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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初的一次“撤藩”
黄新原
这是前些年应朋友之约给他写的专栏文章，素材的搜集费了些力气，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也对那段历史有了不少了解。体悟到中国每个历史时期，都曾有很相似的事情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年黄炎培在延安说到“周期率”，这周期率的打破，实在是不容易。也只有共产党在不断尝试着去对抗这周期率的出现。
希望我们的党能不断打破历代“朝廷”转不出去的周期率，为中国梦的实现，自我解毒，自我免疫，自我疗伤，积极奋进，不辱使命——说了不少题外的话。
那还是前几年，电视剧《康熙帝国》正热播，大约演到青年康熙为对付吴三桂正举棋不定。一个周六的上午，在潘家园的旧书摊儿前，一位专卖旧文件、旧书扎和名人手稿的摊主叫住我：“您看这个——敢情解放后也有‘撤藩’。”他手里拿着两张旧纸头，冲我晃晃：“不要钱，我白送。”——他是赚够了我的钱，这次要还我个人情。我当时并未留意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只是一见故纸就手痒，顺手接了过来。
到家仔细看，我一面觉得这位口无遮拦，满腹杂学的京城“纸王”有些好笑，又不禁朝他说的“方向”品味一番。
这两张纸是一份文件的印刷清样。标题是《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消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大区，是建国初期六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的通称，与党的中央局对应。设于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又在地方行使行政权力。
大区的定名，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除东北早在1946年成立的行政委员会和1948年华北成立的人民政府外，其他4个大区的前身都是1949年成立的带有军管性质的军政委员会。到1953年初才正式成立“大行政区”。1月14日召开的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任命刘澜涛、高岗、彭德怀、饶漱石、林彪、刘伯承分别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
大区的设立，并非完全由行政命令所致，其形成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战争年代，根据地和游击区大都建在数省交界、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处，如土地革命时期的湘鄂赣、陕甘；抗战时期的冀鲁边、豫鄂边；解放战争时期的冀察热辽、晋绥等。它们数量多，分布广，加之中央领导机构长期被敌人封锁，空间地域上相互隔绝，不得不设立派出机构（中央局），在前沿直接领导一个区域（几个省）的斗争，如长江局、中原局、晋察冀中央局、南方局等。而作为中央局领导下的地方政权，从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到抗战时期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抗日民主政府，逐渐与党和军队分离，有了较强的独立性，如194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当时中央局书记是邓小平，边区政府主席是杨秀峰，边区参议会议长是薄一波，军区司令员则是刘伯承。
当时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内部机构已相当完整，如东北行政区的前身东北行政委员会，1948年前后，就已经下设数十个职能部门，有财政部（部长叶季壮）、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农业部（部长林枫）、教育部（部长车向忱）、交通部（部长吕正操）、卫生部（部长贺诚）等。随着革命的发展，分散隔离的小块根据地逐渐连接成片，地方政权进行了合并重组，全国解放前夕，在各中央局框架内，与之对应的大区政权便应运而生。
由于上述原因，各大区的政权结构，干部队伍结构以及经济、文化背景等都有着很深的历史积淀和地域差异。革命的胜利，使大区的权力越来越大，它掌握着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力和相当的军权，而中央又一时无法越过它对省及以下地区进行指挥。这种独立性，到了建国以后，便逐渐显现出许多弊端，如财权的分散，使有的大区为了本区利益，擅自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将税收的相当部分截留，未上缴中央。最重要的是地方行政干部的任用权也掌握在大区手里。
随着国家经济和政治建设的需要，大区与中央在权力和职能上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和尖锐。从1949年中央便开始分步骤地削弱它的权力，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１９５０年３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将各大区的粮、税、现金、对外贸易等实行统一调配；将一些大型企业划归中央。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对大区编制精简20%，并只设部、司、科三级，使其职权进一步受到限制。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又分别对大区的机构与任务、对省、区建制等做了规定和调整，与此同时又出台了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定，把工业、财政、交通、贸易、金融、粮食、高教等部门改由中央各主管部门直接领导。这一系列调整使大区政府机构大大缩减，由原来的数十个削减为十多个，大区的权力由此被极大地削弱。
而就在6位大区行政委员会主席被任命不到一年半，中央又断然决定撤消大区，并连同党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一起撤消（中央局于1960年又一度恢复）。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撤消大区的《决定》中首先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同时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高饶事件的发生。
1952年以后，一些大区的干部陆续被调往中央工作，高岗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当时与政务院平行）主席，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们仍兼任东北区和华东区的工作。到中央后，高饶从地方带来的“山头”意识极度膨胀，四处讲所谓“大正统”和“小正统”，讲刘少奇的“圈圈”、周恩来的“圈圈”，意在罗织自己的“圈圈”，伺机夺权。1953年9、10月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东北局第二书记张秀山对中央组织路线的发难，已经没有了上下级的语气，完全是分庭抗礼的架势，高饶“山头”的险恶，使此前尚未充分意识其危害性的中央领导核心猛省。
对于“山头”，毛泽东历来持唯物主义态度，并从组织上对“山头”十分客观地对待，如55年对高级将帅的授衔，就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尽量使其均衡，采取既承认又制约的方针。因那时的“山头”是长期浴血奋战凝成的战友情谊和危难关头以性命相托的上下级关系铸就的，和后来靠吃喝拉关系建立的小圈子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高饶问题的出现，使张国焘以来一直基本团结的党的领导核心有被分裂的危险，这深深刺激了毛泽东等党的最高层领导。在处理这一问题的同时，不能不考虑问题产生的组织原因，于是大区这层容易拥权坐大、产生“小朝庭”的政权机构便当然地被纳入取缔的范畴。
随着大区的撤消，继贺龙、邓子恢、习仲勋等一批干部调往中央后，又有一批干部被调入中央，另有大批干部被充实到厂矿企业，并适当加强了各省、市领导。
也随着大区的撤消，带来了新中国建立至今最大的一次行政区划调整。
继平原、察哈尔两省撤消；苏北、苏南二行署撤消，恢复江苏省；皖北、皖南二行署撤消，恢复安徽省之后，辽东、辽西两省撤消，合并为辽宁省；松江省撤消，并入黑龙江省；宁夏省撤消，并入甘肃省（1958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绥远省撤消，并入内蒙古自治区。这样，除仍保留的热河（1956年撤消）、西康（1955年撤消）两省外，已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相一致。同时，把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哈尔滨、长春、武汉、广州、西安、重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均改为省辖市。
这里附带要说到首都北京建国初期的行政区划状况，当时北京分为城七区：西单区、西四区、东四区、东单区、前门区、崇文区和宣武区；郊六区：东郊区、南苑区、丰台区、海淀区、石景山区和京西矿区。而现在北京的各郊县当时均为河北省管辖，如通县、大兴、良乡、房山、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县，归河北省通县专区；延庆县归在河北省张家口专区，而通州当时是河北省的省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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