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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因飞机质量夺走我两个战友的生命
1969年4月，空十七师奉命入闽论战。49团进驻漳州机场，50团、51团进驻连成机场。 1970年4月19日，51团部分尖子飞行员在漳州机场进行复杂气象训练。上午十点二十三分，一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担任战斗值班的49团大队长张进发率领四架歼六立即开车，相继滑出，双机跟进起飞。一切战斗出航的动作做的十分隐蔽而迅速。
当时的敌情是，台湾四架F—104掩护一架运输机在金门着陆，运输机着陆后四架敌机可能要骚扰大陆，空八军指挥所命令我机起飞迎敌。
漳州雷达站设在机场旁边的一个山顶上，四架战机在跑道上滑跑时就被雷达跟踪。当四架战机穿出云层时，4号机孙明发却不知去向，雷达站也失去了这架飞机的目标。指挥所、塔台、空中喊声一片，剩余三架飞机无功而返，51团昼复飞行训练任务只好撤销。
事后查明，在十点二十八分，后双机高度600米在穿云上升时，孙明发驾驶的歼六飞机突然升降舵失灵，主副油针卡在一起，造成机毁人亡的一等战斗飞行事故，年近30岁的优秀飞行员孙明发同志不幸光荣牺牲。
在安全整顿和查找事故原因时，大家一致认为孙明发同志年轻力壮政治思想好，作风纪律好，飞行技术好，上下级关系好，是位优秀的飞行员，因此，事故原因绝不是因飞行员的个人因素所造成。
经过事故检查组和飞机制造厂有关专家对飞机残骸的多次鉴定，并参考兄弟部队在同期出厂的飞机中出现的类似故障情况，最后，慎重的得出了如下事故结论：“此次事故的原因是水平尾翼助力器发生故障，导致严重的‘倒杆’现象，使飞行员来不及处理而造成的一等事故。”
在这起飞行事故的前后，51团到四川接了一架新研制刚出厂歼教五，在连成着陆时，飞行员反映跑到不直，像一根筷子插在水中一样，经飞行指挥员及时提醒和正确的指挥才安全落地。飞机的质量问题和入闽后三次飞行事故在飞行员中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恐飞”的思想越来越浓。
针对这种情况，福州空军、空八军派工作组深入部队，尤其是空八军军长徐登昆、副军长王子祥和师领导们，亲自到飞行员宿舍跟飞行员促膝谈心，讲抗美援朝空战战例，谈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在东海上空空战的英雄事迹后，又重新鼓起了飞行员的斗志。机务大队召开了保障安全誓师会，集中三天时间进行了飞机大检查。追认孙明发为革命烈士并隆重的召开了追悼大会。通过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对飞机的认真检查，四月底，49团恢复了战斗值班，51团继续进行昼复飞行训练。
1975年，那时我已调到空13军军训处，有一次下部队到空17师，一天上午我参加51团地面准备，突然，手表不走啦，怎么拨怎么甩它也不走，看来不是小毛病，我是治不好啦。无奈，只好去找罗正高，因为他会修表。我一出师部大门，想起他今天参加49团改装歼六飞行。晚上再找吧。正在这时，师值班室的值班员高声大喊：“亢参谋，邵师长电话。”邵师长在电话中急促的说：“亢参谋，快到机场来，罗正高失踪啦。”接完电话我急忙抓了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的向外场驶去。
罗正高，布依族，1935年4月出生，1951年1月入伍，贵州惠水人，原51团三大队大队长，此任师领航主任，参加49团改装歼六。那一天他飞的是175练习，双机穿云任长机僚机薛大冨。起飞后三分钟失掉联系。
我一到起飞线，最后的一架飞机已经着陆，飞行员都集中在塔台周围，期盼着罗正高的消息。邵师长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情况后我说：“师长，我说两条意见供参考，一是让飞行员马上回去；二是罗正高起飞没多长时间，估计没离开跑道延长线，马上出发顺延长线搜索”。师长同意了我的方案，于是，我们乘车沿着飞机起飞的方向出发了。
我和师参谋长尹传录同乘一车，走了30多公里，就发现前方的山坡上有一架飞机残骸。那时我才30多岁，身体素质也好，尹参谋长比我大十多岁，身体也不太好，我不能再照顾他了，于是，我卯足了劲第一个爬了上去，到了飞机残骸旁，首先发现的是燃烧的尸体，罗正高同志的胸上部和大腿下部都不翼而飞啦，中间这一块还窜着火苗。我借了一把铁锹铲了一些土将火扑灭，让卫生队的同志将尸体抬下山去。这时，一个公安人员把一只59式手枪交给我，我一看这只枪正是罗正高的配枪。
事故分析会在师招待所召开，北空、13军、17师三级有关人员都参加了会议。经过两天的讨论，基本形成因罗正高云中错觉操纵不当造成一等飞行事故。
我和罗正高在一个飞行大楼相住八年，对三大队长罗正高的人品及飞行技术了如指掌。我认为，罗飞行时间1300多小时，云中时间也超过了100多小时，在抗美援越时，罗多次单机云中向越南空转飞机都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这次起飞三分钟就错觉，不可相信，不可成立，不可接受。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说不服调查组的同志们。在结论即将拍板时，我突然想起在事故现场一位老者给我说的话，他说：我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刚开始一过飞机，我觉着很稀罕，不管在干什么都要抬头去看一看，时间长啦，你们白天飞了晚上飞，谁也不愿再抬头看啦。今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听这架飞机和往常的飞机响声不一样，抬头一看，这架飞机就撞到了山坡上。我问他听到了什么声音，他说，像敲洋铁桶的声音。由此可见这架飞机是因发动机故障导致一等事故的发生，而不是罗在云中错觉所造成。
我一言所出像扔了一颗不大不小的炸弹在三级调查组中炸响。
为了证实我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第二天，调查组全体人员到了事故现场，找到那位老者，又走访其它目击人，所有反映如出一辙。调查组做出初步认定：此次事故是由于机械故障所造成一等飞行事故，上报北京空军待批。
没有几天，北京空军的有了结论，这次事故是因飞机发动机故障导致发生一等飞行事故，罗正高同志追认为革命烈士 。
易县机场大礼堂布置的庄严肃穆，台前放满了青松翠柏及鲜花，舞台左右是各单位敬送的花篮和挽帐，骨灰盒上覆盖着一面鲜红军旗，舞台上方悬挂着一副黑底白字的会标“沉痛悼念罗正高同志”。哀乐齐鸣，千人垂首，礼堂内泣声一片，尤其是家属队的代表和朝夕相处的空勤人员更为悲痛。追悼会按议程在顺利的进行着。最后一项是向罗正高同志告别，军长褚福田走在最前边，军政委紧跟其后，因为我是代表军直机关排在了第三位，其后是师长邵维民、政委韩喆勤。当我和罗正高同志的夫人文殿平握手告别时，她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并放声大哭，这时，军长政委已走下舞台，师长政委在原地等待，文殿平的这个动作弄得我十分尴尬，嫂子的表现有两个含义，一是我和罗正高平时关系相当不错；二是追认罗为烈士我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小声对她说：“嫂子，你的心情我知道，快放开手，师长政委还等着呢。”嫂子慢慢的松开了双手，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我真想放声大哭，不行呀，千百个干部战士在台下注视着我，我是代表军直机关的呀。走出礼堂，坐在那条干涸的小河旁，放声大哭了一场。
那一个疯狂的年代，学生停课，工人停工，都在搞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谁有心抓质量，虽说毛主席最高指示说“抓革命促生产”，但是都抓住了前半句忘记了后半句。那个年代就连飞行指挥的术语都发生了改变。51团还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在北空各师推广。
经验前：指挥员：“268开车”，飞行员：“268明白”，这时飞行员给机械师说：“开车”，机械师给机械员说：“看火”。机械员看到点着火后摇摆尾舵通知飞行员。
经验后：指挥员：“268开车”，飞行员：“268明白”。飞行员给机械师说：“开车”，机械师给机械员说：“烧死刘少奇”。有一次一架飞机没点着火，机械员不知怎么回答，一着急他大声的喊：“没烧死”。机械师也着了毛，大声的喊：“重烧”。一时传为笑话。
请示起飞、通场、加入航线等等一切都是语录化，那时，没有打字机，更没有电脑，我用铁笔刻蜡纸印刷成册，飞行人员人手一册。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飞机制造厂不严把质量，粗制滥造；飞行学员不学理论，囫囵吞枣，致使许多战友丢掉生命，我的战友孙明发。罗正高就是典型范例，这是血的教训呀。
我们那一代人已经退役、退休，我们殷切希望在职的空军战友们和从事飞机制造的同志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各行各业一定要按条令、规章办事，切记飞行无小事！质量就是生命！血的教训世世代代都要铭记。
为祖国空军建设捐躯的先烈们永垂不朽！
摘自《我的回忆》2009年2月9日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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