述的过程中，姐姐始终拉住我的手，眼中含着泪花。讲完后，她长出一口气说：温鲁生，我永远忘不了你！

开完座谈会，几个战友不想回去睡觉，就干脆来到街头的大排挡，主要是想在这能叙叙旧。

一个沈阳小老乡听说我们是沈阳人，也过来给我们敬酒，一问才知，他是代表母亲专程从沈阳来，祭奠他未曾见过面的哥哥来了。原来在三十年前那个悲惨的日子，他母亲正带着身孕路经唐山，惨遇大地震而流产，生下的是一个男孩，不幸的是孩子夭折了，但这位母亲却被唐山人救了一命，她每逢五、十周年就要来唐纪念，现在年事已高，自己来不了了，就让她的小儿子来了。

在我们的战友中，最不幸的还是天津战友张秀华了，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她也参加了，次此她又不顾身体虚弱，再次来到唐山，整个活动中围绕她的故事太多了，以至在第二天战友分别时，她坐在车上竞不敢再看大家一眼。李京朴等许多战友都喊着她的名字，让她保重身体，她却低着头向战友们摆手，肯定她又在流泪。

李京朴是张秀华的救命恩人

缕缕“泪中情”

28日零时许，我没有跟随大队，而是独自一人就来到了纪念碑前，这时，广场上已经戒严了（天明后要有中央首长参加的纪念大会），我与警卫人员说明来意，他们看到我的着装（白天已经来过一次），就对我放行了。

我一个人缓步向纪念碑下的台阶走去，慢慢人正面蹬上台阶，心中开始想象那些牺牲战友的容貌，默默的念着他们的名字。此时，我好像感觉到了这些战友们真的在天有灵，他们都在看着我的举动，回答我的是；谢谢你又来看我们了！我们友情永恒！

心中的痛不断涌上来，但我并未放声，只是泪含心中，就这样站立了几分钟，能对牺牲战友说些什么呢？只有几个字：安息吧，战友们！

大约在凌晨2点30分左右，200多人的大队来了，全部身穿北京战友制作的白色T恤衫，前面写着：同一个生日；后面印有：1976、7、28-2006、7、28并套印大红字样“30”，他人一看便知意义所在。

两个朔大的花圈摆在队伍的前面，缎带上联分别写的是：燕山垂首陡河哀鸣祭我战友在天英灵！卅年匆忽昨日依稀军旅豪情胸间永存！下联均为：原空六军全体老战友敬献。

每个人的胸前都插挂着一朵鲜花，每个人的手中都捧着一盏腊烛灯。我和另外三名北京、天津、唐山战友被安排在队伍前面抬着两个大花圈。我身后几个战友用轮椅推着特等伤残军人张秀华，余人成六列纵队排开。

就这样，在三点四十二分到来的前几分钟，我们这支队伍迈着沉重的步伐，蹬上台阶向纪念碑下走来。二十几家的媒体记者，手举闪光灯包围着我们不停的摄影、拍照，队伍中开始传出阵阵哭泣声，沈阳战友王兴太一声大哭，引起众战友的泣声不断，有很多战友轻轻地喊着牺牲战友的名字，待走到纪念碑前这支队伍已经哭成一片。一盏盏腊烛灯映照着一张张悲痛的面孔，一道道闪光灯纪录着这伤情的时刻，所有人的心都奏然停跳，整个广场都为之震颤。这是我们这些人过的最难忘的第30个三点四十二分。

朋友，您能感受到我笔下这个悲痛的三点四十二分吗？

沈阳战友张建平宣读祭词，那简直就是一篇带“血”的祭文，字里行间都是反映出我们这支队伍的“灾中血、血中泪、泪中情”。（另有祭词）仪式刚一结束,众多媒体将我们的队伍分割成几块进行采访,我们还说什么呢?唐山大地震留给我们这些幸存者的是不尽的“泪”和不灭的“情”，愿走者安息，愿留者幸福，但愿我们每个十年相聚一次。

战友们，我们还能有几个这样的十年？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词（由张建平宣读） 

唐山大地震幸存的战友们、朋友们： 

     今天是2006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回首三十年前的这一天、这一刻，我们数百名战友青春而宝贵的生命，在天崩地裂的一瞬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三十年来，“7.28”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一天、也是我们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数不清啊，多少次从睡梦中惊醒，呼唤着亲爱的战友们的名字；数不清啊，多少次手捧着战友的遗像，热泪流淌。我们不会忘记遇难战友的音容笑貌，不会忘记那激情火热的歌声和嘹亮的军号，不会忘记我们共同战斗过的岁月。因为，我们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部队、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这片土地！而遇难的战友们献上的却是一生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和满腔热血。每当我们回想起这些战友，都会心如刀绞，泪如泉涌。

遇难的战友们：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来看望你们了。都已年过半百的我们步履已不再轻盈，岁月的沧桑爬满了额头，青丝早已花白。然而在我们心中，你们青春的笑脸永远定格在30年前。

30年啊！我们从没有忘记你们，战友们：我们又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回到你们身旁，团聚在曾经朝夕相伴的军营。

忆往昔，心潮澎湃。幸存的战友们，当年我们在灾难面前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战胜了一切困难，结下生死之交的战友情，今天这些已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用健康的体魄和勤劳的双手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以告慰遇难战友们的在天之灵。

最后，请大家双手擎起寄托思念的蜡烛

唐山大地震中牺牲的战友们，安息吧！

唐山大地震中的死难的人们，安息吧！

 亲爱的战友们：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六年了，虽然我在不断的充实着这部纪实文学，但是无论如何我始终认为，我所看到的一切还远远没有讲完，这些滴血的叙述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的部分经历，在我内心中所铭记的东西还有很多，那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去慢慢填补吧！！！

我的相册网址：http://photo.163.com/wfjxcz/#m=0&p=1 战友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我收藏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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