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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家长们
黄新原
（这是一篇旧稿子）
“文革”风暴的到来，没有任何人能清楚它将会刮向哪里，也没有任何人能控制它那“摧枯拉朽”的势头。干部们一向尊崇、老百姓一向景仰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顶级的政治领袖都被打倒。漫画中，他们被描画成小丑，被打上红叉子。“二月逆流”中的老帅和老将们都像树叶一样，被这股风暴刮得虽震怒却无奈，瑟瑟不知所归。那时，不仅我们这群孩子，就是家长们，也闹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有一点在强烈的刺激下被看得很清楚，那就是身边不少人一夜之间被打倒了，被贴了大字报，挨了红卫兵的皮带，被造反派关押了，从人中人、人上人，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敌人。这些人事先能料到会有这样的遭遇吗？他们真的会处心积虑地几十年都隐藏在革命队伍中，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充当“马前卒”吗？很多大人弄不明白。他们在暴风雨面前显得无所适从，紧张恐惧。怕自己一时三刻会沦为“下一个”——那一时期，被变成革命对象就像变戏法一样，太容易了。
所以谨慎、小心，成了那时很多大人的行为准则。对孩子，也有了一句口头禅：不许出去惹事。
故宫的石榴
记得应该是1967年的秋天，“放了羊”的我，一天带着弟弟去逛故宫，那时故宫还在卖票，并不纷乱，游人少、很平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发奇想，“光临”那种满是“四旧”的地方。究竟走了些什么殿、什么院，也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秋阳暖人。乱窜一通后，我们发现几棵盆栽的石榴树上挂满了红红的石榴。只是“一顺手”，我就摘了两个，既没有被发现，当然也没有被阻拦。依当时的年龄，还是知道不能当时掰开就吃，于是装进上衣口袋，带回了家。让我没想到的是，当父亲下班后看到那两个石榴时，还面带笑意，说，买这东西干什么，怪酸的。那个时代，吃石榴似乎是很少有的事。我顺嘴说，不是买的，是故宫里摘的。只这一句话，父亲的脸色立时变了，声音并不大，却异常严厉——现在想来，我不能确定本来经常高声大嗓的父亲，为什么面色如此阴沉而声音却不高，他是怕人听到，或只是一种教育我们的方式。他平时不常批评我们，更少严厉态度。他说：“到故宫去摘石榴，这问题严重啊！园林工人种出石榴不容易，你们不懂无产阶级感情吗？而且这是偷，红色接班人能偷东西吗？”接下来的一句话，是让我那么多年能够记住这件事的主要原因，他说：“同志，这是要坐牢的呀！”说话间，脸色通红，手掌猛力在空中一劈。父亲是个很随便的人，有时谈到自己的战友，经常用“这孩子”来戏称，并不避讳我们。我对他说“要坐牢”的话并没在意，我知道那是在吓唬我，但他用“同志”来称呼我，而且那么认真，让我一下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为什么叫我“同志”，为什么那么严厉，为什么有点一反往日的性情，那么小题大做。当时虽有一点朦胧的感觉，但很快我有了清晰的认识：他是害怕，他怕因为这点小事，引来小题大做的人，和很多人遭遇到的小题大做的灾祸。那两个石榴第二天等我想起来要去吃时，却发现不见了。父亲下班时恢复了往日的亲切，却再也没提“石榴事件”，我也没敢再问。
怕事的将军
成惊弓之鸟，怕被小事引火烧身的大人，还大有人在。一位朋友讲了一件“往事”。他也长在一个部队大院里。孩子们都放羊了，当然是疯玩加打闹。这位朋友在一次“斗殴事件”中被打了，而占了便宜的恰恰是位将军的儿子。“战斗”结束后，朋友到院里门诊部去堵被打出来的鼻血。按说这本来是一起很平常的孩子之间的打架，朋友说，两个人实际上势均力敌，只是因为他见了血，在外人看是吃了亏。事情没什么大不了，按理说应该算过去了，但后面的事却出乎朋友意料，这事好像是从门诊部一来二去传到了这位将军耳朵里，将军竟接连三次派那惹祸儿子的三个哥哥三次登门道歉，又亲自打电话给朋友的父亲、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大骂自己的儿子。朋友的父亲很是过意不去，回家也大骂儿子在外面惹事，并对朋友的妈妈说：“可别把那‘老家伙’吓病了。”但据说这位将军尽管没有因为儿子打架“出问题”，但不久也因为被上面什么人点了名，被人一带走就是5年。
粮票和伙食费
朋友高娅跟我讲了一件她的趣事。她和父亲长得极为相像。大串连时，她到了长沙，住在一所部队学校里。一次正吃饭，校首长来看望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这位首长来到高娅面前，端详一下问：你住在北京什么地方？高娅如实回答。首长立刻问：你爸爸是不是谁谁谁？高娅说是。首长说：你爸爸可是我的老首长，有什么困难只管来找我。高娅并没有什么困难去找他，几天后就离开了长沙。回到北京，高娅跟她父亲说起这事，没想到她父亲立刻说：赶快把你在长沙吃饭的粮票和伙食费寄过去。高娅想：她爹这是怎么了，串连的红卫兵谁吃饭要钱要粮票呀？现在想来，高娅父亲除了老干部养成的自律习惯外，是否还有谨慎的“考虑”，也未可知。
右派朋友家的密事
一位家里是右派的朋友春芳，比我小两岁。他回忆当年“破四旧”时的紧张，家里父母经历的恐惧，也很典型。春芳的父亲喜欢收藏旧物，旧杂志、旧书，还有如老望远镜、老证章等。据他回忆，那些日子，父母就像得了什么病一样，嘴里嘟囔，眼里含泪，互相埋怨，小声争吵，在那间不大的小屋里“转磨”，惶惶然不可终日。最终的心事，是在到处抄家、满街都是红卫兵的情况下，如何销毁家中的那些父亲“淘”来的“四旧”，那些东西一旦让红卫兵抄到，右派加“四旧”，这一家连大人带孩子就全毁了。春芳记得最清楚，晚上，母亲把洗衣服的大盆倒上水，把父亲的旧书一本本撕开泡在盆里，藏到床底下，第二天晚上把泡软了的纸用手搓成纸浆，拌上炉灰，乘天黑倒出去。父亲有一大摞外国画报，在水里泡了好几天，就是泡不开，父母把画报撕成纸片，用脚在地上搓、碾，天热屋闷，弥漫着一股纸浆的酸潮味，呛鼻子。整整一个星期，到晚上父母就干这“地下工作”，他们不准孩子参与，也不嘱咐孩子什么。不嘱咐是给孩子留下“不是同谋”的空间，孩子们如果想和他们的划清界限，尽可以去揭发。但春芳和他的兄弟们很自觉很心疼地严守着父母的秘密，事过多年，留下的只有这酸楚的记忆。父亲的那些望远镜之类藏品，都被半夜带出去扔进了永定河。
金镯子
还有一位朋友，奶奶有一只缕空的金镯子，父母都是干部，好象没什么“四旧”的把柄，只这只镯子成了他们的心病。究竟如何处理，他们吃不准。母亲曾为此请示上级，但没有答复，那年头，人人自危，谁会为这种事给你出主意？最后父母商量了一个办法，把镯子交给银行。银行倒是收下了，但连张收条都没给开。但这并没有影响父母的轻松心情：一枚定时炸弹终于给“排除”了。但没想到，不久这颗炸弹还是被引爆了，原来银行里平添了一只镯子，也觉得无法处理，最后把事情转给了当地派出所，而红卫兵抄家的名单大都来自派出所，一只主动上缴的金镯子还是带来了一场抄家，并附带把拥有金镯子的老太太遣送回了原籍。
挨斗的名人
“文革”中，我看到的大人们挨斗的场面不少，熟悉的与不熟悉的，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在我所长大的那个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礼堂，有一段时间，那里经常斗争一些国内军内知名的人物。孩子们闲着没事，经常钻空子跑去看“热闹”。印象很深的有一次：钻进会场，看到台上挨斗的是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和李聚奎等。得承认，当时在孩子耳朵里，他们并不像今天那么著名，但都听说过。整个会场就像炸雷一样，此起彼伏响着口号声，我们几个小伙伴钻进去的时候，挨斗的人已经整齐地站到了台上，模样我们看不太清，只记得胖瘦和高矮。彭德怀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略低着头，但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挺拔；黄克诚瘦，身子不时晃动；罗瑞卿矮，记不清是坐着还是蹲着，看上去是受了伤。“文革”后知道他的腿摔伤了，大概就是在那前后；谭政和李聚奎过去没听说过，所以印象不深。但所有人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的名字都打着红叉，罗瑞卿的牌子好象是立在他的脚前。应该说，当时十几岁的孩子，经过一年多的“革命风暴”洗礼，对斗谁，挨斗的人过去有多高的职务，已经没有了感觉。在北京的孩子，听到和看到谁弯着腰、跪着、挨打、剃头，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有时热闹看得都不想看了。看热闹的兴趣并不取决于挨斗的人有多大官，而是取决于挨斗的人是不是我们认识的小伙伴们的父亲或母亲。跟我们好的孩子的父母挨斗，我们郁闷，跟我们有仇的孩子的父母挨斗，我们幸灾乐祸，如此而已。
一记耳光
但有一次斗争会，我至今难忘。看到的场面，让我感到了一种发自心底的愤怒和心酸——在十四五岁的孩子心里，在当时的“热闹”形势下，应该说这种感觉来得很奇怪，也许是来自人性中天然的悲悯吧，我也说不清楚。那是在一个食堂，是一天的上午，记不清为什么以我这“身份”会“参加”那次斗争会了，但时间地点我却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一个流行的现象，就是底层的人物翻上了浪尖，走到了台前。那次也一样，组织这次斗争会的，是一批院子里的炊事员。他们坐在一字排开的桌前，都穿着军装，挽着袖子，带着红袖章。挨斗的是当时那个院子里的一把手，一位老将军。一片“打倒”的口号声后，将军自己走到了围成一圈的“革命群众”中间，没给他挂牌子，他仍带着一股老军人的凛然，当然军装上的红领章已经被撕下。斗争的内容我完全听不懂，他声音不大，似乎是在承认什么错误，一口难懂的方音，甚至让我想离开会场。正这时，一个微胖的人站起来，走上前去质问将军，声色俱厉，后来知道，他曾是将军的秘书。将军应该是在辩解，或在否认，秘书忽然像受了什么委屈似地哭了。这做秀式的一哭，立刻引来群情激愤，顿时打倒将军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将军挺立着，不再说话。就在这时，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一个胖大的炊事员冲上前来，照着将军就是一记耳光。那时我们这些孩子经常到食堂打饭，这个打人的家伙我记得很清楚，经常站在卖馒头的柜台前。这记耳光是沉重的，个子并不矮的将军，一下被打倒在一只黑色大餐桌的下面。这只圆形餐桌离我只一步之遥。被打的将军以惊人的速度站起，手捂着脸，面无表情：不惊不惧不怒不急。那时的将军已是六十开外年纪，一头板寸白发，腰杆笔直，我能以孩子的直觉感到一股凛凛威风犹存。我立刻用眼睛找遍整个会场，却再也没有找到那个打人的人。
这位将军在军内很有名，55年的中将，黄埔出身，参加过百色起义，红军时期就已经是师级干部，辽沈战役时曾是一支英雄纵队的政委，指挥过谁都听说过的著名战役，这些都是后来我知道的，如今他已经去世，骨灰埋在了他曾浴血战斗过的地方，我不愿写出他的名字，这对他不尊重。这是那个年代唯一一次让我看到被打而没觉得“痛快”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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