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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情
黄新原
徐老师是我的同事。我们的工作曾有很紧密的联系，保持着长久的友谊。
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我听说他突然冒出个苏联女友，而且专程来北京看他，而且还住在他家里，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女儿。这在同事和朋友中很受关注。我因为年龄比他小不少，不便深问此事，只是远远见过他和一位黄头发、身材微胖的女士在校园里走过。不久我就听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位女士名叫柳达，后来我们一聊起徐老师和她一起散步，就调侃说：他又和“柳达”在校园里“溜达”呢。再后来徐老师拿给我一篇柳达写的文章，那是篇凄美的散文，很长很细，记述了他们关系的由来。我就不在这里晒这篇东西了，我想给战友们看的，是后来他们女儿的一篇文章，由徐老师译成中文，我把它缩编，发给战友们看看。
我爸爸是中国人
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在幼儿园，许多小朋友的爸爸开汽车来接他们回家。尤其我邻床的尼娜，她爸爸个子又高又大，他总是把尼娜轻轻一举就放到了他那宽大的肩膀上。尼娜回过头来向我招手告别。我站得远远的挥挥手，一句话也不说，双眼紧盯着他们走向汽车。我羡慕极了。什么时候我的爸爸也来接我，把我也举到他的肩膀上去，那该多好哇。可是，平日里总是姥姥接我回家。我默默地跟在她后面，心里总高兴不起来。姥姥看在眼里，在小卖部给我买一块我最喜欢吃的巧克力糖，这时，我脸上才露出一点点笑容。
有一天，妈妈下班回来，我第一句话就问妈妈：“我有爸爸吗？他在什么地方？”这话我不知已问过多少次了。每当我这样问，妈妈的脸就有些抽动，显得特别难过。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平静下来，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吗？你爸爸是采矿的，在很远很远的山区工作，所以很久很久才能回来。好孩子，等着吧，你爸爸一定会来看我们的。”就这样，我怀着这个憧憬从幼儿园、小学盼到中学。慢慢地懂事了，我在妈妈面前不再提爸爸的事。但我也发现了妈妈的秘密：她一个人时，总是打开经常锁着的那个黄色抽屉，拿出一沓信来看。我有时突然进屋去，她就急忙用报纸将信盖起来。为了不使妈妈尴尬，我装作没看见。但我已猜到那信一定是爸爸以前留下来的。因为从我记事时起，就从没收到过爸爸的来信。
我还发现妈妈的一个绿色缎面的大日记本，上面绣有中国古画。在这个日记本上记录了妈妈许多重要事情。后来我才知道，那日记本是爸爸送给妈妈的订婚纪念品。在我心中，妈妈是中国通。
我16岁生日那天，祝贺的朋友们散去了，妈妈把我叫到她的卧室，打开了她那神秘的黄色抽屉，拿出了许多信和照片。妈妈郑重地对我说：“女儿，你已16岁了，是大姑娘了，应该知道你的父亲了。”她递给我1张6英寸左右的黑白照片，一个英俊的青年映入我的眼帘。妈妈说：“你已猜到他是谁了吧！是的，他是你爸爸。”妈妈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今天才正式告诉你，你爸爸是中国人，是因为以前你年纪小还不会保护自己。
听了妈妈的话，我心中十分难过。我和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起来。
那晚，我看到了爸爸的照片，他与妈妈的合影，高兴极了。因为以前在我心中总有一层厚厚的阴影——害怕自己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在我们同学中，骂人最狠的就是“野种”。我懂事后，在同学中总是十分小心，不敢与任何同学吵架，吃了亏也总是忍气吞声。心情十分压抑。今天不同了，腰杆硬了似的。我与别的同学一样有位好爸爸。虽然他是中国人，但决不低人一头。从小就好强争胜的我，好似增加了巨大的力量。
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了夜里一点，但我一点也不困，求妈妈详详细细地讲爸爸。我想爸爸，女儿需要爸爸。我要更多地了解爸爸。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拿出了几十封保存完好的信和十几大本日记。妈妈抽出爸爸给她的第一封来信。我看到这封信的日期是1958年3月10日。信纸的边缘已经发黄了。信的正面是俄文，背面是中文。妈妈说，中文是爸爸的手笔，俄文是求别人翻译的。爸爸当时还不能用俄文写信。
光阴似箭，转眼又过去了十几年。日历已掀到了1989年的春天。
有一天，妈妈打电话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询问北京是否可以寄信到苏联来，我们去信北京能否收到？使馆工作人员友好地回答说：“通信已很畅通，信可以收到……”就这短短的几句话使妈妈高兴得热泪盈眶，手上的电话听筒久久忘记挂上。
妈妈打电话后的第三天上午，我正在工作，妈妈突然打来电话。在电话中只说了句：“爸爸来信了。”一句话，就再也讲不下去，已泣不成声。我也手拿听筒呆在那里，说不出话来。随后电话听筒掉在了地上……
我对桌的女友尼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问我：“阿可萨娜，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啦？”过了几分钟，尼娜的大声问话惊醒了我。我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我们设计室十几位同事。
足足过了20分钟，我的心情才逐渐镇静下来。我面向大家，大声说：“同志们，刚才我妈来电话说，我的中国爸爸来信了！”
同事们的心情这才放松下来，纷纷向我握手拥抱表示祝贺。尤其尼娜，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又是大学同学，一起参加工作。她知道我家这些年的辛酸，立即向室主任为我请假，开车送我回家看爸爸的来信。
妈妈也从工作单位提前回到了家中。我一进门就急着要看爸爸的来信。
信其实写得很短，只一页信纸。大意是，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发了五封同样的信。这封信是拜托一位中国官员从莫斯科寄出的。我想你们已搬家早已不在原来的街道居住了。因新址不详，这信也只能再寄原来的地址。我请求老邻居，或认识萨比尼娜·柳达米拉的同志们，帮助我将信转给她……此意已写在了信封的外面，邻居们可以拆阅此信。我北京的地址，电话如下……祝愿此信能转到亲人的手上。时刻挂念你们的徐XX。落款的日期是1989年11月20日。
当我读到徐XX这三个字的拼音时，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把信纸打湿了一片。要知道这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么重的位置呀！
妈妈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热泪在眼中打转。我们母女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莫斯科火车站
我们为爸爸和中国弟弟发去的邀请函已几个月了，但一直没有爸爸的任何消息。见爸爸怎么这么难呀！
7月的一天，爸爸从北京发来了电报。我急忙从妈妈那颤抖的手中抢过电报，但我的手也不听使唤，不由自主地抖动着，仅仅一页的电报纸，激动得掉在地上两次。
终于盼来了爸爸到达莫斯科的日子。妈妈说：“女儿，你怀有八个月的身孕，不要去莫斯科了。从哈尔科夫市到莫斯科需乘13个小时的火车呀。”
但我坚决要去！母亲实在拗不过我，就让我爱人陪我去莫斯科。
中国列车徐徐驶进了月台。妈妈已看到爸爸从车厢里向我们招手。我挺着大肚子焦急而笨拙地走向列车。
爸爸下车了。他扔下行李，向我们跑来。我急忙迎向前去，大叫一声“爸爸！”我把积压在心头30年的酸甜苦辣，把我对爸爸地想、盼、怨、还有一点点恨一下子全发泄出来了！我慢慢跪下向爸爸施礼！爸爸那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拉着我。随即他也不由自主地跪下了。我们抱头痛哭，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妈妈吃力地把我们拉起来。我紧紧地依偎在爸爸身边慢慢地走出站台。
爸爸到家的第三天是公休日。我请来了好友、同学、同事。妈妈也请来了她们研究院的领导和同事共26人，来欢庆我们父女团圆的日子。我把爸爸藏在客厅旁的小房间里，先不让他见客。
当妈妈、阿姨们将三大桌宴席布置好后，我挽着爸爸的手臂从房间里走出来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爸爸徐XX教授，他是中国人！”我把“中国人”这三个字说得特别重。
大家热烈鼓掌、握手、拥抱。说不完的热情友好的话语，说不完的祝福祝愿……
宴会完了，各种酒共喝了38瓶。其中伏特加18瓶。平均每位男士一瓶。
爸爸将从中国带来的各种礼物分赠给每位客人。最后，妈妈爸爸共同双手将一件中国产皮大衣送给把爸爸1989年第一封信转交给我们的老邻居列娜大婶。爸爸说：“是您将我的信转到了柳达手上，建起了我们相见的桥梁。我们谢谢您！”随后，爸爸深深地施礼。
列娜大婶乐开了花。红嘴唇显眼地印到爸爸的脸上、腮上。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是我生来30年中最幸福、最高兴的一天。
我在学校住时，和徐老师是上下楼的邻居，他已经退休多年，但还很忙碌。有时能从窗户上见到他的夫人（不是柳达）在楼下散步，身后有一只小狗跟着 ……
徐老师和女儿阿克萨娜
柳达，一位悲情的女人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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