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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拐棍
——K6随笔之二
拐棍虽然可以打人，但终归是用来辅助走路的。
——题记，纪念我的父亲去世20周年
一
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整整20年了。如果活着，他应该98岁了。他这一生，可以让我记取的东西很多很多，但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忘记父亲的那根拐棍。
记得就是我小学刚毕业的那个暑假，在家也闲得难受，便去一个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以期换些散碎银两留做学费。刚去工地上班那天，仓库进了一批木材，其中一根脏乎乎的棍子被丢在一边，我便捡回了家。父亲拿过一拈量，说了声：“好料！”便拿出刨子三下五除二去掉了脏皮，立时，这棍子浑身上下透出淡黄的亮色。
“你瞧见么，花梨木的。上好的料呵。”父亲赞道。我虽然不懂什么花梨木，却绝不怀疑父亲的眼光。因为他是本县有名的木匠，二十多岁便从乡下到了城里学徒，后来开了间木匠铺。据我们那条街的街坊说，父亲的手艺远近闻名，以至人们忘记了他的名字，一有事便称“那个杨家木匠铺的”云云。解放初期，公私合营，父亲把木匠铺并入了县家具厂。他领着一帮师兄弟和徒子徒孙，把县家具厂弄得红红火火。文革时，父亲因了这间木匠铺挨了整，以至全家受牵累，有了一段暗无天日的光景。文革后期，父亲患了重病，时不时头晕，严重时还吐血，无法继续工作了，从此病休在家。父亲的病情按下不表。
回头还说这根棍子。父亲说，花梨木在往日可是大户人家做家具用的，穷人家是用不起花梨的。我说，这一根棍子能做么事，烧火算了。父亲却似乎爱不释手，说，小有小的用处，我看给我做拐棍蛮好！于是，自己在棍头上加了个把儿，便从此拄在了手上，不离左右。
父亲说，这下好了，你可以不用当我的拐棍了。
父亲说的话很让我惊喜，因为自从父亲生病之后，每次去医院都是我当他的拐棍儿。日子长了，便也想耍滑偷懒，为此，父亲时常会揪起我的耳朵：“跟老子走一趟！”我就是一千个不愿意，也还得坚守这个岗位，充当父亲的拐棍儿。
我在家排行最小。老话讲“穷不当长子，富不当幺儿。”我们家兄弟姐妹多，仅靠父亲每月五十几元退休金维持生活，那个苦恐怕很难有人吃得消。所以，我这个幺儿子也没感觉什么宠爱，倒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打6岁起，就开始做起小买卖，卖冰棍，卖大碗茶，摸鱼捞虾，一个暑期总能攒个二三十块钱，贴补家用。12岁时，便到附近的建筑工地提泥桶搬砖，一天1元2角工钱，在当时已属于高工资了。但不管我怎么自立，在父亲眼里，我还是长不高的拐棍儿。
这回，不经意间拿回一根花梨木棍棍儿，做成了一根拐棍，便被父亲特许下岗了。当时真有一种脱缰的快感。
二
但这种快感，很快便转为恐惧。
小学已经毕业，应该懂些事理了。母亲叮嘱我，不要再惹父亲生气。“尤其是你这个烂桃子”母亲指着我说：“都快上中学了，还是一脑壳酱糊！”
“他是一脑壳猪油！”父亲的拐棍把堂屋的地面敲得山响，说：“猪油脑壳，看你还怎么成器哟！”
父亲总这么说我成不了大器。因为小时候实在太调皮，虽然从不与人打架，但总要设计一些另类的小把戏，招惹得街坊邻居时不时找上门来：杨家木匠铺的，你家老幺把我家灯泡打破了，快些收了他的弹弓。杨家木匠铺的，你管管你家老幺，我才刚晒的被窝就把得他弄得透湿……这样的事多了，父亲便格外关注起我的行踪了，恨不得一时半刻也不离他的视线。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几乎一如既往地偏爱语文历史，以至凡是数理化就逃课，躲到学校附近的巷子里玩弹球，放学了才若无其事地回家。于是，便引来老师上门告状。父亲便总是怒从心起，抄起拐棍便打，躲闪不及时，总会留下几条青紫。这阵势经得多了，我便格外小心父亲的拐棍。倘若做了错事，回家时便大气不吭，躲在一边埋头看书。再不然，就悄悄地把那根拐棍儿挪个位置，即使父亲要打我，也会找不到目标而贻误战机，我也就好乘机逃窜。
但父亲总归是老辣的，我的这些小把戏很快便被他识破。许多次放学回家，我都发现父亲会抱着那根拐棍不离手，并且以警惕地目光注视我的举动。
这根拐棍成了我的威胁，也成了父亲的心病。终于有一回，父亲给我来了一次痛快的。那是初中一年级时，因为上课看小说，我的数学老师何先生到家里告状，气得父亲直跺脚。那天放学回家，父亲已经站在门前，拄着的拐棍也似丈八蛇矛般地吓人。我知道大事不好，调头想跑，父亲居然一个大跨步，挺起拐棍一扫，准确无误地打在我腿肚子上，疼得我哇呀乱叫。父亲还是不依，又一棍子打来，我躲闪过去，就听到“啪”地一声脆响。我心想，完了，父亲的拐棍断了！
再看父亲，拿着大半截拐棍，已然脸色发青，一声闷叹，一屁股坐在门前的石阶上。这可把我吓坏了，连忙跑上前去，把父亲扶到了屋里。
三
我也没想到父亲会下“黑手”打断了拐棍。也没想到我骨头如此抗击，但腿肚子上已有一块青紫。那一晚，我不敢再看父亲，忍着疼痛早早便睡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蒙胧中被一股切肤的温暖惊醒。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父亲正在拧着一条毛巾，床边一盆水冒着热腾腾的蒸气。“莫动，看你这不经打的。热毛巾敷几遍就好。”原来父亲在给我疗伤。我欠起身子，想推开父亲的手。父亲把我按倒下去：“你还犟！要气死老子。”他一边热敷，一边按摩伤处的青紫，低语着：“多亏冒伤到骨头。不然老子非被你气死。”
这话让我差点没委屈地哭出声来。
第二天，母亲对我说，父亲那一晚没睡着，一直后悔下手太狠。母亲说：“那根拐棍打断了，把他骇得坐到地上了。你这不成器的！”
我这才明白，父亲原来是疼爱我的。他的恼怒，多半是恨铁不成钢的缘故。
自从拐棍断了之后，我也真的记取了这个教训，很少淘气了。父亲对我的态度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似乎他欠了我什么，每次放学回家，总要首先问我：“饿了么？”“想弄点么东西吃？”这让我受宠若惊，也重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不过，已经初二了，真的该好好学点东西了。那时候，能静下心来读书，已经是我了不起的变化了。父亲每每看我读书，便会凑上前来，坐在桌子边，也不说话，时不时吸几口烟，瘦峭的脸上露出舒坦的笑。父亲只读过二年私塾，算是略通文墨。他也喜欢去茶馆听书，久之总能记住一些段子。有时，他也会主动与我聊起一些历史掌故，什么秦始皇焚书坑儒，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赵太祖杯酒释兵权等等，居然也能讲得我兴致大起。有时候，我真的在想，我这点文墨，许是父亲点化的结果吧。
而每每这个时候，我便不由得想起那根断了的拐棍。心里寻找着补过的机会。
四
大概是“断拐事件”两个月后罢，母亲对我说：“你看看你，一点也不懂事，你还不去给你老子找根拐棍！”
我心说，这很简单呵，买一根就是了。我找出积攒的“钢嘣”，数一数大概能买一根象样的拐棍罢，便在一天扶着父亲到街上的老百货铺挑拐棍。没想到，父亲很不领情，看也没看就回了家。七翻八倒地把两截断了的拐棍找了出来，中间用一块白铁皮一包，用钉子固定了，往地下一拄，呵呵笑道：“这又结实又不花钱，蛮好！”
母亲很是担心，怕他摔着。父亲应道：“摔不死人的！”他又对我说，其实他并不是非要拐棍不可，只是希望走路时多个抓手。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我淘气时好“下家伙”。听得我只打寒颤。
拐棍接好了，我倒不再担心挨打了。父亲也很少再以从前的方式教训我了。“你大了，我也没力气打你了”父亲说：“记住了，什么时候本事都是长在自己身上。从小不走正道不学好，长大后悔来不及”。这些家家户户都讲的道理，在父亲讲来，却很具威力。
父亲又有了拐棍，便又经常出门，去牌馆打牌，去茶馆听戏，去街坊四邻串门。父亲的病情暂时有了好转，活得很是精神。
我却反而像生活中缺了点什么似地不自在，偶而会拿起那根拐棍左摸右瞧。母亲看在眼里，畅快地笑道：“你呀，还是欠打。”
其实，父亲并不信奉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但他很在意我们的为人，总会教导我们“从小看大”。他反对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鬼话，称那是“狗屁哲学”。要我们好好走路，好好做人。
许多年回想起来，我发现我是崇拜父亲的哲学观的。一个草根，一个无权无势的城市贫民，一个把一生都付出在儿女们的生计上的男人，一个从来不与街坊们红脸的好人，以他朴素的生活哲学，引导着我的成长。
五
促使我当兵的念头似乎也是父亲的拐棍使然。
父亲一生耿直，一贫如洗，却因为解放前开的一间木匠铺惹了大祸。“四清”时，重新清理阶级队伍。对原来的小资、手工业者、地富反坏右再次排队，这是中国各阶层的“大洗牌”。有人因此鸡犬升天，有人因此人头落地。父亲因开木匠铺时雇过短工，并带了一位长工学徒，因而重新划定成份时，被定为“资本家”。可怜我的父亲，房无半间，地无半垅，居然划成了资本家！从城市手工业者一下子变为剥削阶级，政治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此，每有运动，必要表态；每出大事，必先查他；就连街道小脚老太们开个批斗会，也要我母亲去“接受教育”。
更糟糕的是，我们一家十姊妹从此成了“黑五类”。我的哥哥姐姐们也因此丧失了政治权利。没有人入党，没有人提干，就连当兵的权利也被剥夺。我的五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曾报名当兵，身体条件、文化素质都被相中，但都在政审时被拿了下来。而我们街坊邻居，同我们一样大的子女，当兵的当兵，进厂的进厂，当官的当官，看得父亲眼热心凉。
直到我高中毕业那年，父亲错划的成份问题才重新纠正过来。那段时间，父亲总是轻松快乐地拄着那根断拐棍，到街坊四邻串门，说:“这下好了，邓小平就是好，我的伢们又可以挺起腰杆子了。”
那年秋天，父亲与我做了一次在我看来从未有过的非常正规的谈话。
“伢呀，上得了大学么？”父亲问我。
这真的把我问住了。事实上，我已经预感到大学的门槛我是迈不进去的。我说：“够呛。”
“那就到厂里顶我的职当木匠去吧。”父亲暗沉着脸。
“当木匠？！打死我也不干！”
“那你想做么事？”
“上不了大学就去当兵！”
父亲听了这话，“噌”地给我脑袋来了一拐：“你老子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父亲激动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那高兴的样子好像我已经穿上了军装。“伢呀，你听我说，你老子我抚了这十个后人，没有一个当兵的。现在政策好了，你有机会了。”父亲拿拐棍敲击着地面：“老子就不信，我杨家的后人不能当兵！”
父亲的话咬牙切齿般地透着狠劲。这也鼓起了我的勇气：“当兵去！能上大学也不去了，当兵！”
父亲哈哈大笑：“这才像我杨家的后人！”
1979年12月8日，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我应征入伍，到北京军区空军当兵了！而与此同时，技校录取通知书也来了。我把通知书放在了箱底，义无反顾地走向军营。
走的那天，天很冷。父亲正哮喘病复发住院，但他坚持从医院跑出来送我。父亲远远地站在哥哥姐姐们身后，一句话也没说，笑望着我登车。车启动了，我看到父亲仍然站在寒风中，瘦干的手拄起拐棍不断向外扬起，做着“再见”的手势，还偶尔擦拭着老眼——但我并不惊异从来坚强的父亲居然也在落泪。我想，这定是高兴的泪，担忧的泪，流淌无限期待的泪……
这个影像，多少年来一直刻在我的心里。
六
我最后一次看到父亲的拐棍，他已经无力将它拄起。
1988年10月30日，我刚刚探视重病的父亲，从孝感回到遵化机场，报丧的电报紧随我身后而来。我接到电报，行李还未放下，便又连夜踏上返乡的路。
这一路，不断地回忆起父亲对我的教益，想想他一生含辛茹苦的际遇，心里涌动阵阵酸楚。在我当兵的时候，我曾向父亲发下毒誓：“不穿上四个兜我就不回来见您！”（那时候，干部的上装都是四个兜，我这话意味一定要提干）。在我当兵后的第三年，我终于获得提干的机会，由师政治部推荐，考入空军新闻干部教导队。
我大姐来信说，父亲和母亲得知我提干的消息，高兴得合不拢嘴，满街坊送喜糖。
父亲一直关注着我在部队的成长进步。我提干那年，他要我大姐特地给他买了台收音机，每天都听军事新闻广播。有一次，听到广播中播发我写的稿件，把收音机贴到耳朵上听。而这台收音机也一直伴随他走完残年。
1985年，父亲听说我到北京帮助工作，便与母亲一起到北京来看我。他拄着那根拐棍，自己登上了长城，还游历了故宫、天坛、圆明园。也就是那次北京之行之后，回到家里，父亲一病不起……
1988年10月，我携新婚的妻子回家探望病重的父亲。父亲因患肺癌，已经卧床不起，但神智还清醒。他拉着我的手，艰难地想笑，想说话。临离开家的那天下午，我给父亲清洗病体，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给父亲洗澡。晚上，他让我坐在床前，手指着床头的一端，像要说什么话。母亲在一旁当起了翻译。
“又想起那根拐棍了是不是？”母亲把那根铁皮已经沾了锈迹的拐棍拿到父亲跟前。父亲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来，含浑不清。我猜出他想说什么了，大声在他耳边喊道：“放心吧，我记得您的话，记得这根拐棍。”父亲这才放松下来，安静地躺在床上。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父亲的永别……
我赶到家里时，父亲的遗体已经送进火化场，停在了焚尸炉前。遗体旁摆着两件他生前钟爱的物件：拐棍和收音机。我二姐告诉我，在我离家后，父亲便陷入昏迷。昨天神志稍好，要我们把这两件东西让他带上。母亲说，拐棍可以让他带走，收音机别火化，将来随骨灰安葬，“好让他听部队上的事。”
我最后一眼看了那根拐棍，父亲的手轻抚着它，似乎永远也不忍放弃。
那根拐棍随着父亲的遗体被推进炉膛，顷刻燃烧起生命的烈焰。
七
父亲离我们去了。二十年了，我却总也忘不了他燃烧的时刻。那根花梨木的断拐，像枪刺一般挺立于我的胸膛。
二十年来，我一直想记述父亲，记述那些在别人看来根本就不值一书的小事，也想解读父亲的生活哲学。但父亲留给我印象中的真的就是些寻常事寻常物，比如拐棍。
我想，拐棍虽然可以用来打人，但终归是辅助我们走路的。想到这些，便也觉得，父亲的拐棍虽然烧了，但却生根在我的骨血中。
2008年9月21日·2011年12月27日修改·天津（题图为我父亲的墓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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