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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故事58 时装秀8 《一声叹息》

 最后一场演出是在闫科长事件后的第三天，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在德国巡回演出的最后一场了。这些日子闫科长过山车似的一通折腾几乎让我身心俱疲，仗着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加上出国的时候吃得好，营养足，所以尽管精神紧张程度也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但各方面的工作，甭管份内还是份外的我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我知道闫科长此次发病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超负荷，精神过于紧张所致，因此，在接下来的演出和事务安排上我尽可能“截流”一部分应该报备领队定夺的事情，总之我是竭尽全力尽量减少或降低闫科长此次旅行最后几天的压力。争取大家一起平安回到祖国。

 几个星期的演出过程中，法国电视台的那位帅哥主持人一直对舞台上扮演婀娜多姿的新娘马莉小姐情有独钟，千方百计地接近她讨好她。这位身高足有1米九以上的大个子确实是个典型的靓小伙。绅士风度，健硕的身材，笔挺的西装，那近乎海蓝色的眼睛。不知这位靓仔中了什么邪，自打演出开始后一直追求着马莉。

 他的“不良企图”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闫科长的火眼金睛。闫曾经几次制止过靓仔搂抱“新娘”的企图。后来这个事情几乎成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其他姐妹们也时常以这个事情做由头拿马莉开涮。其实，拥抱就是西方人的握手，不是什么特别要命的事儿。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封闭，人们观念的老化和传统的影响，拥抱异性在那个时候，绝对属于类似“流氓”的行为。所以每次我们开会，闫科长都会百般叮嘱马莉一定不能让那个老外得逞，想方设法地躲开他！

 大幕终于落下，最后一天演出结束了，和以往一样，东道主为我们表演队开香槟祝贺，同时举行了丰盛的晚宴。我注意到电视台的那位帅哥主持端着香槟杯围着大大的圆桌追逐着马莉，看样子确实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味道。但马莉不敢有任何懈怠，牢牢记着闫科长的训令，结果到走也没有让那位德国小伙子得手。

 最后一天，德国的主办方让我告诉大家，模特们可以在自己演出时穿过的服装里随便挑一套自己带走。这可美坏了这些姑娘，她们精挑细选地为自己找了一整套心仪的服装，鞋子、裙子、外衣、内衣、帽子、手包、风衣、围巾，几乎武装到了牙齿。闫科长也为她女儿仔细挑选了一些衣服，由于没有男装，我也为太太找了两件外衣和一件风衣。大家带着旅行的喜悦、带着那些心仪的服装，带着1500多德国马克，也带着疲惫和倦容，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回公司上班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经理室做出国工作汇报。还没走到2楼经理办公室，就有好几个认识的同事拦住我问闫科长在德国犯精神病的事情，我感到诧异。因为，公司里大概只有我和经理杨峰知道这件事情，我回来后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而杨经理那我也嘱咐过他为闫科长保密。见到杨，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递给他一个小药瓶，那是闫科长在德国用过的针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把那个药瓶带在了身上，心里想着万一以后闫科长如果再犯病，可以没有顾虑地给她使用那种药。

 陈接过药瓶，漫不经心地放到一边。听我简单介绍完情况以后，他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这次你出国基本表现还不错，但闫科长好像对你有些意见和看法。“对我有意见？！”我当时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有问题，我在国外期间可以说小心翼翼，尽职尽责，特别是在闫犯病期间，尽心竭力地照顾着她，她怎么能对我有意见呢。”杨经理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接着解释说：“哦，是这样，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主要是她感觉你在对外的一些公开场合，多少有些超越了作为翻译的职责。”听到这，我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很多场景一幕幕地闪现在我的记忆中，闫科长紧锁的眉头，她埋头吃饭的样子，见了老外一言不发的形象，为了不给国人输面子，我们两个“演戏”，貌似我给她翻译和老外交流的小把戏等一一浮现。听了杨经理的一番话，我没过多的申辩，只是认真地问他“我不是跟您说为闫科长保密么，怎么全公司的人好像都知道了呢？”“哦，我把这个事情在公司经理办公会上做了通报。”我顿时无语，起身扭头离开了经理室，出来的时候，我用余光看见杨漫不经心地把我万里之遥带回来的那个小药瓶扔进了桌下的废纸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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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故事57 时装秀7《慕尼黑危机》

  接下来在西德的演出特别顺利, 模特队一路巡回演出路过的城市包括汉堡（Hamburg）、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慕尼黑 （Munich）埃森 （Essen）等。东道主为我们的演出提前做了安排和计划，一般在一个城市都在二家卡斯达的百货公司各演出2场。每到一个地方大致的行程安排都依照同一个模式，演出，晚宴，观光。说心里话，东道主为了我们这次演出成功，确实付出了不少心血和努力。高薪请来了法国的知名导演和国家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专门组建的团队为这次演出服务；每次演出后都安排丰富的晚宴；每次都有香槟和好喝的德国白葡萄酒；而且每次演出结束，模特们都可以得到一大捧鲜花。

  80年代的中国还比较封闭落后，去到资本主义全盛的欧洲腹地，每天穿着那么漂亮的服装，吃着那么丰盛的筵席，住着那么豪华的酒店，逛着那么美丽的风景，姑娘们别提多开心了。愉快的日子在紧张的演出和幸福的游玩中似乎过得很快，记忆中的那些愉快的日子偶尔也有一些值得玩味和让人记忆深刻的事情。

  一次在埃森，德方接待人员为了让我们感受不同的旅游文化，为大家安排了一个当地特别有名的鬼怪主题酒店。大堂一进去就让人感觉阴森森的，接待台闪动着幽灵般暗绿色的灯光，大堂内隐约摆放着人头骨一样的饰品，客房入口处铺有各种整张的动物毛皮做成的地毯，挂衣服的柜子貌似陈年的棺材板钉成，打开柜门时还会发出吱呀呀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东道主的精心安排显然并没有让客人们体验到轻松愉快的别样感受。在德期间，除了领队和我都是单独房间外，模特们都是自由组队，2人一个房间。那天“鬼屋”住了一宿，转天早上醒来叫大家吃早饭，结果发现所有房间几乎空无一人，后来才知道，模特们都吓坏了，一起挤到了领队的房间，而且几乎一夜没睡。那个酒店属于特色旅游酒店，其实费用还是挺贵的，早知道如此应该早点告诉接待方换换地方，或干脆安排二个房间就行了，也省得浪费。

  当时“鬼屋”的安排，也说明了生活中的一个道理，好的动机和愿望不一定带来好的效果。要想让别人有幸福和温馨的感受，必须彻底了解并尽量满足对方的需求，只有如此，才能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

    来到德国著名的城市慕尼黑，大家特别兴奋。慕尼黑除了很多著名的教堂外，还有不少壮观华丽的古堡，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世界著名的慕尼黑啤酒馆。来到这样的旅游城市，对初出国门的我们，无疑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向往。然而，正当我们精心计划着三天内一系列活动和安排的同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正是这件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我此次出国的心情。

    在慕尼黑入住酒店的当晚我们一起吃晚饭时，感觉闫科长眼神有点发凝，似乎呈现醉酒的神态，一向言行谨慎的她，突然跟大家说了好多奇奇怪怪不着边际的话：“怎么酒店的地板上都是黑洞呢？墙皮上好像爬满了黑乎乎的虫子啊！外国人都是黄毛鬼，你们离他们远点儿！”总之那天晚饭她的话很多，而且大多都让我感到恐慌和莫名。见此情形我们赶紧将她扶回了房间，安排她躺下休息。没料到刚一躺下，她竟然开始变得歇斯底里，嘴里不停地喊着害怕，还不时念叨着一些没头没脑的话，当时那个阵势基本和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无异。女孩们哪里见过这个阵势，纷纷逃回了各自的房间。她的房间里只留下我和一个叫李晶的女孩。我知道李晶曾经上过两年的护士学校，应该有些护理经验，我让她留下来帮我照看发病的闫科长。

     我第一反应是立刻给组织上汇报情况。来的时候我们开会定了一些原则，遇有突发事件，第一要请示中国住西德汉堡的总领馆。我拨通了电话简单陈述了情况请求上级处理意见，总领馆比较官僚又不愿意多事。“给你们国内的公司领导打电话吧！”那位负责人口气冷冷的。无奈，我只好拨通了国内公司的电话，还好马上和我们公司的主管经理杨峰（化名）通了话。

 杨峰40来岁的年龄，应该是文革后期上来的造反派，人比较油滑，嘴皮子很溜，精通权术，属于那种遇到天大的事情，也让别人抓不到丝毫辫子的乱世英雄。“这个事情，最好还是按预先定下来的原则请示汉堡代表处吧。”他立刻将我抛给他的球又扔回给了我。“我打完电话了”我无辜地申辩着。“他们让我给公司打电话请示！”“那就先找医生检查一下，看看什么问题再说！”“咣当”一声，那边电话撂了，这就是他给我的最后指示。

     我放下国内电话，又按杨的指示给汉堡商务处打了个电话请示如何处置。他们答复说，看看情况，不行可以考虑先住精神病院观察治疗。精神病院？我心想这绝对不行！因为我和杨在一起工作的这些日子里，我对她还是有所了解的，特别是她的病因，我想我基本能大概猜出八九。她第一次出国就担了这么大的责任，精神压力让她无法承受。几乎一个星期都没睡过囫囵觉。而且我观察闫见了外国人特别发憷，更别说和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老外面对面接触了，如果把她和德国当地的精神病人放一起的话，情况肯定会更糟，也许就彻底把她毁了。

     到德国以后为了工作方便，接待方给我们配了一位国内来西德攻读博士的姓童的德文翻译。人特别热情，他知道了情况后就主动打电话给接待单位的领导，德方特别重视，立刻派来了精神科医生。医生一进房间，闫科长就显得惊恐万状，发疯似地喊叫着，非要从酒店房间的窗户往外跳。李晶和我用全力压着她的身子，李晶那长长的美甲都在闫科长发疯似地挣扎中给折断了。医生见此情景，毫不犹豫地给闫科长打了一针镇定剂。他通过德文翻译小童告诉我说，病人没事就是紧张加休息不好，导致暂时的精神崩溃，经过休息应该可以康复。

     医生告诉我说这个针剂主要是镇定的作用，基本可以让她好好睡一宿。没料到德国的医生还没有走几分钟，闫科长就又大声嘶喊起来，重新恢复了歇斯底里的状态。我赶紧让小童给那个医生再打电话。不一会儿医生又折回酒店，观察一下状况，告诉我说要给她打一针特效的镇静剂，但可能会有点危险，问我是否可以用药，我当时感觉特别无助，只好硬着头皮表示同意。我知道这么做实际上是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可我当时又能向谁求助呢！还好，医生走了以后，闫科长睡了。睡的好香好香……

  转天早上，按行程大家一起去观光游览，然后去啤酒馆喝啤酒，吃德国最有名的熏猪腿。由于突发事件，我让李晶留下来和我一起照顾闫科长，其余的人和翻译小童一起跟着德方安排接待的人乘车离开了酒店。我们静静地在闫科长的床前坐着，一言不发。李晶在不停用手玩着自己的头发，我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个期间我又给国内杨经理通了电话，跟他汇报了目前的情况。最后我请杨经理尽量为闫在公司保密，否则都知道她在出国期间犯了精神病可能对她未来的工作不好，杨满口答应了。

     闫整整睡了20多个小时，直到模特们兴冲冲的回到酒店，她还在睡。我有点慌，让小童给那个医生打了电话，医生说没关系，她必须彻底休息好了，病自然就会痊愈。我知道德国的医生水平非常高，特别是精神科医生，所以听他这么讲，悬着的心总算安定了下来。差不多25个小时以后，闫科长终于醒了。她一开口就说饿了，我马上让附近一家唯一的中餐馆送来了猪肉云吞。闫整整喝了3大碗，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奇怪的是，闫科长的病去的时候竟然和犯病的时候一样神速。好了以后，她完全成了正常人，也不记得发生过的事情。转天早上她让我汇报了这2天的情况，我当然只字未提她犯病的过程。精心动魄的将近30多个小时的突发事件就这样化解于无形。我们又一起踏上了下一站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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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故事56  时装秀6《演出之后》

 模特队的首场时装秀在法兰克福市卡斯达百货大厦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是一座10层高的百货大厦，大厦的一楼到五楼有一个偌大的共享空间，卡斯达的很多大型活动都在这里举办。四周往来的顾客熙熙攘攘，上楼下楼的顾客都要在这个共享空间里搭乘上下的自助扶梯。时装秀的T台几乎搭高到了接近二楼地板的高度，当天前来购物的顾客可以随时停在各个楼层与共享空间的安全挡板之间的通道上观看模特走秀。

  为了让时装秀更具吸引力，主办方特意邀请了德国（当时叫西德）国家电视2台的一名知名度颇高的节目主持帅哥海因兹作为时装秀的主持嘉宾，后来得知，他也将随同我们和德方的接待小组一起，主持我们在5个城市10个百货商场的全部巡回演出。

  演出当天，卡斯达百货商场一楼的共享空间里布置了不少中国元素，红灯笼、中国汉字条幅、几只造型独特的风筝、和不少各式各样的京剧脸谱。其中最为壮观的就是当时天津风筝魏的传人亲手制作的一个飞龙大风筝，风筝的造型是一个几乎有一米见方的特大龙头，虽然这龙头大风筝足有几十斤重，但据说在有风的天气里是可以放飞到空中的。当时演出结束后，那个龙头大风筝就成了垃圾给扔掉了，至今想起来甚为可惜，否则留到今天一定是一个价值不菲的珍贵文物。

  我们模特队一行来到演出现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广播里不断播报“各位亲爱的顾客，一小时以后，将在这里首次举办完全由东方美人参加的时装秀，机会难得，望大家不要错过。”

 随着广播循环地播放，前来等候演出的顾客也越聚越多，接近5点钟时装秀开幕前几分钟，演出的T台周围就聚集了将近200多位德国当地的观众。前排还有许多看样子是退休闲暇的老人，工作人员礼貌地为这些老人搬来了椅子，从现场出现在观众手中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卡斯达购物袋看，绝大部分来宾都是当天前来购物逛街的顾客。

  5点的钟声响过，演出正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模特队的灵魂人物徐小姐，她的个头虽然在表演队里是最低的，但走秀的经验最丰富，据说在此之前，曾经被邀请参加过多次国内的大型时装表演。徐是典型的东方美人，在我看来属于那种小家碧玉型的姑娘。她在T台上的几个不同角度的POSE得到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接下来各个模特都在换衣师魔术般的安排和调理下，有条不紊地登场亮相登场。

  当时德国还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西德，而当时的中国则与当今的北朝鲜颇有几分相似。对西方人来说，不仅在马可波罗的大元帝国时代，还是在毛泽东统治的社会主义时期，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自始至终就是个谜！中国充满了未知和各种让西方人难以想象的神秘感。如今，大幕揭开了，神秘的东方女郎以标准的西方模特的步伐展现在德意志民族的面前，这的确极大地满足了他们渴求了解东方文化的欲望。

 当天中国姑娘们的那种优雅气质和平日西方人难得一见的东方韵味，以及卡斯达春季系列的靓丽时装所产生的合力伴随着几百名观众此起彼伏的热烈掌声将这场时装秀推向了高潮。结尾的中式婚礼更让老外们看得如痴如醉。扮演“新郎新娘”都姓马，“新郎”叫马国芳，“新娘”叫马莉，她们这一对搭档是模特队为这个场景精心挑选的2个角色。马国芳个头差不多有1.8米，皮肤稍微有点红里泛黑，属于那种西方人特别推崇的健康肤色，两道浓黑的眉毛衬托着那双带着几分英气的大眼睛，她扮得是男装，头戴中式礼帽，身披大红织锦缎面料裁剪的中式礼服，手中拉着一个中间扎了一朵大红花的缎带，缎带的另一端是扮成新娘的马莉小姐。马莉大概有1.7米的身高，俊美的脸上略带着西方女人的美艳，亚麻色的发梢下映衬着颇似维族姑娘那水灵灵的动人的眸子，脸上笑起来呈现出迷人的2个酒窝，马莉的微笑似乎对西方的男士具有百分之百的“杀伤力”，就连后台那位风度翩翩的电视台主持人海因兹似乎也被马莉的微笑弄的有些魂不守舍！当时大家一致认为，节目最后的中式婚礼场面对整场时装秀的确起到了画龙点睛之妙。梁祝的小提琴乐曲和新人对拜的场景在最后一刻将时装秀推到了高潮。我从那长久回荡在T台周围的掌声里，听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当天由于人来的太多，主办方请求我们在晚宴前再加演一场，以满足观众的需要。

 首场演出的完美落幕让卡斯达的高层特别兴奋，他们为当晚特意为此举办了庆祝晚宴。丰盛的晚餐几乎让你没有机会把每样上来的菜肴都吃干净。那次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晚宴上见到了好多当时从没见过的各种热带水果。晚宴上还开了好多支香槟，大家举杯同庆。期间，东道主曾邀请我们的领队上去致答谢词。可能是过度紧张的缘故，闫科长推说胃口不舒服就是不愿意上前讲话。无奈，最后硬是把我这个翻译推到了台前致答谢词。

 晚宴期间，闫科长、我和马莉等几个模特被安排到和电视台主持人、时装秀导演、以及当地几位叫不出名字的商界名流一桌。作为翻译，我挨着领队闫科长坐。按照西方的礼仪，宴会期间宾主需要交流互动，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至少可以聊聊时装秀，说说刚刚过去的那场演出，向东道主了解一下接下来的演出安排等等，但是作为领队的闫科长，除了偶尔抬头冲大家笑笑，席间几乎没有跟周围的主人一方有任何交流。为了礼貌，我这个翻译只好现场应酬着，先和德方客人聊上几句，然后把我跟他们说的内容用中文给领队翻译一遍，再煞有介事地和闫科长耳语几句，再去和老外们聊上一阵子。看上去似乎是闫科长在通过我的嘴和东道主一方的几个人在聊天，但实际上我心里明白，我们就是在演戏，目的只有一个，别冷场，别让人家看出来我们的领队既不爱说话，又不想说话，甚至不敢说话。32岁的我当时还是比较青涩，骨子里多少还有部队回来的军人身上那种特有直白和简单。熟不知，当时我这种临场救火的做法竟然被事后扣上了目无领导的罪名，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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