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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玲姐
我十来岁的时候，曾经在姥姥家待了几年。时光荏苒，就这么一眨眼功夫，我从当时懵懵懂懂的一个小屁孩，已然到了耳顺之年。这人老了，记忆力也跟着老了；刚刚要拿碗，却端起了盘子；回身关上门，却忘记了钥匙；本就丢三落四的我，现在的忘性更大了。
随年龄一岁岁老去，近几年的事儿越来越模糊，过去的事却愈加清晰，这就是怀旧了，这就是人老了。不过说来奇怪，虽然现在发生的事儿转眼就忘，可半个世纪前姥姥家院子里的那些人和事儿却始终记得倍儿清，特别是院子里那位玲玲姐……
只记得玲玲姐姓董，但却不知道她的大名，印象中他们家都是女孩，玲玲姐是家里的老大，解放前她家在宁河县芦台镇也算得上是大户人家，姥姥住的房子原来就是玲玲姐家的老宅。不知道老董家解放前干啥买卖，反正人家祖上是发了财赚了钱，上辈人没抽、没嫖、没赌、没糟蹋，一门心思购置房产，经过两三辈儿的积攒，盖下了这前后4跨院的青砖大瓦房。到了解放前那会儿，老董家除了还有其他生意之外，就是单靠"吃瓦片"收房租，都能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
解放了，资本家的产业和家当被没收，原本属于老董家的私产房变成了公产。文革时，我刚满十岁，学校停课了，我就从二十里外的汉沽区到了芦台镇，和姥姥、舅舅一起生活。我们就住在老董家老宅临中街的那个院子的东厢房。
此时的玲玲姐家，早已失去了往日大户人家的光环，全家老少三代就挤在临前街那个院落的西厢房。虽说西厢房有三间房子，其实他们家这么多人睡觉的屋子也就是区区的一间房一铺炕。因为西厢房上台阶进门的那个堂屋盘着做饭烧炕的大灶，进门右手边的那间屋子已经改成了她家的"厂房"。解放后，她家的房子被充公，生意被没收之后，全家人没有了稳定的房租收入。于是玲玲姐的爸爸就开了一个打草绳的作坊。
玲玲姐家那个院子临芦台镇的前街，前街可是当年芦台镇的商业街，镇上大部分商铺都坐落在那里，虽说当时正值文革运动期间，但每逢农历初一、初六，周边村子的农民，镇上男男女女还都依老传统到那条街来赶集。卖粮食的、卖水产的、卖蔬菜的、炸油饼的、吹糖人的、卖切糕的，各种摊贩云集于此，熙熙攘攘，很是热闹。
玲玲姐家老宅的那四跨院，贯通前街和中街，前院后院收尾相连，虽然院落外有一条窄窄的胡同连着前后两条街，但院子里的住户还是喜欢在院内前后穿行。我们几个小伙伴每天不知上下台阶，来来回回要跑多少趟。每逢走过前院，就感觉整个院子就是个大草垛，稻草堆的几乎高过了屋顶，从草堆的缝隙中穿过，根本看不见东西两侧的房子。刚去姥姥家，不知道为啥前院总堆着那么多的稻草，后来小伙伴们告诉我这是老董家编草绳织草袋用的稻草。
小时候我对什么都好奇，特别是各种工匠、各种收工作坊，什么做家具的、钉马掌的、打铁的、鋦锅碗的、焊洋铁壶的、吹糖人的…… 反正只要是工匠干活，我都喜欢蹲在一边看个够。师傅们干活时的那一招一式就像神奇的魔术一般吸引我。每次走过前院时总听到那草绳机转动的声音，那回荡在院子里那"哐当"、"哐当"的声音，总让我有进去一探究竟的冲动。不过那时姥姥总嘱咐我，说他们家是反动资本家，经常被红卫兵揪斗，让我离他们家的人远点，免得惹上麻烦。
一次我又穿过前院，终于禁不住那"哐当"、"哐当"声音的诱惑，我悄悄溜进老董家的"厂房"。只见屋子里有一台机器不停地转动着，机器前坐着的正是玲玲姐。见她不停地从一边拿起一把稻草，然后熟练地从草绳机的入口端送进去，机器那一端出来的是麻花辫一样均匀的草绳，草绳被一个大卷筒不停缠绕着。别看这打草绳就是个熟练工的活，其实可真不简单，每次送入的稻草多了不行，放多了绳子编的太粗；少了不行，放少了又会太细；慢了更不行，慢了草绳干脆就会出断头。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这么凝神看玲玲姐干活。屋子里有些暗，空气中弥漫着少许草絮，灯光下见她不停地用一只手抓起一捆稻草，然后迅速用另一只手均匀地将它们分成小把，连续送入草绳机的入草口，于此同时，她的双脚还要像女人踩缝纫机那样有节奏地蹬踏着，持续不断地为草绳机提供着转动的动力。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那么和谐；那么顺畅。
玲玲姐上身穿一件玫红底色带黄色小碎花的短袖格子衬衫，齐耳的短发。圆脸，眼睛大大的，眉毛比一般女孩重，面色红润。大概是怕稻草的飞絮吧（那种飞絮沾到皮肤上很痒），她在脖子上围着一条本白色的纱巾。那时的她大概有十八、九岁吧，正值女孩最美的年华。不知为什么，她的样子一下子让我想到了过去那些反映五四运动时期的老电影，哦想起来了，电影里上街游行的女学生就是这个头型和打扮！
就在我悄悄溜到门口，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一切的时候，原本聚精会神忙碌着的玲玲姐看到了我，她冲我点头笑笑，算是打了招呼，然后扭头继续忙着她手里的活。我知道此时的她是不能停下来的，因为一旦停机，一旦失去了刚才均匀的节奏，再接上去继续编织断了头的草绳，恐怕又要耽误不少时间。见玲玲姐冲我点头一笑，我的脸一下子涨的通红，小时候我一直是个十分内向的孩子，见了生人不说话，见了女孩就脸红。记忆中那是我和玲玲姐的初次见面。
自打那次见面以后，玲玲姐记住了我，经常到后院来看我，有时给我带点好吃的，有时给我送几本书。好吃的我吃了，可书却一本都没看。那时的我，整天只知道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到街上去打闹嬉戏，再加上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学校也搞"罢课闹革命"，男孩子本来就爱玩，学校这一关门"打烊"，我们这帮孩子也跟着放了羊，捉鱼、掏鸟、踢球、打蛋，个个都玩野了，根本没心思坐下来读书。
就这样，玲玲姐送来的书越来越多，几个月下来，这些书在姥姥家的躺柜上摆了一大摞。可我依然没有翻看那些书，甭说内容了，就是这些书的封面和书名我都不知道。不久，大概是玲玲姐跟姥姥说了什么，姥姥开始碎碎念了。她说让我别天天出去玩耍，要花时间在家里看看玲玲姐拿来的那些书，写写字，学学文化。她甚至跟我说，别看现在外面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以后有一天社会恢复了正常，有文化跟没文化肯定不一样。
天哪，这哪是姥姥的话啊，以前我出去玩，她从来没有管过我。于是我猜到了，这些话肯定是玲玲姐说的！听姥姥总这么唠叨，我对玲玲姐平添了几分怨气，你说你自己既不看书，也不学习，就知道每天闷在屋子里织草绳，干嘛管我的事儿，干嘛给我送书啊！不过，后来当我从姥姥口中得知了玲玲姐的处境之后，我才彻底明白了玲玲姐对我的一片苦心，原先对她的迁怒也彻底消失了。
其实玲玲姐原本是当地一所小学的老师。文革前她毕业于镇上一所最好的中学 - 芦台一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被分配到了镇上的一所小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可没承想刚刚分到学校，还没上过几次课，就赶上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学校乱了套，玲玲姐也丢了工作。她家没有男孩，她又是老大，于是就成了家里打草绳的劳动力。
知道了玲玲姐之前是位老师以后，一下子让我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于是我开始翻阅那些玲玲姐前几次拿给我的书。发现里面不少都是小学生的课外书，有科普读物、历史故事、自然地理知识等等。本来那时候，我刚上完了二年级，认识的字也不多，但由于玲玲姐拿给我的书都是专门写给小学生的，所以 生僻字并不多，大部分内容都能看下来。看懂了书，学了知识，也逐渐增加了我读书的兴趣，就这样，这些书又重新拴住了我这个几乎玩野了的心。
到后来，每隔一两个星期，玲玲姐总会过来看我，问问我又看了哪本书，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看了之后记住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就这样院子里的这位大姐姐几乎成了我的老师，而我则成了她在这前后四个院子里唯一的学生。
很长时间里，我总是好奇，想知道为啥玲玲姐对我这么关心？别看这打草绳，那可不是个轻省活儿，一个女孩子天天那么累，那么辛苦，还要经常惦记关心我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我悟出了其中的缘由：当时的她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对自己的命运不甘，本应站上三尺讲台教书育人的她，现在却不得不终日围着稻草打转。现在院子里有了我这个"学生"，她就可以继续履行一名教师的天职，继续完成由于政治动荡戛然而止的职业生涯，继续支撑她在稻草堆里找寻前行的方向。
再后来，当我知道我们住的这个院子和与此相连的其他很多院落的青砖大瓦房都是玲玲姐家祖产的时候，当我知道了她家解放前原本是镇上富庶的大户人家时，就更让我感叹唏嘘时运对玲玲姐的不公。也越发让我在心底里崇拜这位姐姐老师。虽然家庭这么落魄，生存环境这么艰难，个人命运如此多舛，可她却依然没有放弃与命运的抗争，没有就此沉沦，更没有低头认输！
后来的那些日子，在玲玲姐的积极影响下，我渐渐发现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减少了，开始变得能坐下来喜欢上了看书，甚至可以在炕沿儿上捧着一本书连续一两个小时，一口气把它看完。没过多久，玲玲姐给的书都看完了，于是我又翻箱倒柜，找出了以前姥爷留下的书，很多都是那种线装古书，看得懂的部分就理解了意思记住了内容，看不懂的就查字典权当认字儿，实在没什么书看，干脆写写字抄几段毛主席语录。
玲玲姐有好几个妹妹但却没有弟弟，我家弟兄四个但也没有姐妹，小时候我特别羡慕有姐姐的小伙伴们。在姥姥家那几年，在我心里我把她当成了姐姐，可实际上她更像是我的老师。因为她每次过来，跟我说的话，问我的问题，大多都跟看书学习有关。
再后来，我因为突发原因离开了姥姥家，临走前本想去见见玲玲姐，跟她正式道别，可又怕一旦告诉她我这个"学生"走了，会让她失望难过。想来想去，临走前还是没有跟她打招呼，而是自己悄悄溜到了前院，隔着半掩的门偷偷地看看玲玲姐，算是默默地在心里和这位曾经热心帮我养成了读书习惯的姐姐老师道了别。
1978年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平地，同时也带走了唐山二十几万人，与此同时，这地震也重创了距唐山仅50公里的宁河县芦台镇，镇子上大部分解放前留下的老房子都震塌了。老董家那几个院的老屋也都塌了。听说很多我儿时熟悉的邻居们，一起玩耍的伙伴们都被埋在了瓦砾之下，可老董家呢？前院那东厢房呢？董家那位姐姐呢？我当年的那位老师呢？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打听到她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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