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在新窗口查看原始图片](../in/images/2016-1-24/majianping/2016-1-24-9-24-28-2015011509083275.png)
老兵故事 83 回国创业2《精诚所至》 公司正式开始运营以后,我和郭总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寻找合作伙伴和在相关的政府机构中扩散传播这个项目上。我们每天的任务有点像当今公司准备上市前做“路演”的模式,找到一个或几个对这个项目有初步兴趣投资的人或机构,立刻约定时间见面,然后对他们进行项目传播。其实说俗点就是给潜在的合作伙伴洗脑,让他们看好这个项目的前途和“钱”景。就这样我们锁定一批人就侃一顿,遇见一批人就聊一回,当时对这个“居安网”项目的计划和说辞基本都到了烂熟于心的程度,只要一开口,那一串串数字,一个个理念几乎立刻能从嗓子里蹦出来!当时这种类似”忽悠”的传播方式无外乎就是希望可以借此将项目的信息最大规模的扩散出去,以便尽快拉到后续投资或找到相应的合作机构。 我知道光凭我们这种激情洋溢的说辞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那些老谋深算的商人们眼见为实,才有可能最终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这个项目掏出他们的真金白银。考虑到这个因素,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这种北美普及率很高的联网自动报警技术,我让冯老师在办公室里安装了一套模拟报警系统,以便随时向来宾展示“设防”、“撤防”、“留守设防”、“挟持报警”等功能。办公室里安装了各种探测设备,经过设防触发以后,报警数字信号可以立即通过电话线发送至模拟报警中心的接收机,相关数字信号通过连接在接收机上的模拟服务器,立即将预先录入的用户数据检索出来,显示在电脑屏幕上方。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向公司考察项目的合作方或投资人展示报警设备的功能,同时也是对本公司技术人员对报警设备安装和使用等功能的熟悉程度提供实战检测的验证。 随着这个项目在天津本地不断地扩散与传播,我们最终又找到了一家对此颇感兴趣的公司,这家公司名叫天津远大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天津市邮电管理系统为尝试产业多元化所成立的三产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总姓袁,原来曾经和我一起在天津市邮局的721工人大学的英语班里学过英文。当时正值中央提倡“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试水期,各个单位都尝试着搞些三产,以来为企业多元发展趟趟路,二来也可以为企业的小金库弄点散碎银子花销。我这位曾经的同学本来是在团委从政的,改革的热潮让他跃跃欲试,正好局里有这种打算,于是带了一部分启动资金出来闯天下。 袁总出来之后并不像好多当时大多经营三产的老板那样靠自己原公司的资源垄断混饭吃,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真刀真枪闯出一片天来。恰逢远大公司当时手头有资金但缺乏具有发展潜力的好项目,就这样我们一拍即合。 袁总的加盟无疑是天大的好事儿,可以说时清除了我在这个项目上的当时的一个心腹大患。回国创业之前我就自己做过困难评估,当时认为回去推广这个报警业务,有二大躲不开的障碍,第一个环节首推公安部门,因为报警业务离开了公安的出警配合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第二个环节是通信,当时中国电信行业在市场处于完全垄断地位,用户甚至连安装一部传真机都需要邮电系统颁发入网许可证。一想到未来报警设备需要在邮电垄断的市话网络资源上安装运行,未来设备入网许可是个显而易见绕不开的结。吸收了一个邮电系统的三产公司作为投资股东或合作伙伴,自然在未来的项目推进中搬掉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除了为报警设备入网做了铺垫,同时新进来的资金,也可以缓解我因暂时找不到市场的切入点,人吃马喂“烧”钱的漫长过程。经过反复斟酌,我说服了另一方股东滨海集团,再次稀释了我余下的80%股份,让远大通信发展公司以70万的现金注资,成了天津自动报警项目百分之二十的新股东。 转眼时间来到了1996年底,技术消化和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但市场的推进还没有任何进展,除了前期有幸拉到了两家股东入伙之外,关于如何让这个项目落地生根开花并没有多大的突破。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差不多当时我拉起了一支队伍,买来了枪炮,联合了兄弟部队,也操练了瞄准射击和协同作战的战术,但敌人在哪呢,不知道,哪天打仗呢,不知道。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我什么时候用兵呢,当时依然是个未知数。 随时间的推移和资金的消耗,我心里开始产生了不安和躁动。你想啊,一家不错的餐馆开了张,店面装修完成了,服务员也培训好了,掌勺的师傅也来了,甚至菜品也试好了,但开业许久就是没有食客。看着每天付出的店租,煤水电费,店员和厨师的工资,作为餐厅的老板心里能不上火么。上火归上火,无论心里怎么着急,老板始终应该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必须把控自己情绪的人。否则急躁情绪就会以累积叠加甚至放大数倍的效果迅速在员工身上蔓延起来。 转眼时间又过去了半年,到了97年的夏天,随天气开始变热,公司员工的情绪也开始浮躁起来。最先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是主抓用户设备安装的陈老师,他推说单位需要办理退休手续,必须在此前回去上班为由,提出了辞职。紧接着,负责设备安装的技术员小管也以老婆在家附近开了一家书摊帮着打理生意太忙为理由,提出了辞职。看着我近一年来花重金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撒手离开,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痛,前期培训花去的“学费”就这样打了水漂! 员工提出辞职到没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再招聘、再培训。其实当时最让我心惊肉跳的是我前期吸收的那两个股东居然在此关键时刻提出了退股。首先是邮电的远大公司带头退股,理由是邮电管理局开始整顿旗下的三产公司,要求将原来拨出的资金尽快回笼。袁总说:“建平,我这边实在是有不得已的难言之隐,”我了解我这位同学,他的眼睛不会撒谎,从那闪烁的眼神中,我看得出来他的动摇。“不过你放心,我这边只要能够原封不动收回原来投入项目的资金就成,邮电管理局那边为多大难我来对付!”他这话要是在平日里讲给我听,肯定会让我十分感动,但如今这个情形之下,我确实感动不起来了。 记得当时房地产投资失败后,套牢沉淀在北海房地产那边的部分资金已经通过断臂割肉回笼了部分资金,我感觉此时再做工作,硬拉着一个没有信心的股东继续扑腾也没多大意思了,于是就咬牙给远大归还了股本,同意其按原先投入的金额撤出投资。 按公司法规定,股东退股必须由现有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后方可执行,我按规定通知了另一家股东-滨海集团的杜总。没想到这下等于捅了马蜂窝,杜总感觉我的公司目前已经是风雨飘摇大势已去,于是也趁火打劫提出了退股。他提出的退股方案是退回已经投入的40万元,另外将办公地点的无偿使用改为有偿租用。这样一来,不仅资金撤走了,我还要每个月给他们支付8500元的办公用房租金。此时我非常明白,这个时候谁都可以撤,但我是死签儿没退路。于是一咬牙干脆同意了滨海集团的退股申请。但我的条件是,房子的装修款必须折价在租金内,否则免谈。就这样20万元的装修费冲抵了近二年的租金。 股东退股、员工辞职,这一连串的风波一时间把公司的命运推到了悬崖绝壁的边缘。我暗暗地告诫自己不要慌,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此时此刻,就像人在黑暗的隧道中前行,最困难的时候,最暗无天日的时候,几乎令人窒息的时候,往往都是曙光已经不远的时候了。清算了二家股东的股本,我又成了孤家寡人,继续咬牙前行。 1997年12月份公司的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办公的地点离塘沽区公安分局很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个巨大广告牌,也可能是无数次的介绍与推广,也可能是天使帮了忙,也可能是上帝被我的信念所感动,总之,重大利好终于出现了。 那天中午午饭后,公司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问明来意,得知此人是天津市公安局行政处李保成处长。此人实际上是当时天津市公安局的大掌柜,每年经手的警用器材、装备、物资等采购经费大约有十几个亿。李处长虽然在公安局队伍里爵位并不是很高,但也算得上是呼风唤雨之人。 公安局的大管家确实不好干,每当局长们需要为警员增加福利待遇、解决住房困难或遇有行政经费不足时,李责无旁贷,总是局长们第一个想到的“钱袋子”。李是山西人,不仅会管账,更会赚钱,每年通过闪转腾挪,东拼西凑和利用公安局特殊的行政资源以及运作周边的关系,总能给天津市公安局折腾出来不少外块。 记得李处长后来曾经多次跟我讲过他的得意之作 - 利银运科支票保安公司,李通过运作这个项目给公安局赚了不少钱。利银支票保安业务是一个有眼光的客商通过和局领导搞通关系,利用行政资源,在天津强行植入给各个企业的一个来钱的项目。实际上技术含量很低,但由于行政干预,所以在最初建立的时候 赚了大把的钞票。 此项目的所谓支票保安业务,实际上就是利用行政干预,将各个银行系统预发行的所有支票的序列号输入一个大的数据库中,每个单位财务部门设置一个检索支票的终端,每次开出一张支票,就将已开出支票的票号输入到利银公司服务器的数据库中,取得支票的另一个单位则通过检索终端来查询那张支票的真伪。有录入信息通过比对成功配型的就是有效支票,否则就被认定是无效支票或假票。 由于当年被大肆炒作,这个项目确实火了一把,市公安局利用行政资源和社会关系,把这个支票报警业务几乎推到了所有使用支票的企事业单位。如果哪家企业不安装这个终端,那么对不起,以后一旦发生支票或财务诈骗等案件,未加入支票保安系统就成为了一个“原罪”。用李处长的话说:“当时银行的人连夜坐镇利银公司的办公室里点钞,投资人也为此捞到了大把的好处,据说当时连点钞机都用坏了好几台!” 严格地讲这个所谓支票保安业务,究其性质只能是昙花一现短命的项目。因为利用票号查询真伪,这仅仅能从一个方面堵住支票造假的问题,但对于“套票”来说则基本无济于事。这种情况有点像现在的出租车套牌,人家车牌照号是真的,车型和颜色也是完全一致的,单纯利用汽车的牌照号查询真伪根本不灵。其实这个项目并非像他们炫耀的那样卓有成效。有脑子的人稍微想想就可以想出它的不少漏洞。由于先天的技术缺陷,风光了几年后的支票保安业务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此时李处长这位呼风唤雨的大管家,在尝到了支票保安的甜头后,正虎视眈眈地寻找着下一个类似支票保安项目的“金矿”。他此次来塘沽到我公司考察,就是碰巧有人跟他介绍了我的项目,山西人对生财之道的精明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可以大大超过当年全市推广的支票保安业务的好项目,既可以帮助公安队伍节省大量警力,又可以为本市预防入室行窃犯罪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同时为公安局和自己分管的部门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总之,李处长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好项目。 其实吸引公安局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始终是我回国的这段时间里处心积虑的布局,一方面,报警公司需要警局出警,这是躲不过绕不开的行政资源,另一方面,从事这种技术防范类的公司每年也需要在市公安局的技防处(科技处)取得从业资质并办理从业备案,此外,他们遍布全市各地的派出所,甚至几万名公安干警都是未来市场推广的中坚力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几乎找遍了公安内部大大小小的各方面关系,然而,无论我多么精心策划,无论我们如何处心积虑,无论我们怎样口干舌燥,近一年的努力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然而这次确实非同一般,风水轮流转,这次是公安方面对这个项目产生了强烈的参与愿望。我知道他们有鹰一般的眼睛和狼一样的胃口,我知道这是个天赐良机,但我也明白这是一个将自己置身于虎穴狼窝的风险,也许李保成处长的出现本身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俗话说不入虎穴难得虎子,我知道我必须尽一切努力为眼前来到的机会奋力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