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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空军大院（9）纪实文学连载
范 建
牵连
林立果一行坐军用直升机离开炮二师后，那位和薛文梅大姐一起走出来的女兵引起了我的好奇。一年后,当我再见到她时,却惊讶的一个大喘气。怎么，她竟是周宇驰的小姨子？
秋天的“五大道”，树木藤蔓灿如老火，赛似燃烧着中年旺盛的生命。1972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也是我从北京学习后回到天津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去师部卫生所看望薛大姐。
炮二师卫生所坐落在天津常德道的一座红色小楼,它叫摩根楼。不大的院落，很是幽静。
常德道解放前叫科伦坡道（Colombo Road），1929年修建。它是天津和平区的一条景观路，东面连着民园体育场，西接西康路，足有一千多米长，南北两边与大理道和重庆道平行。
常德道与重庆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被天津人叫做“五大道”。如今的“五大道”，已成了天津小洋楼的代名词。
“五大道”原先是一片坑洼的塘淀。荒野中散落着窝棚式的“二十间房”、“六十间房”、“八十间房”至今在天津卫的嘴里仍留有“倒霉人家”的余音。那时，是达官显贵们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争相置地建房，于是，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天津富人区。
五大道的独立宅邸多，里巷少，胡同多以“里”称呼，名人名楼也以门牌为记，不另命名，不设匾牌。我一处处地数着，看着，希腊式、哥特式以及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像一种凝固的艺术。对天津人来说，在当时清一色的蓝服装和红楼房的海洋中，“五大道”的五颜六色并不完全意味着高贵和繁华。它在天津人的心里，已然升华成一种历史的骄傲和文化的标志。当这一厚重历史穿越过时光的隧道，便露出了晨曦般的现实光亮。于是，又折射出一种珍贵而又令人感叹的价值取向。而它的文化价值又自然而然地在人们的心中升腾开来。
“五大道”建筑的私密性，构成了它的深隧和幽静。这里曾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230多幢，名人名宅50余座。有民国总统徐世昌、曹锟旧居，还有潘复、顾维钧、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朱启钤等六任民国内阁总理旧居以及庆王府等毫宅。尽管世事变迁，主人已经更替，由昔日的达官显贵和阔老，被今日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天津警备区、66军的军政要人所取代。我们四六四医院的一些女兵的家，就住在这里。那一扇扇雕花镂空的窗户，透着一种漠测的神秘。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不同政见，不同行为的主人们全都希冀这里找到共同的安逸和温情。
炮二师1969年从上海换防到天津后，这常德道小红楼便成了师卫生所的地盘。卫生所只有十几张床位，有十几张床位收治一些轻微的病号。
当我来到常德道198号的院门口，一位漂亮而娇小的女兵便迎了上来。是薛大姐派她来接我的。我楞住了，她居然是林立果来炮二师师部时，薛大姐给我介绍过的那个女兵。她似乎也想起来了，以一种相识的微笑带我上了楼。
卫生所不大，女兵不多，统共只有七八位。但我早就听说，这里的女兵，除了有几位是在越战中牺牲烈士的妹妹外，就是军队的干部子女了。而她们来炮二师当兵，大都是有这样那样的背景，有的甚至来头不小。
据原空六军军务处参谋张佩民回忆，1970年，他在炮二师军务科当保密员，有一位神秘的女兵，就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从师卫生所调回空军杭州疗养院的。当时，师卫生所有几个女兵提了护士，唯有她提的是医助。这种越级提拔是一种特殊行为。是别人不能过问的。这是纪律。而当时的张彪政委没让宣布任职命令，却直接把人调走。这种避开大家耳目的做法，明显违背干部政策，但就是知道，谁也不说。
这件事一直纠结着张佩民。当时，除了师领导和干部部门外，只有他知道。调动档案是张彪政委亲自拿到保密室，又是亲自封装的。张佩民本不该知道。他确实也不知要发走的是什么东西。可是，保密纪律规定，这样做不行。认真负责的张佩民一定坚持登记后才发出的原则。当他拆开封装登记时，才心领神会。
薛大姐已是30多岁的女护士，但仍不减当年。白净的皮肤，清秀的神情。脸上透着水灵和朝气。说一口南方普通话。看上去也就20多岁。她也是我们炮二师有名的美女。见到了薛大姐，自然十分高兴。在薛大姐的介绍下，我才知道，她叫王泉泉。
薛大姐见我从北京回来不久，便问她父母怎样，家里可好。一边说，一边就拿出一条有些发黑的旧毛巾，还让王泉泉打来洗脸水让我擦洗。心想，这么黑的毛巾，怎么就能擦她的那张漂亮的脸呢。正犹豫中，王泉泉像看出我的心思，就笑着对薛大姐说：“他是嫌你的毛巾脏。”薛大姐不屑一顾地反问一句，“是吗？可我就用的这个呀。”一番回答，倒使我不好意思起来。于是，赶忙拿起毛巾洗了起来。这一洗，真有些意外，没想到这发黑的毛巾竟有一股柔和的玉兰香味。我停顿了一下。这又被王泉泉看到了，她又补充道，“是不是挺香的呀。”说完便又笑着走了出去。直叫我有些不好意思。
王泉泉走后，薛大姐悄悄告诉我，说她是周宇驰的小姨子，让我和她说话要小心一点。此时，距离“九一三”事件已经有一年多，按薛大姐的话来看，王泉泉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当时，株连九族的事太多，不仅是九族，八杆子打不着的也会牵连上。谁赶上谁倒霉。我能理解薛大姐的好意。
薛大姐告诉王泉泉我们是世家交好的关系。于是，我们一起又忆起她家从安徽搬到南京再到北京的旧事来。
196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调派南京军区政委肖望东任国务院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代理部长、党组书记，代部长（部长陆定一当时已靠边站）。
为什么当时的中央看中了一个部队出身的将军来当文化部长？薛大姐分析，可能和肖将军是文化人有关系。
肖望东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读书藏书。战争年代就有书箱不离身的雅称。连陈老总还问他要过书。肖望东的藏画也多，有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亚明、陈大羽、武中奇、钱松喦等著名书画家作品，还有叶剑英、赖少其的书法。肖将军不仅爱好收藏，而且喜欢书法，常常兴之所致，挥毫泼墨，柳骨颜风，遒劲端庄。
当然，中央的任用不完全在于肖望东的茶余饭后的爱好。更主要的是他在军队期间，抓部队的文化建设已经非常大的成绩。肖望东将军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时，部队的文化工作十分活跃。《柳堡的故事》、《霓红灯下哨兵》，《东进序曲》、《红霞》等优秀影片享誉全国。沈西蒙、沈亚威、胡石岩、黄宗江、黎汝清等部队文化名人也都是他家的常客。
肖望东将军是1955年授衔的中将，他在南京军区选带了十位大校一起来文化部工作。薛大姐的父亲薛磊是十个大校之一。薛磊时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军务动员部部长，与肖政委私交甚好。薛磊担任了文化部中国电影公司总经理。肖望东中将与十个大校的友情，就是这样从南京带到了北京，从部队带到地方。让他们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友情竟带给了他们无法弥合的灾难。可是好景不长，刚刚来京一年，就搞起了文化大革命，而文艺文化界是重灾区。
那么，肖望东的“短命部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薛家二妹文英曾跟我说过，早先，肖望东在南京军区时，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揭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罪行。肖望东为周扬搞的文化部“假整风”歌功颂德。《座谈纪要》下达后，肖望东还打电话向周扬问候和安慰。说是文化部当时假整风“改组”之后，被两条黑线牵着。一条是彭真、陆定一、周扬到肖望东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到肖望东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黑线肖望东都沾上了。
就在肖望东主持文化部全面工作时，消极抵制江青提出批判的一批毒草电影。当江青抓革命现代戏，肖望东又置之不理。更为严重的是，１９６６年国庆节，中央文革决定演革命样板戏，肖望东还向中央文革报告，《沙家浜》不能上演。
于是，肖望东上任不到一年就被打倒，关押在北京西郊的一个监狱长达9年，成了历史上的“短命部长”，而他的部下薛磊等十位大校，也分别受到牵连，受到程度不同的批斗和迫害。身心受到难以想像的摧残。
每个周末我到薛磊叔叔家玩时当忆及此事，薛夫人就抱怨肖望东，“要不是他带我们老头来北京，在南京军区好好的。哪会受这份罪呵！”
作为亲密战友又是老上级的肖望东政委也时感愧疚，“真不该呵，真不该让你们跟我一块来受苦！”
王泉泉在一边静静地听着。
在昏黄的灯光下，我见她若有所思的样子。突然惊恐地想起她和周宇驰的背景关系。心里惴惴的。柔和的灯光洒下了她柔美而又凄迷的剪影，使我若有所思，王泉泉在想什么？她是不是也想到她所受牵连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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