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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前后散记
（文／许祥富）
1971年，我在空军航空兵第24师遵化场站通信营修理所服役，任无线电技工。空24师是一支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五、六十年代驻防台海前线，曾多次在十分特殊复杂的情况下击落美蒋飞机，终结了蒋帮在台海地区一度的“空中优势”和企图“反攻大陆”的梦想。六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剑拔弩张，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北京受到核大战的直接威胁。1968年秋，这支空军王牌部队奉调至华北，成为“首都空中卫士”；半个多世纪以来，该部始终担负着保卫首都领空的任务。 （▽空24师纪念画册〈2015年版，袁亚维主编〉封面）
当时我已入伍两年多，算是个老兵了。空军是“九•一三”事件的重灾区，林彪集团的《“571”（“武装起义”的谐音）工程纪要》认为：“……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所以，林彪集团力图控制空军，以为其政变目的服务。我们当时虽然只是普通士兵，但也身不由己，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九•一三”事件的激流所激起的些许浪花。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整整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翻开本人当年的日记，勾起了脑海中曾一度尘封的关于那些日子的记忆。当年曾亲身经历过的或直接耳闻目睹的往事，历历如在眼前。现摘其中几件，散记于此。
1、为“首长”站岗 1971年1月，我被派往遵化县城的“五七”电池厂（职工主要是部队家属）执行“军宣队”任务；3月到北空通信技工训练队（时驻北京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东方红大队境内）学习无线电装备修理业务半年。9月初培训结业返回遵化，随即投入到紧张的战备训练工作之中。 9月6日左右，我忽然接到一个任务：部队有重要首长来，临时抽调我去参加警卫工作。当时觉得很神秘，因为在受领任务时，通信营薛建生教导员只说必须是班长以上的党员骨干才能参加，至于是哪位首长来，任务时间地点等他们也不知道，要我作好准备，随时听候通知。 那天，接到通知的我们（共约十几人）从各单位到师指定地点开会。任务内容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在师招待所的指定区域站岗，除有特殊口令者外，不准任何人靠近。我是深夜1点至2点的岗，交完岗就算完成了任务。由于我们平时的工作经常涉及通信机要等保密工作，保密守则要求很严，这次不光没见到“首长”尊容，甚至连“首长”是谁、住在哪个房间等均不知道，也不能打听。当时我们对这些习以为常，不管理解不理解，执行命令就是了。出于遵守保密纪律，我在日记中对此事都没敢记载。 过了几天，发生了“九•一三”事件，部队随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0月，中央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在我部分层次传达，此后我才渐渐从有关渠道听说，那次我们警卫的“首长”，竟然是林彪的死党之一、林彪集团企图发动武装政变的“北线总指挥”王飞！ （▽1971年10月29日的日记，记载了空24师在“避风棚”〈没有座椅的简陋礼堂〉召开的传达中央通报“九•一三”事件文件的全师党员大会的情况。）
王飞（1922.10～2014.10），山东淄博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九•一三”前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党办主任，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直接上级，在林彪集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林彪一伙欲篡党夺权，林立果主要经营“小舰队”（即他直接联系指挥的一帮“少壮派”军人），而老辣的林彪认为还要加上黄永胜等一干大将组成所谓的“联合舰队”。林彪、叶群曾对王、周说过，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林立果更是曾在“小舰队”中说：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9月13日周宇驰乘直升飞机出逃被迫降以后，试图毁灭最重要的证据，他撕碎了两张纸，其中一张是林彪的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另一张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其内容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这封信，很能说明王飞在林彪“联合舰队”中的份量。 据有关方面事后披露的消息，王飞这次到遵化，主要是直接搜集守卫首都领空的这个空军王牌师作战训练的有关资料，以及了解搜集驻机场邻县的一个陆军坦克师的有关情况。原计划他不止住1天，但因形势有变，林立果紧急飞回北京布置行动计划，王提前回京参与其中。我们这些临时执行警卫任务的人，每人只站了一班岗，随即返回原单位，任务不了了之。 “九•一三”事件后，王飞随即被收审。八十年代初公审林彪、江青案件时，林彪集团政变组织的“南线总指挥”江腾蛟被定为林江集团在世的十大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之一，而“北线总指挥”王飞被收监后，因1974年后就患有精神疾病，未列入主犯公审也未作进一步处理，于1981年“取保候审”，直至33年后离世。 王飞这次遵化之行，虽抱有不可告人之目的，但由于其是以空司首长身份冠冕堂皇地“检查工作”，没有透露其意图，我师没有人“上贼船”，没有人因此受到“九•一三”事件的牵连。笔者作为一个普通战士，虽然当时及事后也觉纳闷：部队以往接待与王飞同级乃至更高一些级别的首长，也没听说哪次有那样神秘（听老同志说，除了部队驻南昌向塘机场时警戒曾数次停靠机场专用线的毛主席专列等少数几次特殊任务外）；但想不懂干脆就不想，那天深夜的那班岗虽有“九•一三”前夕人和事的背景而记忆深刻，但终归只是本人曾执行过的一个普通站岗任务。
2、凌晨进入“一等”，飞行员起飞前把手表和钱包拍在桌子上：保证完成任务！我就是撞也要把它撞下来！要是回不来，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党费！ 9月13日凌晨3点多，驻在水门口的通信营楼房的走廊中，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警报电铃声，“一等”！人们急速起床，我们修理所的“加强班”立即骑车飞速赶往师指挥所（平常，我们1名无线电或有线电专业的技师或技工轮流在师指通信值班室值班，进入一等时，无线和有线专业均各增派1名“老手”同时上岗）。我由于原定当日清晨要出发执行另一重要任务，继续在家休息待命。 天亮后，听到交班回来的昨日值班的战友讲述，我才初步知道，刚过去的那段时间，是那么的惊心动魄！ 9月13日0时32分左右，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从海军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北逃，其航线有一段与我部警戒空域擦边，从雷达情报中可知晓其飞行航迹，当时还以为那只是一架普通的夜航专机，并不知道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此后不久，部队接到了全国所有夜航飞机停飞的命令。但凌晨3点多，忽然有一架飞机不顾全国净空令，出现在北京上空并向西北飞行，我部接到命令起飞拦截，令其迫降，若不迫降可予击落。部队随即拉响“一等”战斗警报，紧急进入战时状态。拦截飞机起飞后，师指接到起飞线报告的消息：一位执行拦截任务的飞行员在受领任务时，将随身的手表、钱包等拍在桌子上说：保证完成任务！我就是撞也要把它（指周宇驰等试图外逃所挟持的直升机）撞下来！要是回不来，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党费！ （笔者注：英雄的部队有英雄的基因。这个言行源出该部老英雄李纯光。1966年1月9日，李纯光和胡英法奉命分驾歼-5战机担任主攻，深入敌控海空截击蒋军由马祖飞往台湾的运载叛徒的水上飞机。升空作战前，李纯光对部队领导说：这次战斗如果炮弹打完了，我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如果回不来，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的党费。说着，他掏出钱包、取下手表交给组织。当天下午，李纯光、胡英法连番攻击，追到距海面仅40米的高度击落了敌机，给蒋介石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驻张家口的空7师和驻遵化的空24师等部受命共同执行这次拦截任务（我部是雷达情报显示目标机折返欲靠近北京时起飞的，严防其接近首都重要目标），歼击机在相关空域组成了拦截网。但由于能见度太低，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歼击机飞行员目视没有发现拦截目标（事后得知：被骗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陈修文发现有歼击机拦截后，识破了周宇驰一伙的外逃企图，他以“机动飞行”规避拦截为由，机智地瞒过周，驾机从接近内蒙的宣化等地折返飞回，天亮后在北京怀柔县北部山区迫降，保全下了林彪一伙叛党叛国的大量罪证。陈修文烈士在迫降成功时与周宇驰搏斗被枪杀），天亮后受命返航。随后，部队接到了禁航令。记得当时我们听到的传达是：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任何一架飞机不准起飞！ 禁航令下达后不久，有陆军部队受命进入机场，将一些重型装备停在跑道上，共同监督禁航令的执行。
3、“九•一三”当日参加绝密设备“69.1”试验任务，因涉密漏洞，一干人等被调查 ▽这是笔者1971年9月14日的日记片断： “毛主席教导我们，保守机密，慎之又慎。 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昨天，我和韩技师去对空台执行试验69.1的任务。由于我们对保密问题认识不足，考虑、检查不周，后来才发现了一些漏洞，原因虽正在调查中，但自己的保密观念不强也是事实。不管调查出来是这次的原因还是在此以前其他同志试验的原因，我们都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69.1是一种绝密设备，是我党我军的一件核心机密。如果被敌人钻了空子，就会给我党、我军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把党的核心机密当做比自己的生命贵重千百万倍，严格履行保密手续，不给敌人以一点可乘之隙（笔者注：这几句基本上是按调查人员的原话所记）。……”
按照原定计划，空24师9月13日组织飞行训练，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首次校飞检验绝密设备“69.1”。 以往的地空无线电通话，通常是采用调频或调幅的方法，将语音音频信号调制加载到超短波（特殊情况下也可用中波导航机对空“单向指挥”）上发射出去，接收机将其滤波还原为音频信号，再通过耳机收听。这样一来，在发射机或接收机旁工作的人员，以及所有能接收到该无线电信号的人员都可以监听到该地空通话，容易泄密。“69.1”是一套地空无线电通话保密机系统，其作用是将调制后的超短波信号加密变成一种无法直解的特殊信号发出和接收（解密），再还原为音频语音信号。上级告诉我们，由于该设备是1969年1月经毛主席批准的，所以其代号定名为“69.1”。 经上级研究确定，无线电技师韩永明和我2人执行“69.1”地面设备的试验使用任务。9月13日清晨，虽然禁航令尚未解除，但飞行计划也未取消，我跟韩技师按规定来到师保密室，领出那块半导体收音机模样、约有大半个砖头大小的机器，由专车送至几公里外的大华山下，爬上几百米高的山顶，将“69.1”与山顶坑道机房中的对空台机器联接好，准备随时执行实战校飞检验。 我们在山上从早等到晚，禁航令没有解除，当日飞行计划取消。傍晚，我们将“69.1”取下，专车接回并随即交还师保密室。一夜无话。 第2天下午，通信营副教导员徐焕成突然通知我立即去师保卫科。我去后发现气氛不对，几位首长非常严肃，反复要我回忆讲清从领出到交还保密机之间的一切细节，尤其是在山上待命期间“69.1”是否离开过我和韩技师的视线从而造成失控，是否有其他人动过“69.1”。我反复回想，在山上近10个小时，等得虽然有些着急，但我们俩至少有1人始终留在机房不敢离开，以便随时听命校飞检验，连午饭都是轮流去吃的。只是凌晨进入一等后没有睡觉，又连续几小时呆在山顶坑道中，感觉有些疲劳，中午在机器旁闭目养神，打了一会儿盹。山上只有对空台的工作人员，当值话务员同在坑道内值班，其他人员虽偶尔有进出机房，但所有除韩技师和我以外的人员都没有触碰该机器。领导们反复强调“69.1”的重要性，最后告诉我，发现“69.1”上两个铅封损坏，要我回去进一步回想，有新情况随时报告。 自接受试验任务，我们就非常清楚：对“69.1”我们只能严格按规定程序使用，绝不能私自打开；若是发现故障，就立即中止使用，原封不动地交回北京检修。也许是当天发生了进入一等和飞机禁航等不寻常事件，大家都有些紧张，在保密室领取和交还机器时，无论是我们还是保密室工作人员都没有注意机上铅封的数量及完好程度。好在我和韩技师都是此前已通过了上级严格审查，才被赋予执行这一重要任务，所以这次并没有过多地为难我们。我想，当天曾与我们有过接触的所有人，包括在此之前有机会接触该套设备的相关人员，当时都会进入保卫部门的视线，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以各种方式受到严格调查。 “69.1”作为一种绝密设备，上面自然会设置不少保险防范措施。机上究竟有多少个铅封我也不清楚，但好在只坏了两个，其余完好，说明设备没有被打开过，仍然安全。上级虽给我们狠狠地敲了一下警钟，但并没有把我们打入另册，依然照常信任使用，事后也没听说有其他人因为这事而受到处理追究。但此事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谜团：自那天以后，“69.1”就消声匿迹了，当禁航令解除、恢复正常飞行训练，上级没有再安排“69.1”校飞检验。第二年，我调入空军平泉场站筹建组，此后十多年，曾先后任无线电技师、通信参谋、通信营营长，也没见过“69.1”的试验及使用。 这件事虽然很快过去了，但它对我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刻骨铭心。警醒着我在以后的人生经历中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也尽量做到头脑冷静，多想一些，耐心细致，努力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些，防范各种可能情况的发生。
4、值班时接受陈士榘上将检查工作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的一天，轮到我在师指通信值班室值班。师指挥所设在穿过整座山的飞机大洞库中专辟的山洞内，通信值班室每班2人：一名参谋、一名无线电或有线电专业的技师或技工。一般每天吃完早饭交接班，每班24小时。 那天上午接班后，我按例检查了解机线情况、填写交接班日志，然后就在值班室内看业务书。忽然，师首长陪着一位我从未见过的首长来到通信值班室，因值班参谋当时在作战室，通信室内只有我一人，我连忙起身立正，向首长敬礼：“报告首长：无线电技工许祥富正在值班”。首长简单地问了我几句话，了解工作情况，听了我的回答，首长点了点头，随后就向与通信值班室一墙之隔的作战室走去。 由于事先没有通知，首长离开指挥所后我才知道，这位首长就是开国上将，“九•一三”后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毛主席曾称之为“工兵王”的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同志。
5、师指挥所内传递雷达情报的通信线路突然中断，有关人员受调查 当时配合保障该部飞行作训任务的“441”、“581”、“314乙”等雷达均设在距机场较远的山头或高地上，不论有否飞行任务，有关人员每日都要定时对每套通往师指的专用情报线路进行试机试线。一天清晨试线时，发现其中一部雷达的情报线路不通，随即启用备份线路；值班人员紧急检查，外线没有问题，最后查出是师指挥所内地槽中的该线路有整齐切口，随即换线，保持情报通信畅通。 故障排除了，接着就是查找原因。在那个阶级斗争弦、战备弦时刻高度紧绷的年代，首先要排除是否人为破坏，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刚发生不久，更要提防可能的“林彪余孽”暗中捣乱。有关部门迅速介入，专案调查。我们这些平时能够出入师指的无线电和有线电的技师、技工，每人有一个工具包，内有电工刀、钳子、起子、铬铁等维修工具，当天虽然不是我值班，但也被通知工具包封存待查。最后还是保卫部门给出了答案：经照相放大检验，见该线路断口处有鼠类齿咬痕迹，确定是老鼠进入师指挥所地槽所致（不过那老鼠也真是厉害，粗看断口处，似乎与被刀剪钳子类锐器剪断差不多）。我们被排除了嫌疑，随后，在有关通信线路地槽等场所，都相应加强了预防鼠咬的一系列措施。
后记： 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日记，自然带有那个时代浓烈的政治色彩，尽管本人文笔粗浅拙劣，但所记均为当时所历所思。“九•一三”事件公开后，笔者曾自行对日记进行过清理，删除了一些“涉林”等内容（有的甚至整页撕去）。今依日记线索，回顾当年曾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几件琐事，用若干片断，录下本人在该事件前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笔者1971年5～11月的日记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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