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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巴红军传奇（节选）
纪红建
昨天，我把《新中国第一次定级》挂在网上，很快就有了燕燕的如下留言：
“记得警卫一师有个哑巴，是老红军，我不知道他是哪的人，那时我还小，听老爸讲，哑巴在长征路上就是背口大锅，一直跟着，原来红军是不让他跟着的，因他不会说话，只会嚷，谁也听不懂他说啥？后来哑巴特执著，一直跟到延安，在陕北胜利会师后，也留在延安，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央警卫师随毛主席进北京，周总理对我老爸讲，哑巴怎么办？他也是长征路上的有功之人啊，传连，要不让他到你那去吧，总理说后，我老爸把哑巴带到了警卫一师，让他看澡堂子，哑巴特认真，但他的级别不高，有一次还因调级生气了，哑巴也是三几年入伍的，我那时小，记忆当中好像给哑巴定的13级，调级时哑巴闹，我爸能知道哑巴说什么，后就请示周总理，总理的意思是不给调了，哑巴一辈子没结婚，工资都是组织给存着，他也不识字，不会花，70年代后哑巴得病了，就住在现在的武警总院，高干病房住不进去，后来总理想起了这个哑巴，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找找，一师的那个哑巴怎么样了？经总理这么一问，立马转入了301医院，不久，哑巴去世了，一师的子女好多都哭了，那院里的孩子对哑巴太怀念了，去年一师子女聚会，还有人提议写写哑巴呢，让大家回忆，都说哑巴的级别太低了。那也没办法，总理不让啊，因为当时哑巴的所有开销都是公家管的，我老爸说就是想给他存点钱，找个媳妇，结果由于哑巴不讲卫生，给找了一个人家不跟，就再也没了！直到去世，警卫一师的人都知道这个在长征路上为红军背口大锅的人！他的名字就叫哑巴！”
这位哑巴红军的故事，我早就听说过，印象很深，并且把他当成素材写进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当时只是觉得这是个离自己很远的故事，没想到燕燕竟然那么近距离地了解这位哑巴红军，这让我很激动。于是我找出了故事的原著，因篇幅过长，所以节选其中一部分，推荐给战友们。
…………
总理的关怀
1970年9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黑色的高级小卧车快速悄然地驰入了师部大院。
卫兵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立即机警地拨通了值班室的电话。
“我是营门哨兵，刚才卫戍区零一号车进来了，司令好像坐在车上。”
值班员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跑步向师长和政委报告。
师长田占魁与政委张永华立即跑下楼来，随后跟来的还有师里面的其他领导。
车在办公楼门停了下来，吴忠迈着轻松的步伐走向办公楼。
吴忠的突然到来，让师领导们大为吃惊，吴忠从由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升任司令员还不到两个月，不打招呼来到师里，难道有什么重要事情？
坐定后，吴忠笑着说：“我看你们就不要忙碌了，我来之前在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我今天不是来检查，也不是来挑工作上的毛病的，现在首都各项活动较多，你们的警卫工作做得不错，周总理前几天还表扬你们一师了。”
师领导听吴忠这么一说，心里轻松多了。
“今天来你们师，是向你们布置一项重要任务。”吴忠呷了一口茶说。
师领导们的心又吊了上来，对于警卫部队来说，有什么工作比警卫工作更重要的呢？警卫无小事啊！他们都在想着这个问题。
吴忠说：“哑巴可是咱们师为数不多的老红军之一，他跟随党中央担了一辈子的水、喂了一辈子的马、背了一辈子的行军锅，为一师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这些中央领导人都是非常清楚的。”
师领导们互相看了看，心中不禁高兴起来，原来是为哑巴的事而来。
吴忠接着说：“哑巴同志应该有60几了吧，我入伍时才12岁，听说他入伍时应该是20好几了。革命工作了一辈子，也没有成个家，该让他享受享受了，这也符合我们党的政策，关心和爱护老同志嘛。他的工资一个人花肯定是花不完的，平常给他添一些好一点的生活用品和家具……不要怕把他的钱花光了，花光了咱们给他出。”
吴忠说的时候，师领导们都认真地做着笔记，不停地点头。是啊！这么多年，哑巴只顾干活，却从没向组织提什么要求，组织不说让他享受他是不会主动享受的，他也不知道享受。
最后，田占魁向吴忠保证：“请卫戍区首长放心，我们将尽全力，保证让哑巴生活好，安度好晚年。”
第二天，师领导开了一个短会，领导们认为，哑巴反正只有自己一人，没有亲人，也没有妻儿，留着钱也没有什么用，干脆让他好好享受享受。怕他年纪老了不方便，让他从三楼搬到一楼住，决定让管理科给哑巴房子里添些沙发、席梦思床、桌子、椅子之类的家具。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总理从南方回到北京。吴忠和卫戍区的其他几位领导到机场迎接。到中南海后，周恩来总理突然想起哑巴来了，问吴忠：“哑巴同志还在一师吗？”
周恩来总理这一问，让卫戍区的领导们感到很吃惊，他们相互看了看，既激动又兴奋，几十年过去了，周恩来总理居然还记得在延安挑水的那个哑巴，这无疑也是对一师成绩和工作的一种肯定与关怀。
吴忠说：“总理，哑巴还在一师。”
周恩来总理说：“生活得怎么样？”
吴忠说：“挺好，一师挺照顾他的，给他买了沙发，席梦思的床，还住上了单间。”
周恩来总理说：“老同志了嘛，应该享受享受！”
吴忠说：“是。应该享受了。”
周恩来总理说：“他成家了没有？”
吴忠说：“没有。”
周恩来总理说：“可以考虑给他成个家嘛，不一定要孩子，但至少老了有个伴，互相有个照应啊！”
吴忠说：“总理，一师曾经给他张罗过，但都没有成。”
周恩来总理说：“那为什么啊？”
吴忠说：“有的嫌他太节约了，有的嫌他没钱；愿意与他结合的吧，又因为没法与他交流与沟通，所以至今一个也没有成。”
周恩来总理说：“这也是个遗憾啊！”
最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吴忠说：“你是卫戍区司令，要安排一师照顾好哑巴同志，吃的、住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嘛！有什么病要及时治疗。他为国家的解放事业也是作出了贡献的！我们不能亏待了这个对国家有功的聋哑人啊！”
吴忠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会安排好哑巴同志的晚年生活。”
心脏病突发
“救命啊！哑巴昏倒了！救命啊！哑巴昏倒了！”
1972年5月8日晚上10点多，正准备洗漱睡觉的组织科副科长冯景祥听到了住在隔壁的战士小马的大声呼叫声：“救命啊！哑巴昏倒了！救命啊！哑巴昏倒了！”
这大声的呼叫通过机关大楼的长长楼道，传向外面的夜空。
冯景祥自从1962年调到机关后，就一直与哑巴住隔壁，与哑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一激灵，把手中的东西一扔，光着脚，直奔哑巴的房间。
冯景祥赶到哑巴房子时，哑巴已经倒在地上，口吐白色泡沫。怕是哑巴心脏病发作了，冯景祥想。
冯景祥立即吩咐小马说：“赶紧往卫生所打电话！叫他们火速到机关大楼来，一定要快。”
小马慌慌张张地答道：“是——，科——长——”
冯景祥训斥道：“你慌什么！赶紧去啊！”
小马像兔子一样奔向办公室打电话去了。
听到呼叫的其他官兵都赶了过来，他们把哑巴抬到床上，手忙脚乱地采取急救措施。这可不是一般的昏倒，这可是心脏病发作啊！
听说哑巴患了急病，卫生所从所长到普通的卫生员，都高度紧张起来，他们连白大褂都顾不上穿，带上医疗器械，跑向办公楼。
卫生所的军医立即对哑巴采取了紧急治疗措施。随后不久，住在家属院的几个师领导也匆匆赶来了。
此时，公主坟师部大院内灯火通明，官兵们来回穿梭着。治疗哑巴的军医急得满头大汗，因为哑巴的病情不见好转。
卫生所所长立即拨通了师医院的电话，“是师医院吗，我是师部卫生所啊，哑巴突发心脏病，病情严重，你们作好治疗的准备，我们马上送人过来。”
师医院值班人员说：“好，我们立即准备，全力以赴，你们赶紧送来吧。”
随后，一阵紧急的救护车呼叫声，救护车直奔永定路的师医院。走的时候，卫生所长向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汉汇报说：“副主任，恐怕哑巴这次会不行了，咱们政治部要有善后的准备。”
王振汉说：“我们会做好各方面工作的，你赶紧去吧，一定要让哑巴活过来。”
第二天，哑巴的病情还没有稳定，师医院院长刘书明直奔师部，他敲开了政治部主任陈森办公室的门。
刘书明满头大汗，还没说话，陈森就急不可待地问：“哑巴的病情咋样了？”
“恐怕危险了。”刘书明喘着大气说。
陈森表情有些严肃，说：“医院不能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不管花多少钱，不管要投入多少人力。”
刘书明坚定地说：“是，主任，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陈森说：“我们也会作好两手准备，一方面搞好各方面协调，一方面我们会准备后事。”
随后，陈森拨通了副主任王振汉办公室的电话。
陈森与王振汉认为，哑巴为革命工作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虽然他没家，也没有亲人，但死了总得有个评价，有个悼词，盖棺定论嘛！于是他们决定，让比较熟悉哑巴，且文笔好又有机关工作经验的组织科副科长冯景祥来撰写悼词。
冯景祥是1958年的兵，当兵的时候在连队当文书，是团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后来师部直工科科长发现了他，于是把他从连队调到直工科当见习助理员。
王振汉对冯景祥说：“哑巴活到60多岁，革命了一辈子，该给他写个悼词。”
让冯景祥感到困难的是，在哑巴的档案里翻来翻去，几乎没找到什么关于哑巴的文字资料。为了把悼词写好，为了给哑巴一个中肯的评价，冯景祥于当天下午专程到已经退休、老师长、后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刘辉山首长家里。
刘辉山和他的夫人林福贤听说哑巴病重了，也感到十分吃惊。
刘辉山坐在沙发上，表情沉重地讲起了这位特殊战友的一些经历。
刘辉山说：“哑巴应该是老吴在四川一带带上的，当时大概是1935年。”
冯景祥虽然听说过哑巴同志是在什么条件下入伍的，但他还是想从首长这里得到更为可信的口碑资料。于是问：“首长，您知道哑巴是怎样入伍的吗？”
这时，林福贤在一旁笑着插了句：“说得好是带，说得不好是抓。”
当时，师领导的家属们对哑巴的故事都耳熟能详。
刘辉山说：“当时红一方面军经过四川的时候，老百姓由于受到四川军阀多年的残害，见到军队就害怕，形成了一种习惯。红军到了，当地老百姓也以为是军阀来了，以为是来抢他们的，所以都逃命去了，红军所经之地几乎都找不到人，好不容易碰到了哑巴，他还不说话。当时那几个战士也挺横的，见哑巴不说话，以为他是装的，还怀疑他是特务，于是把他带上了。这时哑巴又不干了，他比划着告诉红军，红军这儿有军装穿，还给饭吃，不想走了，想跟着红军一起走。哑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入伍的。长征路上，他负责背行军锅、担炊具。当时的行军锅也有20来斤，加上炊具，大概有100来斤重的担子，一天到晚都是行军，有时还急行军，当挑夫可不是个轻松的活。”
冯景祥说：“哑巴入伍还蛮有戏剧性的。”
刘辉山说：“刚开始时，应该说哑巴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简单与纯朴，但他就是命大，长征中过草地时死了那么多人，他背着行军锅不仅安然无恙，还帮助过不少战友，甚至救过几个战友的命，这也是个奇迹啊。”
冯景祥问：“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到了中央警备团，先是当营长，后来当团长，再后来又成了公安警卫师师长，我一直都跟哑巴在一起，虽然哑巴脾气不是太好，但他对工作上的事从不打折扣，历来都是任劳任怨。”
冯景祥要走时，刘辉山和林福贤一再嘱咐说：“一定要转告田师长和张政委，要把哑巴的后事办好，他是作出了贡献的。”
冯景祥说：“请首长和阿姨放心，我一定转达到。”
冯景祥回到师部，立即赶写哑巴的悼词。他感到这个责任十分重大，因为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军人，他是一位有着特殊人生的红军。
历来才思敏捷的冯景祥被难住了。下午过去了，傍晚来到，转眼之间又是深夜。时间不能再等了，假如哑巴去世，这悼词就马上要派上用场了。天渐渐亮了，冯景祥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已经堆成了山。这时，哑巴的悼词草稿也出来了
然而两天后，哑巴同志的心脏病竟然奇迹般地好转了。
哑巴的病虽然好了，但毕竟已经是60几岁的人了，加之他患有高血压，工作和生活都存在许多不方便的地方。如何照顾好哑巴，领导想在心头。
哑巴的优裕生活
“哑巴为部队工作了一辈子，没有成家，也没找到家人，也该让他享受享受了。”
1972年6月的一天上午，师里的一个办公会上，在讨论完各部呈报的文件后，师长田占魁说：“同志们，今天还有另一件事要说一下，就是关于哑巴的事情。”
听说是关于哑巴同志的事，其他常委都纷纷议论起来。
“哑巴为部队工作了一辈子，没有成家，也没找到家人，也该让他享受享受了。”副师长郭光金满怀深情地说。这个郭光金便是1939年春天入伍，分配到中央军委警卫营三连，哑巴特别欣赏的那个新兵。
“给哑巴记功吧！”这时有人提议。
师长田占魁说：“立功顶个啥用！我看，哑巴就不要回机关了，给他在医院开个房间，就让他住在医院，让医院好好护理，比啥都实际。”
政委张永华说：“我完全同意师长的意见，像哑巴这样特殊身份的人，不仅在咱们师，就是全卫戍区、全军，恐怕也是唯一的，他最有资格享受。再说，周总理都指示要照顾好哑巴，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当张永华说完这话的时候，常委们竟然鼓起掌来。
田占魁扬了扬手，说：“我看就这样定了，具体工作由陈主任负责。”
陈森笑着说：“我会把咱们师对哑巴同志的这种真挚感觉完全传达贯彻，请各位领导放心吧！”
师医院都是清一色的平房，师医院院长刘书明亲自带领医院的几个战士，为哑巴准备好的一间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重新刷了一层白色涂料，焕然一新。管理科的同志又把哑巴在师部办公楼家里的沙发、席梦思床、桌子、椅子等家具送了过来。
哑巴的新家在师医院安下了。
陈森还做了一件在当时算是爆炸性新闻的大事。
一天，陈森到来参谋长郁良高的办公室。
陈森直截了当地对郁良高说：“参谋长，我看哑巴一个人住在医院也挺孤单的，能不能给他买台电视机。”
郁良高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陈主任，你说什么？”
陈森笑了，他知道郁良高对他的这个大胆想法可能一时难以接受。其实陈森来跟郁良高商量也不是郁良高比他职务高，一个是参谋长一个是主任，都是副师职领导干部，平起平坐，主要是哑巴这个特殊人物属于他们两个人管。为何这么说，因为哑巴是干部，档案关系在政治部的干部科，但哑巴又不同于一般的干部，他是聋哑人，自理方面不如一般人，所以他的伙食关系放在了司令部的管理科，哑巴的工资由管理科的会计室发。
陈森说：“我建议给他买台彩色电视机。”
从郁良高的脸上可以看出，那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陈森继续说：“哑巴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成家，留着钱有什么用，还不如让他彻底享受享受呢？再说他不最爱看戏和文艺晚会之类的节目吗？”
郁良高想了想，说：“陈主任说得有理，该让他享受享受。那就给他买一台吧。”
部队不愧为武装集团，首长的命令就是效率。在郁良高的指示下，管理科的同志立即满北京的商场跑，给哑巴物色彩色电视机。三天后，一台18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当时是北京最好的电视机之一，也是当时师医院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放在了哑巴的新家了。
哑巴看到这新鲜玩意儿能放出节目来，特别好奇，总是在电视机边前看看、后摸摸，就像当年看幼儿园的孩子们一样入神。这台彩色电视机不仅让哑巴十分好奇，就连医院的医生护士也都到这儿看看热闹。关系不好的人，哑巴还不让进，他们只得挤在门口瞅瞅。有些小护士想看电视，哑巴不让，她们急得在门口直跺脚。
一天，哑巴正在屋里看电视，看得津津有味的，还不时“嗷嗷”地叫出声来。
突然，几个穿军装的人来到了哑巴房间门口。哑巴发现了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的身影是那么熟悉。这人就是已经升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杜泽洲。
很快，哑巴就想起来了，他是延安时的老指导员，后来的师政委。他快步扑向杜泽洲。杜泽洲也显得特别激动，张开双臂，迎接哑巴这个老战友。哑巴与杜泽洲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哑巴既高兴又激动，他“嗷嗷”地叫个不停。
随后，哑巴又从上到下把杜泽洲看了一遍，然后伸出了大拇指。
杜泽洲听说哑巴重病并住进了医院后，本来早就准备来看，因为刚好在哑巴重病期间上军区高级干部理论班培训学习去了。杜泽洲也一直感到特别遗憾，自己在师里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也没有给哑巴找个对象，甚至连他的家人也没有找到，心里一直挺内疚的。
杜泽洲朝外面的几个战士扬了扬手，几个战士抬着一台大半个人高的冰箱来了。
看到这个又笨又高的东西，哑巴十分吃惊。他比划着“问”杜泽洲，这是啥东西？
杜泽洲笑了，也比划着“说”，这玩意儿叫冰箱，里面可以放吃的东西，吃不完的东西可以放在里面，并且保证不会变味、发霉。杜泽洲“说”，这既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也是卫戍区首长的心意。
那几个战士把冰箱搬进来后，杜泽洲又一一打开，给哑巴介绍。哑巴不住地点头。
当时在北京能用上冰箱的人并不多，但哑巴却用上了。
哑巴医疗护理小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大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军营也同样充满了春天的活力。哑巴已经是一个享受正团职待遇的老干部了。
虽然哑巴在师医院医生护士的精心照顾下，身体较为稳定，但毕竟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哑巴患上了轻微的老年痴呆症。在石家庄时，曾经被哑巴拿扁担追打的那个卫生员小刘，也就是刘国忠，经过在卫生行业里30多年的摸爬滚打，已经成为了一名副师职内科主任医师。哑巴患的是心脏病和高血压，主治医生就是刘国忠。
1979年5月的一天，刘国忠接到了师政治部秘书科刘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是师长找他，要他现在就到师部来一趟。刘国忠坐在吉普车里热得要命，所以就想到了这些。
哑巴从1972年6月住进师医院后，刘国忠往师部来的频率就高多了，有时是汇报工作，有时是办私事，但有相当一部分是向师领导汇报哑巴同志的情况。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师领导也把关心照顾哑巴同志作为一个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自从哑巴患了老年痴呆症后，刘国忠就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想组建一个照顾哑巴的医疗护理小组，不过他一直没敢跟师领导提。可能师领导不会同意，自师组建以来，恐怕还没有谁享受过这样待遇，不要说师长政委了，就是卫戍区的司令员、政委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先例。
刘国忠来到师部办公楼二楼，在那稍稍放松了一下，然后整理了一下军装，朝师长郭光金的办公室走去。
“报告！”刘国忠大声说。
郭光金没有回答，门却渐渐开了。
后勤部部长韦书生把门打开的，探出一个脑袋来。
“部长也在！”刘国忠说。
韦书生连忙说：“快进来，师长找你。”
刘国忠向郭光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郭光金右手夹着一支烟，开门见山地对刘国忠说：“国忠，谈谈哑巴的情况。”
刘国忠说：“师长，哑巴身体大不如以前了，并且患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独立活动显然已经不行了，必须有人全天照顾了，要不有人看着，他就胡来，甚至暴食暴饮，给什么吃什么。”
郭光金叹了口气说：“真是岁月不饶人啊！想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哑巴身子骨多硬朗啊！一口气挑上几十担水都不休息的。”
刘国忠有点安慰的意思说：“师长，人老了就这样。”
郭光金说：“可能是哑巴以前太劳累了。国忠，依你看，哑巴大概有多大年纪了？”
刘国忠说：“看那样子，恐怕70几了。”
郭光金说：“哦！你们要全力以赴地照顾好哑巴，有什么困难，你现在就提，我把韦部长叫过来也就这个意思。”
韦书生说：“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花钱，关键是要照顾好他，就当自己的老父亲来照顾。”
刘国忠听师长和后勤部长如此表态，不失时机地说：“为了更好地照顾哑巴，我建议成立一个照顾哑巴的医疗护理小组，不仅便于平时照顾哑巴的日常生活，还可及时对他的病情进行了解治疗。不知道首长同不同意。”
郭光金一拍大腿，说：“好啊！我们就怎么没想到呢。”
韦书生也说：“这个提议好。”
郭光金说：“国忠，你是搞内科的，这个护理小组由你来具体负责组织。不过，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刘国忠说：“首长，保证完成任务！照顾哑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韦书生说：“有什么具体困难，及时跟我们说，我们会从财力物力上全力保障。”
刘国忠得到了师长和后勤部长的“尚方宝剑”，乐呵呵急匆匆地往师医院赶。
刘国忠回到医院就把这件事跟院长汇报了，院长说：“护理小组的组成人员，医院里的人任你挑，设备任你选，你放开手脚干吧。”
当晚，刘国忠就把内科里的医生护士，还有在这儿实习帮忙的基层连队卫生员都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先把师领导的指示精神传达了，然后就宣布成立哑巴同志护理小组组成人员名单，组长就是刘国忠，主要护理哑巴的护士是小张，甚至连医院里做饭的白师傅都是护理小组组成人员。
即使哑巴处在病中，一直住在师医院，但师领导却时刻牵挂着哑巴。
1981年5月的一天，师政治部干部科一纸报告呈报到了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
这是一个关于哑巴离休及职级评定的请示件，报告请示哑巴按副师职待遇离休。
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每年审批晋职、任职、免职、退休的文件达几百个，但批复一个哑巴按副师职待遇离休还是头一回。部长吕企儒早就听说过有关哑巴的情况了，他对参加评审的同志说：“我看，这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全军又聋又哑的红军恐怕只有哑巴一个人，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批。”
几天后，师政治部干部科接到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的批复：同意哑巴同志按副师职待遇离休。
逝 世
1983年5月底，哑巴病重。
心脏病和高血压，各种器官功能渐渐衰竭。对于哑巴的病情，有着丰富经验的刘国忠心里非常清楚，再高明的医术、再先进的医疗设备对于哑巴来说，恐怕无力回天了。
消息传开，一同与他从长征路上走来，一同与他从延安走来，一同与他从西柏坡走来的战友都来了，包括杜泽洲、熊健、郭光金等卫戍区和师里的领导，可惜哑巴已经一个都不认识了，他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的状态。
刘国忠向师领导报了哑巴病危，师领导指示：尽可能地让哑巴多活点时间。这是一句朴实的话，也是一句蕴含了深厚战友感情的话。由于哑巴是政治部的人，但属于司令部管，所以参谋长张春水和政治部主任刘庆山分别向管理科与干部科这两个主管部门作出了指示：准备哑巴的后事。
6月14日晚8时25分，哑巴走了！
这天晚上，从师机关到医院，到处都是灯火通明，官兵们都在紧张而又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根据师首长的指示，立即成立了哑巴同志治丧小组，组长由专管干部的副政委张恒锡担任，副组长由张春水和刘庆山担任，成员分别是机关各部的副职领导，以及管理科、干部科的科长。治丧小组办公室设在管理科。
组织科、干部科立即组织了机关里的几个笔杆子，集中力量给哑巴写悼词。他们从干部档案里把冯景祥1972年写的那个悼词调了出来，立即进行了认真修改、补充、完善。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互相修改着，力求做到每句话每个字都准确、客观、动人。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字，但他们却字斟句酌，加了一天一夜的班。
医院里，小张与其他几位护理人员正在为哑巴整容。小张一边拍着哑巴的尸体，一边流着泪水，还一边哭着：
“爸呀，我亲爱的爸爸，您怎么说走就走了呀，女儿想念你呀……”
与小张一起整容的其他几个护士，也是一边擦着眼睛，一边给哑巴换衣服、整容。
小张那凄惨、悲凉的哭声穿透了医院的上空，久久回荡。
在场的人，不管是军师职领导，还是刚入伍几个月的新兵，都悄悄地擦拭着眼泪。
管理科的同志也着手整理哑巴的遗物。虽然哑巴自1972年5月得病后组织上给他提供了比较优裕的条件，但当管理科的同志打开哑巴的行军包时，不禁从内心深处对哑巴多了一份敬畏。这个行军包是哑巴的全部家当：
六枚勋章和奖章；
一顶红军长征时的旧八角帽；
一对发黄的红军长征时戴的红领章；
五双新胶鞋；
四套新军装。
虽然他所住的屋子里还有冰箱、彩电，但那些都是组织上强加给他的，不是他本意上的财产。其他的都是一些不值钱，或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小东西。
6月20日上午，追悼会及向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医院除了值班的，其他医护人员全都去了。师机关及直属队去了400多名官兵，哑巴生前的战友、老领导都来了。
追悼会现场一片庄严肃穆。
师长舒国汉是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老警卫了，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各种各样的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了，但当他拿起哑巴的悼词准备念时，这个历来沉着稳健刚强的汉子颤抖了。念悼词时，他的声音是哽咽的、动情的：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我师红军战士、副师职离休干部哑巴同志。哑巴同志长期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虽经多方治疗，终因年逾古稀，医治无效，于1983年6月14日晚8时25分在北京逝世。
哑巴同志参加革命以来，在部队党组织的关怀下，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辞劳苦，认真负责地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安全，为我师建设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我们无比怀念他。
……
哑巴同志安息吧！
随后，官兵们一一来到哑巴遗体前鞠躬。
一周后，在军区的报纸第四版的右下角刊登了一则短小的讣告。
哑巴死后，他存在管理科会计那儿的工资还有7000多元，留下了一些简单的家具，以及冰箱、彩色电视机等物品。考虑到哑巴没有后代，也没有亲人，没有人能继承他的财产，加之照顾哑巴多年的师医院也已移交给了武警总部，师党委将哑巴的遗产捐给幼儿园、医院和武警总部医院荣誉室。
哑巴走了，但他的精神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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