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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故事2 当兵的日子2 不忍乱大谋 部队里刚入伍的新兵，有个众人皆知的绰号，叫新兵蛋子。新兵蛋子的生活紧张、艰苦、有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分配到50师灵丘场站前，我曾在北空直属通信训练营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营地处北京门头沟区的斋堂村附近。据说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北京著名的旅游观光景区，但当时在新兵连训练非常紧张，虽然知道这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但几乎除了学习，没有闲暇时间去四周溜达，基本没有离开过营房。 刚入伍的时候，心气特别高，一直想好好表现，也憧憬着有朝一日，可以入党提干，光宗耀祖。想通过自己的苦干加巧干，干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当时，虽然没有野心当多大的官吧，但起码力争几年后，穿上4个口袋的军服，拿着几份立功喜报和几个沉甸甸的军功章回去献给对我们寄与厚望的父母。为了这个目标，大哥到了65军来到河北塞外坝上；当了一名野战军的司号员；为了这个目标，二哥来到成都空指的西藏高原；当了一名空军的通信兵；同样为了这个目的，我又来到北空当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刚学报务的时候，经常有一种使命感，总幻想着以后我能赶上战争，如果那样，说不定我也能深入虎穴，打入敌人内部，当个地下工作者，像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那样，用莫尔斯电码和敌人斗智斗勇。 带着这个愿望和神圣的使命，我的报务学习特别投入。很快在训练营报务学员的学习中冒了点尖儿。记得有一次北空首长来观摩表演，我作为9名参加现场表演的学员之一，有幸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阅兵’。那次以后自己信心大增，希望训练营结业后有大把的前程。 当时最最渴望的是能够留在北京，担任一名报务教官。事实上，个别教官也向我透露说，毕业后技术好的学员可能会留在北京教导营担任报务教员，而我恰恰属于技术好的那几个！ 谁知天不随人愿，临近毕业前，大家一起剃了个头。没想到，就是这个头，彻底打碎了我留在北京的梦幻。一下子把我剃到了山西灵丘。来到了空军航空兵50师的灵丘场站。 事情是这样的，毕业前大家找乐说一起剃个光头，做为在北京门头沟斋堂村共同学习的见证和一起毕业的纪念。那可能是我有记忆一来第一次剃光头。也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合适剃光头的男人！从那天起我发誓，除非我头上的毛发完全脱落了，否则我绝不再剃光头！ 我脑后有一块凸出的制高点。那可能就是三国里说的长在魏延脑后的那块反骨。平时头发多的时候，几乎看不到那个制高点的存在，可以一旦剃了光头，那脑后的反骨，赫然变成了明晃晃的无名高地。于是乎我的光头就成了那些损友们的取笑的对象。 同一个厂来的那个曾经的消防员，是出了名的臭嘴。平日里经常讽刺这个，挖苦那个，在别人的痛苦中，收获他无德的喜悦和幸福。他确实是一个特别招恨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嘴特别臭，但一直到我剃光头的那天，我才对这点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当时用了很多难听的词儿形容我不规则的光头，土豆、地瓜、山芋、茄子、秃子、烂桃….. 反正难听的都说到了。终于，我忍无可忍了，猛地站起来，伸手给了他一拳。鲜红的血顺着那个臭嘴流了下来。他也被激怒了，随手抄起了身边的镰刀，我往回跑了几步，也拿起了一把铁锹，和他对峙起来。 瞬间，训练营的营地像被像闪电打过，新兵持械斗殴的消息不胫而走。持械打架后, 营里、连里、排里都连续下达指示，要严肃处理。因为训练营除班以上的干部是老兵，其他几乎是一水儿的新兵蛋子。这么严重的械斗，严肃处理，会杀鸡儆猴。会让所有新兵蛋子们知道在部队打架斗殴是必须付出代价和承担苦果的。 部队讲究的是民主集中制，上级最终责成我们班通过班务会提出对我的处理意见。那几天我怕极了，想了很多。悔恨自己因一件小事没忍住，乱了大谋。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的军旅生涯，离自己入伍前的梦想还有十万八千里的时候就背个处分，就栽了个大跟头。那个年代，每个成年人几乎都有一个神秘的小纸袋(档案), 像影子一样跟着你。那里面装着你的出身、成份、个人的历次简历、填写的各种表格、以及你在走过的各个单位受到的表扬和处分。你想啊，参军入伍本来就是我光辉历史的第一篇，如果还没迈开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在自己的小纸袋里装上一个处分，当时悲观地认为我这一辈子毁了。 无奈之下，我只有心里暗暗的祈祷，希望老天 – 不对，希望班里战友们能在民主集中的民主阶段帮我躲过这一劫。班会的那天，气氛特别凝重，我低垂着头，像在为自己灵魂的遗体默哀。偶尔抬起头看看大家，几乎多一半的新兵战友也都像我一样低垂着头。其实他们每次开班会都差不多是这个表现，他们有的是不愿意当着大家说话，有的是不会说什么，有的则是不知道怎么说，必须等着有人先表了态度，然后才能简单跟大流儿说几句。 班会开始的时候，四周静的可怕，几乎可以听到绣花针落地的声音，我几乎可以听到连长腕表的滴答声。当时，连长、排长都参加了我们的班会。班长率先打破寂静，来了个班会的主题发言。 班长叫孙学军，是位来自江西南昌的老兵。脾气有点怪。关于他我已经记忆模糊了，但只记得这位班长有一双特别臭的脚。其实他天天烫脚，但那味道还是让大伙受不了。那时班长一个人住在班里的被服仓库里，开班会的时候一般都去那里，每次大家必须忍受那种不舒服的味道。幸好这次班会是在我们班的大宿舍里，空气比较新鲜，否则，紧张的心情和那种难闻的味道混合以后的气氛估计可以让我马上窒息。 “大家说说吧，今天连长、排长都在。马建平和赵伟打架的事情特别严重，营里需要我们班里拿出处理意见”。他说话的时候不停地盯着班里的2个人。这二人是我们班里呼风唤雨之人，一个是我们的副班长，群众威信高，领导格外赏识，和我关系超好，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彼此甚至称兄道弟；另一个是我们的团小组长（这位战友好多年前因病离世了）高干家庭出身，为人清高，有点大哥大的味道。团小组长在我们这个大部分都是农村兵的班里显得有点鹤立鸡群。虽然于和我当兵前都是一个厂子出来的，始终对我冷冷的，基本没说过多少话。 沉默许久，我终于抬起头，用余光扫了一下我的莫逆。我心里几乎有百分之几百的信心，确定副班长肯定是挺我的，知道他如果打响保我的第一枪，班里的风肯定朝着有利我的方向刮！此时副班长慢慢抬起头，神情坚定地看了我一眼，终于带头发言了！我心里的感激之情涌出，一下子化作热泪，差点掉了下来。 “大家都知道，我和马建平关系最好，”他一字一句的说着，态度特别真诚。“照理，我不应该同意给他处分”，没料到此时他话锋一转，接下来的话，居然让我大跌眼镜！“但是，关系越好，我越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为了他，也为了咱们全体新兵都能吸取教训，我建议给他处分”! 我简直窒息了！眼前一阵发黑，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的世界末日了。如果团小组长再朝这个方向补充，我就死定了！关键时刻，团小组长也开始表态了。“大家也知道，马建平和我来自同一个厂”。他慢条斯理地说着。“但我感觉他和我们一样毕竟是新兵，虽然这件事情性质比较严重，但建议组织最好提出批评，不给处分。这么早背上处分，会影响他以后的发展”。我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好个班务会，我像坐上了过山车！班里的其他战士纷纷表态，最后统计的结果，大多数都建议不给处分。我终于躲过了处分这一劫！ 经过一番争论和批判，我最终逃过了一次处分，但也错过了留在北京的机遇。一个星期后，我提着网兜，里面装着我的脸盘和掉了瓷的搪瓷缸子，背着满是油腻的背包，踏上了北京到山西灵丘的列车。自此，我离开了教导营，开赴灵丘，空十军五零师灵丘场站，成了通信营一连的一名报务员。 让我特别沮丧的还不止这些，在我离开北京门头沟三天后，妈妈带着好多好吃的，坐了七八个小时的火车长途奔波到部队看我。可我已经去山西了，妈妈扑了空，她大哭一场。连队首长招待她吃了饭。为了平复自己的心情，她把带给我的那些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了留在斋堂训练营的副班长，因为我在信里经常跟她提起我们的友谊。妈妈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她感觉虽然没有看上儿子，但可以把给儿子带来的礼物留给了儿子最好的朋友, 心里得到了极大安慰！ 二十来岁的我，当时曾经发誓以后和这位曾经的好友割袍断义，自此不再联系。只知道后来他留在北京，入党提干，一路平顺。后来转业后和我同在天津，甚至同在天津的河西区，但彼此一直没有机会见面。说来也奇怪，回地方后，和好多战友都曾经见过面，吃过饭，聊过天，但始终无缘再见这位我曾经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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