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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越战老兵的故事
文/范建
1971年我16岁就当了兵。
我的连队驻在天津西郊区的李七庄。我们住老百姓的土坯房。房间院子，每天都能闻到一股牲畜夹杂尘土的味道。北方冬天寒冷，使南方兵很不适应。最头疼的是每天清晨要在露天接冰冷的井水洗脸，只要一沾冷水就都呲牙咧嘴。没有饭堂，吃饭也在露天蹲着吃，一阵风刮来，满碗是灰是沙。只这两项，立马把送兵车厢里欢快激昂的热情洗刷得干干净净。
一个月的新兵集训后，我分在六团三营九连一排四班。恰在此时，连队老兵们野营拉练回来。一时间热闹起来。在这些老兵中，得知有几十位65、66年的兵和干部是从越南战场上下来的，有的脸上手上还留着疤痕。他们个个黑不溜秋，气宇轩昂。他们和美国佬打过仗、立过功、带过伤。自然心生崇敬。这些老兵不修边幅、高门大嗓、粗里粗气。但并不影响新兵们对他们的钦佩和好感。
我的班长叫黄作强，广东人，小脸、尖下颏、黑瘦、满脸雀斑。两只眼睛不大，但瞪得很圆。他的声音不高，但长相还真有点吓人。每次见到他，我像猫见到耗子一样躲得远远。闲得时候，班长在床边的小马扎坐着，打开自己的小铁盒，卷着喇叭抽。我也学会了抽烟，当兵的有让烟的习惯。黄班长睡我旁边，可从不给我让烟。
有一天晚上十点，我们已经躺下，忽然急促的哨音响起，每听到这种哨音，我就惊慌失措，只听黄班长紧张地把大家叫醒，大家摸黑穿衣穿裤，打背包。东拉西拽，不是忘了这个，就是丢了那个，黄班长三下两下穿好了衣裤，打好了背包，就抢过我的背包打了起来。这时我的绒衣还没有套在头上。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没有掉队，跟上了队伍。点过名，跑了几圈回来后，黄班长看看我，并没有说什么。由这件事，给我增加了好感，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躲着他。因为我个子小，黄班子总是黙黙地帮着我，却总不言语。还是，只要一看到那张满是雀斑的脸，我还是有些紧张。
有几件事，我一辈也忘不了。我个子小，有个兵欺负我，黄班长一下子挡到我前面，把那人推开；有个操蛋兵搞恶作剧，让我把他碗里的剩汤喝下去，黄班子二话不说，一把抢过，一咕噜喝下，帮我解围。我观察了一下，在连队的十几个班长中，黄国强是最受尊敬的一个。有的班长互相看不上就打打闹闹，或讲个风凉话，或喊外号，开侮辱人的玩笑。可在黄班长的面前，从没有过。人们见他，要么笑笑，要么点头，要么喊一声。全因黄班长有威信！看到这个场景，我打心里庆幸，在这样的班长手下，真好。他真像护犊子一样护着我。
休息的时候，新兵和老兵在一起，就是抽烟、开玩笑，骂脏话。当然，有些激进的爱进步的兵，也会装腔作势地说些大道理。但这都会被前面那些个东东哈哈一笑带过。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和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在一起时，从来没有听他们说那些打美国佬的事。新兵们也没有兴趣问。好像是在荣誉室的照片上，在连队的点名会上，早就知道了，再提就没劲了一样。
约摸过了一个月，黄班长要复员了。我真的不舍得。他对我仍然无话，还是原先那副不吭不哈的表情。那天，房间里无人，他从本里拿出一张他的一寸黑白相片，在背面写上“黄作强”三个字，注上当天的年月日，递给我。还是不说话。我也不敢开口，只是默默地接过来。点点头。这个时候，我真怕他说什么。我至今记不知他是怎么走的。那个时候不时兴搞迎来送往。你训练你的，他走他的，不像现在有个什么仪式，讲上几句送别的感恩的话，或是一字排开，招个手行个注目礼或来点西方的拥抱什么的。没有，什么都没有，不打招呼，走人。
黄班长走后，我就换了新的班长。新班长也不错，长相比黄作强好，温和、善良。但我却不适应。没过多久，一封署名为广东湛江破碎厂的来信送到我手里。打开一看，是黄班长。我好高兴。信中说，他回去后在破碎厂工作。但一直想念部队的生活。看着看着我被下面的字句噎住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说话，你可能会感到奇怪。因为，我要想保护你就必须那么做。你年龄那么小就离开家，我看了心疼，我怎么能让别人欺负你！连队的战友多，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我对你好。我只能用沉默来保护你。我不在了，你要自己保护好自己……”读着这封意味深长的信，我的眼泪哗哗直下。
黄班长走后，我和一排长曲范珠打交道比较好，印象也比较深，屈排长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人字纹形卡琪布两个兜的旧军装，他刚提排长，四个兜的干部服还没发，他的那顶发黄的栽绒帽衬托着他那张如老桔皮般的尖脸。双腮塌陷，是一种典型的塌腮。一看就是一副凶相。我怎么看曲排长都不像好人。
曲范珠也是从越南战场上下来的。平时，他左肩右斜一把五四式手枪用腰带勒紧。很是威风。每天，无论是训练还是集合站队，他的大葱味口令很特别，只有一声高高挑起而嘶哑的“正……”。原本两个字的立正，“正”字却成了长音，而“立”字消失变成了吞音。心想，要是让排长念英语的吞音，一定是绝配。每天饭前唱歌，屈排长准是老一样——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预备齐！”和着《大刀进行曲》曲排长就横七竖八地打起拍子来。
曲排长黑瘦深陷的双颊印有许多麻麻点点的瘢痕，不知是不是战场上留下的印迹。眼缘真的很重要。他的这个样子确实叫人难接近。
曲范珠是山东滕县兵，1966年刚入伍没几个月，就和黄班长一起参加越战，他的得意从不表现在嘴上，只要看你肃然起敬的表情，他就会把他的塌腮下的下巴翘起来。这点大家都清楚。可免不了新兵们有时在炮位上训练时，看到他拿着小旗子喊“就定位”时，还是想发笑。原来，那个连喻户晓的故事，像哈痒一样引得大家悄没声地笑。
在越南战场上，有一天警报拉响后，九连防空的高射炮阵地上，指战员们各就各位严阵以待。只见美国飞机由远及近，很快接近九连的火力范围。新兵是第一次参战，自然害怕。当连长下了开炮的命令，六门三七炮齐刷刷地向飞机开火，三班的炮怎么也不响。一分钟过后，敌机很快飞过的阵地，连长又下达了停止射击的命令，可是阵地上三班的炮仍在突突突地喷射着火球。连长纳闷，飞机都过去了，停止射击的口令也完了，怎么这门炮还是没完没了地打呢。
屈范珠因第一次打仗，从未看到过这样的阵式，本能的畏惧感窜了起来。连长的“就定位”口令下达后，他的腿肚子开始哆嗦。开火的命令下后，他就踏不动击发器，等到踏下击发器，腿又不听使唤，怎么着也抬不起来。敌机飞越阵地后，他不是没有听到停火命令，而是紧张地腿肚子抽筋，怎么也抬不起来。这一下可给压弹的五炮手逮着了机会，一分钟一口气压了120发炮弹，而曲范珠一踩就是120发炮弹。事后，曲范珠挨了处分，五炮手却立了三等功。
这个故事在全连成了笑谈，一茬又一茬传下来。
新兵集训完后，很快分了班。我被分配到炮班当四炮手。一个班一门炮，是三七炮，炮兵有明确分工和协同作战，除班长站地上指挥，共有五个炮手在各自的炮位上或坐或站。一炮手管方向并击发，二炮手管高低，三炮手管距离，四炮手标航路，五炮手管填弹。到了战时，配上炊事员、饲养员等勤杂人员充当六、七炮手帮助递弹。在炮盘上，除了一二炮手坐在炮椅外，其他炮手都是站着操作。
四炮手标航路是个智力活，要根据飞机判断目标与炮伸管间的夹角是多少度，以及装上飞机航行的速度，靠着双手的感觉人工标定。这里确实有个射击学的原理。
有一次，九连长陈均浩看到我，把我叫过去，像是很器重的样子，说：“四炮手一般是叫有文化的兵的干，高射炮需要有射击学知识。你学过三角几何吧”。我不置可否。那个时候，学制精简，读书无用。谁还注重文化课的学习。我也不会想到，我当个炮兵，怎么也就和三解几何发生了关系？
我入伍前是高中一年级，甭管学过多少，这在当时，文化就算高的。好多农村兵都是小学或是文盲哩。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引起了连长的注意。好像有点窃喜。心想，是不是他从我的档案里看到了我的家庭背景和文化程度了？陈连长比我大8岁，是文革前的老高三，学过高中的三角函数和几何。据说他的数学不错，当兵四年就提为正连级。怪不得四炮手每个班都有，为什么不和别人谈，单单和我谈？想到这里，像是有一种特殊的待遇。
陈均浩长得英俊帅气，眼睛不大，单眼皮。但他的单眼皮却和五官搭配得恰到好处，是那种美男子式的单眼皮，给人一种亲切感。在旷野晚点名，他的小眼睛在微弱的月色下一闪一闪发着光亮，凛冽的寒风在宁静的夜色中阵阵吹过，陈连长的训话声也在夜色的阵风中带着一阵飘忽的回响，一阵一阵传入我的耳膜。在我的眼前，他的形象忽然高大起来，闪亮的小眯眼显得生动可爱。心里不免羡慕，军官不大，但当到这个让人羡慕的份上，才叫过瘾。
我与陈连长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建立起良好的官兵关系。可是好景不长。过不多久，一纸调令将他调到空六军训练处当参谋。听到这个消息，真有些难舍难分。
他和黄班长一样，也是悄没声地走的。我感到有种生不逢时的味道，两位相处甚好的兄长，说走就走。他们是我生命之旅的贵人。我们相知相与，可为什么不能相守？我甚至为失去这样的知音遗憾过好一阵。后来，我发现，在生命之旅，这完全是一厢情愿。我全然不知，等着我的，是往日“知已”的“吴兆骞和顾贞观”，相逢却成陌人的结局。
健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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