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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故事（续）
黄新原
大约是1992年前后,我到青海招生，同行的还有一位长我一辈的外语女老师。我们在青海招的学生不多，学生档案拿到手里反复审读，力求别出问题。就在这些档案里，我发现了一个叫张小秋的女孩子档案中有一点疑问：她成绩不错，但年龄要比正常学龄大3岁，已经21岁了，而在初中与高中之间，恰有3年停学时间。这不是小问题，那3年她干什么去了，如果因病休学，会是什么病；如果辍学，是什么原因？
我们找到了省招办，提出要见见这孩子，当面问明原因，因为这孩子住得并不远，就在西宁郊区的农村。招办不敢怠慢，马上组织人去找，那时电话还远没有现在发达，何况是在边远落后的省份。我们给了4个小时，4小时不来，我们就退档。最后我们见到了这个孩子。她体格健壮，皮肤黝黑，脸上有两块高原红。一见之下就给人以身体健康的印象。但在她旁边，我们却看到了一位黑瘦矮小的男人，胸如桶状，用双拐架着身子，那是她父亲，脸上是一付倔强的表情。他让我感到了一种艰难锻造出的坚毅，和弱势沉淀出的刚强，在同龄人中，这种气质我很熟悉。情况最后弄明白了：小秋母亲撇下3个儿女，很早就去世了。恰在小秋初中毕业时，他父亲意外被拖拉机撞残，下身几乎瘫痪。小秋是老大，只好休学在家照顾父亲，所以整整3年，她没能上学。等父亲稍好一些，能站起来了，她又恢复了学习。我很释然——这不仅是个没问题的孩子，而且是个好孩子，我们当然要录取。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算完。当我们要和他们告别时，小秋犹豫一下说，老师，你们什么时候工作结束？我说，差不多后天。这时他父亲脸上露出了笑意，说了句什么，但青海话我听不懂。小秋说，我爸爸想请你们去家里吃饭。我们断然拒绝，因为这是纪律不允许的。但等我们两天后把任务完成，出了戒备森严的招生大楼时，竟然看见小秋正在门外等着。这时，与我们学校专业对口的一家企业，已经有车来接我们，她站在旁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不知为什么，见了这孩子，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怜惜，让她一起上车到了企业招待所。她又说出了她的请求。同来的女老师还有点犹豫，但我却破例答应了，我想去她家看看。小秋说，招待所离她家正好不远。约好了晚上见，她就告辞了。傍晚，一个头发蓬乱的小男孩来接我们，是小秋的弟弟。我们徒步前往。
那是一个完全用土坯构建的村子，满眼都是黄乎乎的。拐弯抹角，我们来到一个土坯垒起的院子，低矮破烂。天已擦黑，一间屋里有一盏暗暗的电灯。我们进去，立刻呆住了：小桌上已经摆好了饭——只有两碗面条，面里有几片白生生的肉。小秋父亲显得很热情，但话仍然听不懂。小秋说，我爸爸请你们快吃。这位21岁的女孩子，在我们面前没有丝毫不安，没有丝毫因为在常人看来太过菲薄的晚餐而惶惑。我立刻懂了这是为什么——她大概从小长到现在，就没有请过客，也不知道什么叫“请客”。她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她招呼着我们，我吃着放了不少猪油和辣子的宽面条，喉头发哽，心里翻腾得厉害。面条不是刚出锅的，温中带凉，那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小桌边是已经熄了火的灶台和柴锅。这是我招生十几年中，印象最深的一次“宴请”。我不为小秋的“无知”难过，她生活的路还长，别说“请客”这样的事只要条件允许，一学就会，她将来还会学到更五彩缤纷的事情。我是在为这位残疾的同龄兄弟难过，以他的年纪，恐怕不会不懂什么是“请客”，而是他没有能力去摆一桌像样的酒饭，他是在用仅剩的一点力气，想把女儿托出那个苦窝。
开学迎新时，我惦记着小秋，和爱人一起去接她，一起把她接到分配好了的宿舍。那时大学还没实行统一发被褥，爱人发现，她只有被子，没有褥子，也没有床单。我们把她带到家里，爱人给她剪了头，让她洗了澡，给她们系里管学生的党总支副书记打了电话，说明了她的情况。从女儿床下撤出一条褥子，找出几件外衣和衬衣。从此，我们家隔一段时间就把她叫来吃顿饭，拿点日用品。
她很能吃苦，学习成绩很好。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考上了研究生。2000年左右，她在北京成了家，爱人是陕西人，搞IT的，大个子，长得白净、精神，比小秋小一岁。结婚后专门去看我们，当着我们两口子的面说：娶了小秋，他很幸福。前两年小秋抱着儿子去我家玩，依旧朴实，口音未变。我问她爸爸怎样，她说爸爸身体越来越好，现在家里的情况好多了，大弟弟中专毕业已经工作，并已结婚。我又想起了那位桶状胸，拄着拐，矮小而倔强的西北汉子，心中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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