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我年虚12岁，大哥15岁。妈妈说：“小力、小刚都大了，可以拉两辆车上山，哪怕少拉点也比一辆车拉得多；小力瘦跟爸爸拉一辆车，小刚胖跟爷爷拉一辆车。”于是，精瘦的66岁的爷爷带着稍胖的12岁的我拉一辆车，伟岸之躯的36岁的爸爸带着瘦高的15岁的大哥拉一辆车，顶着星星就兴奋地出发了。为什么兴奋？因为我们都长大了！说好，这天是去太平岭公社以北的唐家店，一出溜（单程的意思）30来里地。差不多走了4个小时快到的时候，爷爷看着一个大下坡说：“唐家店回来要爬大坡，向外（即向右的意思）拐一下到平安屯吧，这疙瘩一马平川的车好拉。”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反正距离远近差不多，又都是一片挨一片儿差不了几里地的山，在哪割不都是一样的？就这么定了，两辆手推车向外拐进了一条乡间小路，朝平安屯儿方向的山坡奔去。这的柴禾挺厚（极言柴禾生长丰茂），只是有树挂（雾凇），镰刀一碰就往脖子里掉冰晶。我们爷儿四个也没管那一套，向四外撒开干了起来。按照割1小时每人大约10捆的计划，很快就割完了。我抬起头，伸伸腰，这时正是中午时分，才发现在不知不觉中天空飘起了雪花，太阳被飘雪遮挡着，时隐时现，就象一颗冰冷的蜜橘，好看极了！我兴奋地唱起了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一个经典的唱段：“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大山都在回荡着我清脆的童声。望着我割好的十几捆柴禾，羊拉屎似的散落在高低不平的雪地上，唉叹了一声：“风光挺好看，现实太悲惨！”这时也饿了，向腰间摸一下我的大饼子，没有。原来，当年我们上山打柴禾带的午饭，都是用屉布把大饼子裹好围在腰间，开始是热干粮暖和身体，到中午了，就是热身体焐干粮。为了干活方便，也顾不上吃热干粮，从腰上解下干粮就放在一个鸭绒口袋里保温。按正常情况，一个多小时打完柴禾就回车吃饭，干粮还是热火的。于是，扛起柴禾就往停车的位置走。走啊，走啊，走了半个多小时，居然没有找到车！又走了一会儿，居然又回到那羊拉屎的柴禾捆旁。坏了，走“嘛嗒”了（迷失方向）！一马平川的大林子里飘着雪花，正是迷失方向的地理和天气条件，心里也着急起来，便放声大喊起来：“爸——爸！爷——爷！大——哥！”大约三秒钟后，我的声音又从四面八方先后返了回来：“爸——爸！爷——爷！大——哥！”还惊起了一队狍子傻糊糊地一个跟着一个从我身边窜过，吓了我一大跳！我突然想起老人教的常识，在山里喊话的声音是有回声的，千万不能朝声音的方向走，那都是反向的。有效的办法就是拿斧子敲打大树，这个声音没有回声。于是我拿起鎌刀头去敲大树，太微不足道了，根本没有多大声音。我坐在柴禾捆上，心想，肯定有人来找我，这会儿再乱走，就会越走越远。手里紧握着鎌刀：如果再有傻狍子过就砍牠，我知道傻狍子还会原路回来的，牠也不咬人。良久，我听到了大林子里有回声，分明是在喊我。我静静地听着，分辨着方向，终于见到了爸爸。爸爸说：“离车这么近，怎么不扛柴禾装车？害得我们到处找你！”我说：“我扛着两捆柴禾走了老半天也没找到车，也不知道咋地，就又转回来了，没敢再走。”爸爸说：“你看，那不是车吗？”真是奇怪，刚才分明是“鬼挡道”了！我们装完车，开始吃饭，大饼子已经冻成了冰坨，葡萄糖瓶子装的开水也冻得快实心了。爸爸说：“抓紧吃一点儿就得，天黑前必须出山！”梆硬的大饼子，只能先嗑下来一小块儿，再慢慢地嚼碎。嚼着嚼着嘴里就磨出了血泡，往雪地上一吐，一时血红雪白。所以，直到今天我都不爱吃硬东西，一是吃得慢，二来怕磨坏嘴；也不吃冰棍儿，冰棍没有幸福的回忆。我只吃一口能咬透的东西，而且吃饭的速度飞快。这都是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不知不觉地养成的习惯。这会儿太阳已经奄奄地落到林子后边，天快黑了。爷爷也说：“吃完了就快走，这个怂天气最容易走嘛嗒了！”我们分别驾着两辆车开始离开大林子，走回乡间小路。一上路才意识到，我和爷爷这一老一小拉着一车柴禾明显地不如爸爸和大哥，根本就拉不动，这决不是胖与瘦的问题，年龄和体力在那摆着呢！于是重新调整人力：我和爸爸拉一个车，爷爷和大哥拉一个车。这样就基本可以拉动了。事不宜迟，赶紧出山，走出大山上了大道就好走了；所谓大道也不过是砂石路。我们使足了劲向前走！这时，天已经大黑了。前面雪地里出现了一个黑影，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老乡。老乡闪到一旁说了一句话，着实叫我们的心到了崩溃的边缘：“你们是街里打柴禾的吧？你们往俺们屯子里拉干哈？你们走嘛嗒了吧？”走反了，真叫爷爷言中了！我们立马调头往回走，刚才那一个多小时的路算是白赶了。由雪壳子压出来的乡间小路经一天小雪花的飘洒，就象盖上了一床厚棉被，足有一脚深。走在这样软沓沓的路上，车是沉重的，腿也是沉重的。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走上国道。这时大家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也饿了。于是把车靠在路旁，掏出干粮和水，梆梆硬的干粮冻实了，水也冻实了。爸爸借着白雪的映照看了一下手表说：“七点多了，赶紧走，到太平岭公社有人家了要点开水喝，太晚农村的人就睡了。”太平岭公社的大广播喇叭正在播放着国际歌，这是晚八点半新闻联播节日完了前的最后一曲。我对“饥寒交迫”理解太深太深！老乡们早已吹灯睡觉了，只有早已上了板儿（打烊）的邮电所透着光线，爸爸敲开了门。值夜班的邮电员同志十分热情，给我们倒开水，还叫我们把冻饼子放到炉子上烤。大约九点钟，我们从太平岭动身，心里想着还有15里地，2小时还不到家？没想到竟走了3个小时，到家已经半夜12点了！妈妈和大姐在胡同口手搭凉棚了望，奶奶和妹妹在家门口等候，全家人都惊动起来了。从早晨5点算起，我们已经在冰天雪地里干了19个小时。太疲倦了，一边拉着车，一边在打盹，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只记得在进城后见到对门邻居吴大爷和吴振华大哥骑着自行车来迎我们——这是奶奶万般无奈求人家的，使我们的重载车加快了速度，否则，12点还到不了。

东北天黑得早,12月6日16:30牡丹江机场天已经黑透了,敦化老家比那只晚黑4分钟。

    四、“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这每天十几公里的长跑，锻炼了我们的毅力、体力、气力。此后参加学校的运动会、越野跑、环城赛等长跑比赛，第一个撞线的几乎都是我；我有十来条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新毛巾，那都是长跑的奖品。1976年春天我参军要走了，3岁的小堂妹说：“二哥你快点走吧，我等着用你开运动会得的新毛巾呢！”气得不愿我当兵的奶奶直哭。

30年后同学相聚，立者左数第4人为丁振荣同学。

    1975年学校开秋季运动会，也是为参加县运动会选拔运动员。我们四年级面临“知青”下乡，许多同学都私底下结成了“集体户”。人心思变，5000米长跑项目除我外，三个班级都没有人报名，于是就把我编在三年级组参加比赛，成绩单算。被称“州纪录”（曾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万米纪录）的学校团委书记周国志老师在扩音器里为我鼓劲、打气：“跑在最前边是校团委委员、四年级一班班长、班级团支部书记、我校的长跑健将杨刚同学，他一圈比一圈快，有望打破纪录，加油啊！让我们为杨刚同学鼓掌、加油！”穿着钉子鞋（跑道软所以才穿）的我越战越勇，身后一溜儿黄尘，把第二名甩掉两圈还多，其中曾是我班的留级生的丁振荣同学被我甩下两圈还不只，他竟压我的线，左拐右拐阻挡我，我知道他是逗我玩，但这会影响成绩的，使我有些生气。30年后我们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说起这件事儿，丁振荣眯着小眼睛依然笑得很开心，这是后话。
    这年参加敦化县秋季田径运动会，5000米比赛我只得了第5名。按平时的训练纪录，我应该在前两名左右，无奈“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下午的项目中午学校出钱管饭。看着馆子里做的4个炒菜1个汤还有大米干饭，不但闻着香，看着也好看，欲罢不能，我吃了8两大米干饭，真的吃撑着了，跑得我肚子疼，还差点没坚持下来。说起来有点丢人，其实不然。“文革”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艰难困苦的岁月，国贫民穷！我们东北市民供应细粮极少，每人每月白面1斤、大米3斤，其余的都是玉米面、高粱米等粗粮，且大都是陈年战备粮；油水及少，大豆故乡的敦化每人每月也只供应3两油。能吃上大米干饭，只有等到过年。所以有时我就说：能吃上细粮是我曾经的“梦”。

2003年2月27日在母校。30年前不是这个样子，是土坯矮房，教室有大

有小，一年级时桌、凳还是用木板搭成的。

    五、“五七”道路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反修防修，具体到我们中、小学生来说，就是别脱离生产劳动。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因此我们的中、小学生活基本上也是在劳动中或半工（耕）半读中度过的。中、小学校都有学农基地、校办工厂，每年春耕、夏锄、秋收、冬藏，修梯田、挖水沟、积肥拣粪什么活都干过。每年还住到农村去干，每次都有个把月的时间：如1972年到四人班，73年到尚日，74年到林胜，75年到二合店。其中去林胜的80里路是结合学军背着行李、扛着镐头、徒步行军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在艰难困苦、动荡不安的岁月中度过的，其实当时也没有任何苦的感觉，反而觉着得到了锻炼。
    1974年夏天，我们班级学工来到通用机械厂，分配车间时，工人师傅一眼就盯上了我：“这个小伙子到锻造车间！”什么是锻造？就是打铁！结果第一天就出事了。老师傅杨大爷烧红了一块铁，用钳子夹到砧子上，然后用小锤敲一下示意我用大锤砸。第一次打铁，肯定好好表现。我使尽吃奶的力气抡圆了大锤朝那块儿红铁砸去，结果力气够大，却偏得太多，只砸到了铁块的一个边边，铁块旋即飞将起来，飞哪去了不知道，只见老师傅杨大爷迅速扔下小锤，捂着下巴，飞也似地跑了！我也吓傻了，大锤也扔到地上，不知所措。半晌，用白纱布裹着半个脸的老杨师傅从医务室回来，手上还有紫红的血迹。心想老师傅肯定得熊我，站在那半晌不敢言语。没成想老师傅并未批评我，继续烧红铁块，夹到砧子上，用小捶子敲打。只说一句：“力气够大了，小点、小点，打准！”1974年底，我们学校还建立了木耳菌厂，每个学年按班级轮流到木耳菌厂去学习、实践。从配料、装瓶、培养，到检验、出货、装筐等生产流程的全过程都轮流干过。因为班级马格心同学的母亲就是木耳菌厂的厂长兼技术员，所以我们还额外多学了不少技术。
    除了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外，勤工俭学、修建校舍、垒围墙等项也纳入“五七”道路。学校修围墙的石方任务摊派到各个班级，开始，老师领着我们正儿八经打眼放炮炸石头。但效率太低，一天也崩不出几块儿，而且碎石太多，成块儿的太少，根本完成不了任务，又非常危险。有同学说了，某某地方有一堆石头，是俺们菜队儿的，我跟队里说好了，晚上去拉。于是也有家里是菜队儿的同学从队里借来马车，但没有马，需人来驾车。一切停当，趁着月冷星稀，我们几十名学生背着老师到了野外的那个石头堆，那个同学说：谁也不要讲话，快装快走！于是，我们铆足了劲儿搬石头装车。现在想想，哪块石头没有一二百多斤？只有我们少数几个有劲的同学才能搬动。大冬天，棉袄湿透了，手套磨破了，全然不顾，很快装满了一马车。谁驾辕？当然是我！几个有劲的男生在车辕的左右边拉车边帮我掌舵，其他所有的同学每人一条绳套不论车的什么部位，摽上就拉。别看这满满一车石头，就是驷马也未必如此轻松，真是人多力量大！十几里地的路程，很快就要进城了，前面的一个大下坡使我们发了愁，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这个大下坡有几百米长，落差也要上百米。如此沉重的大车一旦失控，惯性后果不堪想象！大家商量，“关键的关键”（《欧阳海之歌》中魏武跃的口头禅）是刹车，只要能保证车不进入惯性，就是胜利。谁来拽刹车呢？同学们一致推我，因为这不仅是力气，还有信任和责任。于是我登上小山儿一样的石头车，双手紧紧地拉住刹车绳，其他所有用绳套向前拉车的同学也一律转向后拉。大车在下坡路上缓缓下行，我坐在石头车上死死地拽住刹车绳，刹车“吱——吱——”的尖叫声划破夜空，还有大家彼此的叮咛和提醒声此起彼伏：“慢点、慢点！”“拉绳套的都‘坐坡’(呈马步状向后拉绳子)！”“杨刚千万拽紧哪！”所幸有惊无险，我们终于安全返校了，而且往返了好几趟。臧喜贵同学还把他哥哥在县医院开的“大解放”弄来了，那会儿他就已学会开车；车号我还记得：06-80440。

1979年7月，家父在我母校。看，花池和远处的围墙，

都是我们偷的石头砌成。

    第二天，我们班级的石头垛起来了，菜队儿的老贫农也找来了，老师、同学都面面相觑。什么跟队儿里说好了，什么借的大车，狗屁！车是偷出来的，石头也是偷的！但车还了，而石头也没有标记，况且别的班级也都是这么干的。老师也没有批评我们，反而不阴不阳地说了半句话“嘁，读书人的事……”（鲁迅《孔乙己》中的话，接下来是“能算偷吗”？）。

    前两排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老师们和“苦大仇深、爱憎分明”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师傅们。其中前排左1即周国志老师。

    六、“口罩戴错位置了！”
    除了跑步，我们还练习打拳、举杠铃等项目。学友董世家的杠铃是哥哥在工厂自制的，两个轮子一根铁杠子，好象不到100斤。动作要领对时，能举好几个，要领不对时，要么就向前推出去了，要么就过量往后扔了，这都是危险动作。我家的杠铃是自己用石头錾出来的，杠子是一根水曲柳的木棒，没有弹力，不太好举。份量可能过百斤，要领对时只能举起一个。练习翻腕还可以，练深蹲也比较给力。但伤腰的事时有发生，受伤了也不敢跟大人说，随便找一帖膏药帖上了事。一次伤得实在太重了，凑钱到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条护腰围上，只能减轻一点疼痛症状而已。练拳除了套路外还练打墙，只要路过前院老汪家，出行练左拳，回家练右拳。久而久之，墙壁就出了一个坑，屋里还掉土渣。人家叫汪大爷向我爸爸告状，汪大爷真是大度：“公家的房子，砸塌了房产局给盖新的。”
    一天练踢腿，地面湿滑不慎摔倒坐地，疼得我好半天起不来。可能是尾骨摔坏了，疼得不能走路。找了一帖伤湿止痛膏对着大镜子就帖，因为是反向，第一次帖到镜子上了（侯宝林的相声真是太有生活了）。揭下来再帖，结果也不知道帖哪去了，又不敢叫大人帮忙。到学校找同学帮着看看，付卫一同学大叫：“杨刚，你的口罩戴错位置了！”

    付卫一同学。

    七、“小强把过年的糖块儿送给我了！”
    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夸奖他女儿铁梅时唱道：“……担水劈柴也靠她……”。孩童时代的我们觉得：这算什么呀？谁家的孩子不担水？哪家的孩子不劈柴！当年我们街坊四邻无论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放学回家都是抓起扁担就挑水，看谁家的水缸盛得满；抡起斧头就劈柴，看谁家的柴禾垛高又齐。
    当年敦化小镇自来水还没入户，我们小楼胡同也没有“水楼子”（自来水井台），市民用水，都是到马路对面东胡同伪满时期留下的水楼子花1分钱买一挑水挑回来。后来才在胡同口修建了一座井台，但不收现钱了，而是按人头每月收缴8分钱的水费；离家也得有二三百米远吧。挑水便把我们锻炼成了铁肩膀。

   看谁家的柴禾垛高又齐。

    在同龄人、同代人中我都算长得高的、胖的、壮的，别人挑两只水筲80斤，尤其女孩子也挑80斤，就觉得我也挑80斤丢人，别人会笑话。其实没人笑话，40斤一筲水，挑一挑儿80斤是标准配置，怎么会笑话呢？我非要挑4筲，160斤！为此，我还专门到山上砍了一棵山榆，自己特制了一条独木扁担，并用8号铅丝揻成扁担链子和扁担钩儿。十五、六岁或十六、七岁的我，挑起4只水筲悠悠然行走如飞，在小楼胡同里成了一景。奶奶说：“十七、十八力不全，二十四、五才正当年。你这不瞎扯吗？”我说：“奶奶，我有得是力气，还可以再挂两只‘喂哒啰儿’（俄语水桶“ведро”的音译，东北当地人都这么叫）。”奶奶急得直在胸前划十字：“我的天老爷呀，小祖宗（奶奶是中式基督徒）！”

 16岁的我(后排右2)，右1、左1均为学兄。

    1973年冬的一天，15岁的我带着小我5岁的四弟小强到北关小石河北的淀粉厂去挑粉渣子（制粉条的下脚料），忘了因为什么没挑上，于是我接了两桶自来水准备挑回3里半远的家，我认为这正是锻炼身体的大好机会。小强说肯定挑不动！我说不但能挑动，而且不带歇气的。小强说：“轧赌！要是能挑动我就把过年分的糖块儿都给你；如果挑不动，你的就得全给我！”我说一言为定！“文革”时期，买什么都须票、证，有年票如糖票等、月票如肉票等、户票如洋火票等、人头票如布票等，不一而足。尤其糖果更属奢侈品，更是金贵，过年的时候我也只能分得五六块儿“橘子瓣儿”水果糖块而已。所以直到今日，我只吃硬硬的水果糖，其他什么奶油的、巧克力的、夹心的、什么酥的等等，一概不吃，找不到糖块儿的感觉。
    就是为了这五六块儿“橘子瓣儿”，也值了！于是我挑起扁担，快走如飞，10岁的小强在后边一路跟头把式地追。大约走了二三百米，肩膀有些疼，我站住了。小强幸灾乐祸地说：“不行了吧？！”只见我轻扭腰身一篡扁担，左肩换成了右肩（我有点左撇癞子所以先用的左肩）。小强大呼：“你玩赖！不带这样的。”我边走边说：“你事先没说，而且是你提的条件，接着跟着跑吧你！”路上还遇见一个叫张静的大姐姐，见我从北关往南关挑水，忙问：“恁们家那疙瘩又停水啦？”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就呼啸而过。大约换了十来次肩，我终于到家了，小强也跟脚儿就到了。我急忙把水倒进水缸，因路远走得急，水漾出去不少，筲里只盛下八成，我担心小强看出破绽。没想到小强也不傻，例数我多处违规：换肩，说明你挑不动了；快走，为了洒水减轻重量！我不管那一套，立码拿起钢笔在黄历大年三十那一页上写下：“小强把过年的糖块儿送给我了！”没有几天就过年了，身高一米五左右的妈妈发现黄历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的钢笔字，仰头看了半天没看清，叫来爸爸看。爸爸看完后，还没有发问，小强就开始告我的恶状。爸爸一通讽刺、挖苦、损后，道：“还恬脸要小弟的糖块儿？”
    八、 “糟蹋（朝语：好）！”
    1975年初，我参加了当年的选拔飞行员体检。由于长年参加体育锻炼，净高1米73裸重63公斤的我，身材匀称，有骨头有肉，用当时的话说“溜光水滑，去了屁眼儿没疤瘌”，引来不少医生和护士的观看，弄得光着腚的我直害羞。县里体检一次通过，然后又参加了州里的复检，终因天寒地冻的敦化高寒山区寒冷天气造成的鼻炎被淘汰。
    1975年底我又参加了空军普通兵的体检，朝鲜族的外科医生叫我原地跳一跳，我轻巧地跳了几下，朝鲜族医生大惊：“弹跳力的很好，你的什么运动？”我说是长跑。医生问：“篮球的打吗？”我说不打，那是野蛮运动。医生说：“糟蹋（朝语：好）！”就这样我以无可挑剔的身体条件参加了空军。

 1976年接兵首长丁炳夫。

    因为身体条件好，还发生一起“抢兵”事件！原来，当年到敦化老家接兵的有两支部队，一个是空6军机关，一个陆军坦克兵，据说坦克兵有“抢兵”的优先权。坦克兵的接兵首长在县医院里死盯身体好的兵源，发现我的身体素质好后，不由分说，抓起图章“啪”就盖上了一个“甲”字，于是我就成了坦克兵的兵了。还有俩接兵首长到我家作了家访，介绍坦克兵的伙食如何好，标准比空军普通兵高，大肆炫耀坦克兵的威风，并说这么好的身体条件不当坦克兵那真就白瞎了。这惹恼了空6军的接兵首长丁炳夫、宋维高、邢玉忠。他们吵架吵到敦化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民武装部，还把人武部政委熊了一顿。丁炳夫大闹人武部，说：“部队首长命令我接回一个航行译报员，哪怕其他兵不接了，这个兵我也得带走！想挖老子的墙角，没门！”真有点正规军欺负地方部队的味道。直到发了蓝裤子我才如梦初醒：几经周折我还是空军的兵。最后把我校四年三班的邢玉才同学拨到了坦克兵，这使他大为不快。当兵后我们俩还有书信来往，他例数坦克兵驻地的内蒙古突泉县“风吹砂子打脸疼”的恶劣天气，说你们倒是去了唐山大城市而且还是空6军军部享福了。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砸死6名家乡子弟兵的消息传进邢玉才耳朵，从此，他只庆幸没有来唐山当兵，再无别的牢骚怪话。

被换兵的邢玉才同学（右）。

看帽子:我是关里兵的栽绒帽，

他是关东兵的羊剪绒帽。

    九、 误走了别人的路，叫别人无路可走
    1976年4月8日，结束了38天的新兵连集训的我到唐山机场警卫连进行为期3个月的机关兵下连锻炼。警卫连是生活节奏最紧张、工作环境最艰苦的地方，航行处老参谋张三好找我谈话时都说了，叫我做好吃苦的准备；我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几天下来无非是齐步、跑步、正步；站营门、守油库、封跑道、看守停机坪，还有一点儿种菜、养猪的生产劳动。在毛主席“五七”道路上走出来的我并没有觉得紧张、艰苦，反而觉得很轻松；又能吃上细粮，每天还有肉、蛋，这还叫艰苦吗？于是，我就想早起床半个小时去长跑，在树林子里打打拳练练筋骨。
    我试着提前起床跑了几天步，吹起床哨前就归队（因警卫连站夜岗，起床哨比部队起床号晚30分钟），也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且大都在机场营区内跑。一天，我离开了机场南营门后顺着机场路旁边的杨树绿化带一直向南跑，直跑到了唐山市边上见到了消防队的红救火车才返回来。回来后，营门站岗的哨兵急忙告诉我：刚才紧急集合都到连部去了，班长找不到人直发火！我窜进宿舍一看，空荡荡的，大通辅上只有我的一条被子，枪架上也只有我的一杆半自动步枪，我真的有点儿毛了！急忙捆好背包、扎紧子弹袋、杠起半自动撒丫子往连部跑。跑到连部，见连长徐立太正在队前讲评，我赶紧喊了一嗓子“报告！”连长扭头回了一嗓子“入列！”我急忙从连长的背后绕到队尾，入列站好准备迎接“半个皇上”的训斥。没有想到的是，连长讲评完毕后，只说了一句“解散”，值星排长说了声“各排带回”，就没事了。回到班里我主动向班长何成良检讨、认错。老班长也没过多地说啥，这大概是考虑到我是机关来锻炼的兵，反正也是临时的；另外连长也没在队前批评。唯一的后果是从6班调到了7班：由站营门变成了站外场、守机窝、封锁跑道。

     地震后的张三好参谋（中）。

    从此我就不敢再单独跑步了，但年轻人的精力是旺盛的，什么赛诗会、出板报、批“右倾翻案风”，我和来自北京的高单飞、湖南常德的马志刚等新兵都积极踊跃参加；杀猪、帮厨、种菜也没有拉下。一次拆“机窝”豁口——就是将“9.13”事件时防止飞行员驾机逃跑而封上的朝向滑行道方向的豁口重新挖开再把那时在侧向挖开的豁口重新堵上，班长杨昆山专门递给我一把平板方铁锹，而大多数人都用小一号的尖锹。我也没有在意，方锹就方锹，反正每撮一锹土都是满的，而且不用弓腿助力，装得抬土筐的两人直叫苦：这个“新兵蛋子”这么有劲，倒让我们歇口气呀！害得我们抬也不是，不抬也不是！这些我还都没在意。

 当年老班长杨昆山送给我的照片。

    一次连队菜地浇水肥，班里公差派到了我的头上。我的想法很单纯：“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垒在高楼不骄傲，砌在厕所无怨言”。所谓水肥就是大粪汤子，粪桶是大油桶对半气割开的大桶，能盛二百多斤。当时分工化粪池的管装，菜地里的管浇，我只管挑。因为是分工干活，真是掏的迅速、浇的麻利，我就不停的挑。挑了两趟就出汗了，我脱掉军装；又挑两趟又脱了衬衣，再挑两趟又脱掉了军裤，不能再脱了，只穿黄衬裤。一个上午下来，也忘记了挑了多少趟，反正跟我给别人装土筐一样，装的没停，浇的也没歇，我挑的能住手吗？一恍到了中午饭时间了，也没有换衣服就急忙和另外几名战友走进饭堂去填早已叫唤的肚皮——那会我早餐就能吃4个馒头、两碗稀饭、一盘咸菜。我们参加生产劳动的战士不参加站队、唱歌、再变步进饭堂。饭后，已经由班长提升为排长的何成良找我了：“你这个小伙子，怎么办呢？同样是军里来锻炼的见习排长王春波同志不如你，你真能干哪！在警卫连光着膀子、穿衬裤进饭堂你是头一个……。又有文化，又能干，你可以当班长、连长、团长。又会作诗、又会写板报……，然后再当军长、司令。”这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说着说着走了，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2010年3月30日在曾广富葬礼上，

  当年的见习排长王春波将军。

    几十年过去了，直到退休了，我还在反省我的一生、我的青春。忽一日，我终于有点明白了，“误走了别人的路，叫别人无路可走”。当年用人制度是直接从优秀士兵中选拔干部，但名额是有限的，和平年代，无战斗减员。况且当年还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许多上一级老同志都是“革命到底”──干到死；1976年唐山机场警卫连长徐立太是1960年入伍的兵。因此许多优秀的老兵超期服役多年直等到有了名额才提干。优秀的战士怎样甄别呢？看表现：有文化的兵有才干，不能吃苦是软肋；能吃苦的兵，文化浅是硬伤。要想脱颖而出，必须扬长避短。有文化的学“毛著”谈心得，写诗歌、写小说、写板报、给报刊投稿子，如果有稿件登报，就有了出路。能吃苦的就帮厨、洗碗、站连班儿岗、拣煤核、积肥、种菜等，坚持不懈就有希望。如：有的帮厨刷碗三年提升了排长，有的拣煤核五年提升司务长。人家都是有心人，一天刷300多个碗300多个盘子600多根儿筷子，3年刷了328500个碗328500个盘子657000根儿筷子，谁听了不震撼？一天拣10斤煤核儿，一年就是3650多斤，五年18250斤，节省了多少煤？节省了多少钱？首长听了哪能不动心！多亏了我只在连队呆了仨月，否则，一直在别人的路上走下去，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后果。

2009年12月6日， 老班长何成良在房凤云儿子婚礼上。看，军姿!

    十、“小伙子，你没病吧？”
    1976年7月8日，我结束了3个月的连队锻炼生活回到了空六军机关工作，这使我多了许多锻炼身体的时间。于是我每天提前起床跑步，我按时间估算了一下，从军部跑到果园公社（现在的抗震纪念碑至唐山西站）可能有5000米，来回10000米左右。如果赶上机关周二出操、周五跑步，我还将早起一会儿，以便能赶回来正常参加集体活动。有一天我提前起床跑完万米，急忙穿上军装参加机关组织的跑步。机关组织的跑步都是围着办公楼跑两、三圈，再变步走一圈。这时，我的汗水顺着面颊流淌，军装胸前背后也都湿透了。在我后边跑步的一个老同志急忙叫住我：“小伙子，你没病吧？”我说没病，刚跑完10000米。后来知道他是军训处的参谋，好象姓刘，但地震后再也没见到他，因为本来就不太熟悉，直到今天想起来才意识到不知道这个人哪里去了。

   围着跑步的办公楼（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