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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
保保，是我上学时在我家工作了八年的保姆。
我出生在重庆。爸爸妈妈是部队的文工团员，因为要经常下部队，演出，所以我是由保姆带大的。
记得7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个新保姆，保保（只是简称）。
保保的名字叫黄秀英，52岁，四川人。年轻时她的身世很苦，17岁结婚，丈夫被国名党抓了壮丁，在逃跑的路上被击毙。仅有的一个儿子得了天花，因无钱医治而亡。她是靠给地主家当奶妈而活下来的。
保保不识字，政治觉悟也不高。因为当奶妈，所以在地主家的待遇并不低，吃好的，喝好的。因此，她总是和我说地主有好人。这可是和当时60年代的主题教育相违背的，为此我的父母对我很是担心，没少批评她。可是对一个没有文化的旧时代妇女来说，她的感情是直观的，也是没有阶级性的。
在我上学阶段，我们家住在军队大院外。
我家周边住的大多都是城市贫民和工人，因此我们作为解放军家庭还雇有保姆很是引人注目。 新社会了，讲究人人平等。保姆在旧社会是受压迫的，因此保保就成为街道工作帮助的重点对象。保保在完成家务的同时，还要参加学习，识字。文革期间还要背毛主席语录，参加一些政治游行之类的活动，比如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去街道做保卫，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时要去游行，再就是胡志明去世时，去越南使馆吊唁，等等。
保保很无奈，曾让我爸爸和街道谈一谈，不想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但终究无果，因为参加的人数太少了，保保是充数的。当然，另一方面，保保也是快乐的，可以和老姐妹们聊聊，玩玩，到处走一走，现在的话叫放松一下。
保保是四川人，很会做饭，又懂调养。妈妈工作忙，身体很不好。保保做过一次“酒鸡”，里面放了许多有营养的东西，还要在地下埋很长时间。冬天的时候每天给妈妈放一个鸡蛋，蒸一小勺。妈妈吃了一冬天后，3年没有生病。
爸爸妈妈爱吃炒菜，哥哥爱吃保保做的担担面，堂哥是火车司机，每次到北京最爱吃保保做的红烧肘子，他一个人就可以吃一个呢。我就最爱吃保保做的鱼松，肉松。她带着老花镜在鱼松里挑刺的形象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困难时期，爸爸单位发了很多黄羊肉，和带鱼，那时没有冰箱，不好保存，保保就把它们做成鱼松肉松）
保保爱养鸡，每年春天，保保都要买很多小鸡，但是永远不会挑公母。她每天喂鸡叫鸡的声音很好听：“咕....咕咕.咕咕.咕....”我呢，就会每天为剁鸡食而烦恼，但每天可以在剁食时观看公鸡械斗，也是我最大的乐趣，每次战斗很是惨烈，血腥。保保在的八年里，我们家没有买过鸡蛋。
保保很怕我奶奶。因为奶奶老批评保保浪费，不会过日子。我想保保大概很不服气，因为对于保保而言，这日子也不是她自己的日子。一次，保保走出厨房刚要把面条汤倒掉，看到奶奶正在院里乘凉，眼睛瞄着她，好像知道她的诡计，只好一转身，端着汤又回去了。
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演出，（年三百场以上）下部队，四清，即使在北京，每天也是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家。保保就承担起保护我，照顾我的职责。文革时期，每天不用上学，社会上抄家，武斗，打人时有发生。很多小朋友都去看热闹，可是保保不让我去，怕发生意外。又因为妈妈是名人，有时有“外调”到街道，街道主任经常给保保做工作，让保保揭发妈妈，但是都被保保拒绝了。
复课了，我承担了一些小职务，家里因为是住独门独院，所以被选作开班会的地点，每次开班会时，保保都要搬一个小板凳，一本正经地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等我们准备散会时，她会说：“我对闫瑞敏有意见”。同学们会面面相斥，偷偷地笑。但是都会很认真地听取。改不改单说吧。哈哈哈。
保保一直惦记着她带过的每一个孩子。她会在每年六一儿童节时，给每一个她带过的孩子，十根带橡皮头的铅笔，和一块当时对于孩子来说很高档的白条橡皮。
有一个她带过的小朋友，爸爸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要下放到东北，走前来看望女儿，（当时女孩在我家住）可女儿不愿见他，保保批评她说：“什么右派左派，他是你的爸爸，这是天定的，没法改变的。”
1969年，爸爸妈妈要分头去五七干校，规定只能带直系家属。要和保保分别了，我和保保都哭了好几天，毕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八年，这八年我和保保在一起的时间比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还多啊。这一分别，不知是否还可以相见。
当兵后探家，经常去看保保，她告诉我她很好，我们下放后，在别人家生活已不习惯，由于年龄的关系，太重的活也做不动了。为此，街道已经把她列为五保户，每个月都有生活费，生活已经有保障。
如果保保还在，她已是过百岁的老人了。我现在也到了她在我家生活的年纪。童年的记忆并不因时间流逝而遗失，反而越来越清晰起来。保保，一个旧社会的普通妇女，随着时代的动荡和变迁远离家乡，把她的情感和爱心都给了我们。她那简单、朴实又直接的人生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伴随我成长。
保保，我童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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