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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怀旧
黄新原
我从小有很严重的哮喘病，但对香烟却有缘。“文革”时世道大乱，家长没功夫管我们，任我们打架、喝酒加抽烟。那时夏天我不喘，可以抽烟，就一帮孩子躲在一个家长被“发配边疆”的同学家，好烟没有，就是前门、恒大，最好的是牡丹，那时红牡丹五毛一盒，不带嘴。抽着抽着就上瘾了。一次老娘发现我兜里有烟，如临大敌，把父亲叫回来，说：“你看咋整？”父亲说：“这事也找我，你看咋整就咋整。”说完拍屁股走了。最后老娘对我也没“咋整”。
从那以后，到三十多岁，就成了间歇性抽烟，五月到十月，犯病少，就抽；天一凉，要大犯了，就停。直到后来喘得太严重，没法上班了，才彻底戒掉。
香烟，是男人经久不衰的话题。说到过去的香烟，聊天的滋味多了一层怀旧，多了一层感慨：香烟云雾中笼罩着宁静、幸福，当然也有困顿与哀愁。多少年来都在说吸烟的害处，但对于许多男人来说，它仍是须臾不能废离。
说到烟，首先要说香烟牌子，手头资料不多，说不全，解放前，洋烟大致有：本牌、敌牌、品海、老车、火鸡、绞盘、三炮台、老刀、大英、红锡包、白锡包、天桥、哈德门、马力斯、骆驼、乐更、吉士、大前门等。
民族烟有：飞艇、金鼠、金字塔、嘉宝、福尔摩斯、三伟人、白兰地、联合、飞燕、红印、银行、黄金，红金、国际、无敌、克雷斯、邮政、醒狮、美丽、黑牌、三旗、芬芳、公司、咖啡、新立克、白金龙、黄金龙、时髦、高而富、梅兰芳、七星、大联珠、邮政、美女、香宾、大车等。
在关注香烟历史时，飞马牌很让人注目。应该说飞马烟是地道的“革命烟”，它最早产自抗战时的江南根据地。最早的发轫者是当时的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相传一次召开大会，张云逸发现战士在地上捡烟头抽，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决心自建烟厂。特批能买一头猪的款办厂，厂名为“新群烟厂”，生产的香烟，张云逸亲定为飞马牌，派人潜入上海，在一个印钞厂秘密定制套色锌版，用上好道林纸，印烟标10万枚。1945年夏，新群烟厂采用淮南上好烟叶和配料精制的飞马烟，质量大大超过了曾经在解放区流行的“大英”、“老刀”牌香烟。甚至敌占区烟贩也冒险到桐城、汊涧等地批烟。为了使飞马烟能进入敌占区，换回药品、布匹、弹药等物资，新四军在上海买来“红锡包”烟盒，装上飞马香烟。当时上海和南京等地的烟贩常会对买主说：“剥皮看肉，真正的飞马，四太爷（对新四军的昵称）生产的。”
解放后，上海中华烟草公司接产飞马牌香烟，一时风靡上海。据说上海市长陈毅带头吸飞马。经济学家经叔平回忆，当时他和荣毅仁等工商联知名人士去拜会陈毅市长，口袋里必备一包飞马，否则就要被动。陈毅不习惯接受别人敬烟，往往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飞马，他们也从口袋里掏出飞马，感觉十分融洽。当时实行供给制，烟按职务级别发给，区级干部每月五包飞马烟，县团级以上干部每月一条至两条。飞马烟价1953年在上海为2元1角一条，2角3分一包。
除了飞马烟，当时还有几种流行的名烟，即所谓甲级烟。首先是中华。解放初上海卷烟市场上的甲级烟几乎全为外商企业产品所垄断。1950年，国营中华烟草公司试制成功中华牌卷烟。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中国烟的首领。吸这种烟的人除了标志着有钱，更标志着有身份。它辉煌的包装和优良的品质，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甚至直至外烟盛行的今天，都丝毫没有在人们心目中减色。我曾见一位玩烟标的朋友有一只崭新的中华铁听，他打开盖，深深地嗅着里面50年代残留的香气，神往之情不能自已。他还有一张1959年上海烟草工业印刷厂印制的10支装中华牌硬盒烟标，红而亮，窄而长，充溢着华美之气。1953年，中华烟每条3元9角，零售每包4角3分，这差不多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两天的伙食费。1957年中华烟每条长到4元4角，零售价每包4角8分。1964年每条5元2角8分，零售价每包5角8分。从此一直到1980年，16年价格未动。1981年起，每条16元3角6分，零售价每包1元8角。可以说，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对这个牌子始终有一种敬畏感。他们觉得自己不配吸，实际上很多年市面上也买不到。
红双喜也是50年代的甲级烟。解放前，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制造厂生产过这个牌子。解放后该公司的汉口制造厂也有双喜牌，但这两种香烟的商标图案不同。该公司在上海的制造厂生产的红双喜牌由于受到外商企业产品的排挤而销路下降，为了打开市场销路，对该品牌重新设计，改变配方，1951年开始生产，销路直线上升，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一位老工人师傅说起自己一件难忘的往事，1959年他结婚，仪式快开始了，主婚人——他们厂的书记却迟迟未到，性格腼腆的汉子有点挂不住了，觉得是不是领导看不起他，他已经向亲戚们说了今天谁是主婚人，万一他不来怎么办？正在着急，一头汗水的书记来了，笑着从包里拿出两条香烟，正是红双喜。当时香烟已经开始凭票供应，说是凭票，其实有的高级烟有票也买不到，这位工厂的一把手为一个工人不惜去求当局长的老上级把自己的烟割爱拿出来。当这位新郎看到这两条烟时，是怎样的心情应该可以想象。就因为这两条双喜烟埋下的一份情，使这位老工人在“文革”中背着被打折了一条腿的书记一口气跑了15里路，拼死保住了书记一条性命。直至1980年，红双喜的出厂价和批零价与中华烟完全一样。
还有牡丹烟，早在1919年它已经面世，属上海振胜烟厂产品，后由中国大达烟厂正式作为注册商标。1956年，上海卷烟二厂对该品牌重新开发。50年代末牡丹牌4角9分一包。大前门牌卷烟原为英商英美烟草公司（后改名为颐中烟草公司）产品，1915年在中国注册，并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同时生产，拥有广大的市场。1952年4月，国营上海烟草公司经中央批准接办颐中烟草公司（连同商标转让），并在上海、青岛和天津按同一品质继续生产。1953年，每条2元9角，零售每包3角2分。1957年，每条2元9角1分，零售每包仍为3角2分。从1964年起，改锡纸精装，每条3元5角，零售价每包调至3角8分。还有一种值得记起的烟是群英牌，1959年10月，北京召开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大会，名字很拗口，叫作“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人们习惯称之为“群英会”，会开完了，群英烟也应运面生，当时是每包是4角7分。
50年代，上海是制烟的大本营之一。那里制烟历史久远，实力雄厚。1952年华东区工业部上海烟草公司成立，接办颐中烟公司。原颐中烟二厂改名为上海卷烟一厂，原颐中烟三厂改名为上海卷烟二厂，原花旗烟厂改名为上海卷烟三厂。不久国家轻工业部成立中国烟草工业公司。华东工业部上海烟草公司改名为国营上海烟草公司。当时为畅通销售渠道，上海成立了烟叶联购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汪道涵，副主任委员为经叔平。
50年代除了上述名烟外，1955年上海卷烟二厂还试制成外香型七叶牌香烟；1956年卷烟二厂又试制成功甲级优质烤烟型熊猫牌香烟，这据说就是后来邓小平爱吸的熊猫烟的前身；1957年上海卷烟四厂试制成混合型狮牌香烟，这是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的第一只混合型香烟；1959年上海卷烟二厂生产出熊猫、中华牌过滤嘴香烟，这应该是新中国最早的过滤嘴香烟；同年又生产出10支装中华牌硬盒烟。但也就在1959年，由于物资出现短缺，香烟开始实行凭票证定量供应，凭证范围为红双喜以下，飞马以上。
至于后来为烟民所熟悉的云南烟草工业，在50年代还几乎是空白。1957年，玉溪烟厂才刚刚在一片杂草丛生的乱坟岗上兴建，这里的建设者靠人挑马驮，以大跃进的速度，在很短的时间建起了一座座厂房，施工期间正值云南雨季，工人们不分昼夜，于泥泞中创造了它。后来著名的红塔山牌香烟是以玉溪烟厂当地一座红塔山而得名，而初建厂时，红塔山还叫白塔山。
一位“烟鬼”朋友记得香烟凭票以后，北京卖烟曾经实行搭配成“捆”销售，一张票一捆，这种“捆”分几种档次，好一点的有6盒一捆的，其中有红（或蓝）牡丹一盒，大重九两盒，海河三盒；差一点的：带锡纸的前门一盒，不带锡纸的前门两盒，战斗三盒；还有一种“穷人捆”，就更差一些，是一张票10盒一捆，包括：恒大三盒，海河三盒，大福字两盒，绿叶两盒，当然这种“捆”里的牌子也会随着货源的变化而随时变化，反正搭配的档次大致相同。我问这位朋友，这种销售方式大约是在什么时期，他说这已经是1960年以后的事了。
后来中国的烟草工业中心从上海转向河南，又转向云南。七八十年代，云烟成了整个中国的抢手货。手里夹一支红塔山，是件很神气的事。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战友乔保东带着二十条云烟到北京，让我帮他打通关节整点化工原料。云烟当时不光能换到化工原料，还能换到钢材批件，北京俗称“二十响”，指哪儿打哪儿。一位当导游的朋友很够哥们，有时用外汇卷供我几条阿诗玛，虽然便宜，但你没有路子，就是买不着。
大约到了八十年代末，名烟名酒忽然放开供应，十多种名烟随行就市，原来10块左右一条的烟，一下长了多少倍。记得当时像云烟、茶花、红山茶、大重九、石林、红塔山、阿诗玛、恭贺新禧、玉溪等，都是一个价格：58块一条。那时办什么事，送两条红塔山，就是很体面的礼物了。
从那时起，人们对烟的价格，就如今天对苹果手机的价格一样，有了超强的心理耐受力，多贵也不嫌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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