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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我歉疚的故事
黄新原
三月份去老挝，老兵们请了一个小导游，姓陈，二十出头的样子，是老挝人。活泼可爱，嘴很甜。叔叔阿姨叫着，很清纯。
车程很长，唱歌说笑之余，大家没话搭话，就问小陈，你汉语说得不错呀。她歪头说，导游就应该会说外语呀。我说，不对，你不是工作以后现学的，那不会是这个水平。她犹豫一下，没说话，笑容没了。我觉得好象这里面“有事”。果然，等再重复这个话题时，她不再隐瞒，说父亲是中国人，是上海到云南的知青。
我很震惊。我当过知青，有很深的知青情结，知道他们那些年是怎么过的。也知道他们中有人在苦闷绝望中做下的“孽”，和欠下的“孽债”。但那些“孽债”到今天，大都已经在30岁往上的年纪，可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呢？小陈说，她妈妈是老挝人，今年才四十多岁。屈指一算，她爸爸的“债”可欠得够晚的，而且一共“三笔”，她有个姐姐，还有个弟弟。
早年，有不少邻国百姓为生计跑到云南，小陈的妈妈就是那时过来的。但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清理这些外国人。关键时刻，小陈的爸爸完全可以把她们母子三人保下，（那时弟弟还没出生）。至少那两个孩子不会被遣返。但他没那么做。小陈说，她记得当时和姐姐抱着爸爸的腿哭着哀求把他们留下，但她爸爸不为所动，因为又有一个更年轻的中国女人在等他。
母女三人回到老挝，不久又生下了弟弟。在琅勃拉邦一条山路的旁边，他们定居下来。
我们这天正巧走在这条路上，于是我们看到了这家人中的几位，小陈的姐姐、姐夫，还有弟弟。有意思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姑姑，她爸爸的姐姐。她从中国来探望已经没有关系的弟媳和孩子们。
车开了，一个女战友问，你还想你爸爸吗，她说，想。怨他吗？开始怨，后来就不怨了。因为有一次听说爸爸死了，全家哭得好凶，后来才知道是误传，那次以后，我想，不管怎样，还是有爸爸好。
她有时到中国，会去看她爸爸，很想他，但不敢多去，因为“去了爸爸就会给我钱，去多了，后妈会不高兴的。”她爸爸没有因为摆脱了她们母女而回上海，就在景洪安了家。
等车回程时，我们又到了小陈的家。车上的叔叔阿姨把能找到的糖果都拿来，走进她的房子，见到了她妈妈。那是一位娇小的女人，年轻时不难看，不似一些老挝妇女黑中透黄，而是皮肤白皙。唯其白，才老得快，加之生活的艰辛，那脸上已经满是皱纹。那个家，按中国的水平，是贫困的，房子是木结构，透风透亮，室内狭小，光线很暗。几件电器都是中国产的。厨房在屋后，有个锅台，一只电饭煲放在锅台上，光线同样很暗。这个家，除了小陈挣钱以外，没有生活来源。小陈说，在山上，前几年他们栽了几十棵橡胶树，盼着再长几年，能割胶了，生活会好些。
看着这姑娘，我无法平静。知青，是当代中国的特殊产物，它苦难、畸形、伤痕累累，是我们这代人的梦魇。有多少年轻人的青春和心智都抛撒在那大片大片没人管没人问的群山与土地上。当我脱离知青命运不久，坐在当兵去老挝的军车上，重走西双版纳时，我才明白，同是这条路，一边是希望，一边是绝望，天壤之别。这小姑娘，就是这种绝望命运的产物。她和有着中国国籍的“孽债”一样，是那段动荡混乱的历史欠下的，今天已经无法尝还。
在边境的老挝一侧，叔叔阿姨们挨个拥抱这小姑娘，依依惜别。我搂搂她，摸摸她那单弱的肩膀，是一种父亲般的歉疚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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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小陈、姐姐、姑姑
小陈和妈妈
家中一角
又一角
左起 姐夫、小陈、姐姐、妈妈、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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