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每当我和战友或与亲朋好友聚餐时，看着餐桌上一盘盘色香味美的菜肴，几十年前曾经入伍当兵的我，时而会联想到当年在山西灵丘场站当兵时的艰苦生活。当年部队的伙食似乎是我们这些老兵们永远乐此不疲的餐桌话题，环境的艰苦，物资的匮乏，生活的单调，训练的紧张，思乡的煎熬，所有一切在当时都加剧了我们这些战士的思想波动，各方面的矛盾叠加在一起，倘若思想政治工作再跟不上，就有可能发生一些无端的突发事件，进而对连队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此情况下，除发挥连队干部党员的模范作用之外，各级指挥员也绷紧了思想教育的弦，想尽一切办法化解各种矛盾于无形，至于使用何种手段，电影《地道战》里有句台词儿，“各村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儿！”我们连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稳”杀手锏，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籍了，简单概括起来就三个字“抓伙食”！

“抓伙食”这三个字听起来如此简单，然而在几十多年前物质极大匮乏的山西灵丘场站，这项工作几乎成了部队各级首长的最大挑战！基层连队里炊事班长每天绞尽脑汁想办法调剂战士们的伙食；司务长也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各种关系，组织副食品和蔬菜的供应；甚至连长每天也为搞好战士们的伙食殚精竭虑操心劳神。尽管如此，伙食仍然不尽人意，小米粥、小米饭、二米饭、糙米饭、钢丝面等，依然是我们当时伙食的主旋律。

连队里为了改善伙食，自己养了几口肥猪，战士们还开了菜地，种了各种蔬菜。看着肥猪一天天长大，我们心里也乐滋滋的。知道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连里总会杀猪给大家改善伙食。1977年春节前，连里决定把那口白猪宰了让大伙吃肉。

杀猪的那天是个周日，全连的战士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几个战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那口猪弄出猪圈，似乎那猪猜到了自己的命运，撕心裂肺地嚎叫着，挣扎着。几个看似胆子大的战士本来都想跃跃欲试，可一旦握着那口明晃晃的尖刀，看着那个左右晃动的肥猪，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最后还是一个朝鲜族的战友，心狠手辣，只见他手起刀落，尖刀一下子插进了肥猪的心脏。

杀了那口猪，战士们那几天可解了馋，红烧肉、猪肉烩白菜、猪肉馅饺子、最后连猪血都做成了血豆腐。那叫一个香！其实连队平时偶尔也会吃点猪肉，但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每次炒的肉片似乎都有一种“哈喇”味，好不容易吃上了刚宰的新鲜猪肉，那味道确实不一般！

其实当初自己连队肥猪的肉好吃除了我们馋肉之外，也是由于这些猪们平日里伙食标准高的缘故。记得那时早上，我奉命去炊事班帮厨，伙房里煮上一大锅小米粥，开饭的时候，大部分战士都抢着喝上面的米汤，喝到最后只剩下粘稠的部分堆在锅底。喂猪的战士将剩下的那些粘稠的小米粥再拌上点白菜叶，于是战士们吃的早饭瞬间变身为肥猪们的早餐。

所以那个时候连队里逢年过节杀口猪，感觉那猪肉简直是香得不得了，现在想起来，一来确实是平日里吃不到肉，偶尔吃一次很香；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我们部队过年吃的这些猪肉，大多都是用小米粥喂大的。这不就是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有机绿色生态猪肉么？

关于连队伙食的记忆还有一次吃烙饼的经历让我一直记忆犹新。有一天不知是谁率先提议，连里炊事班决定给大家做一回烙饼吃。这消息对战士们来说，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北方入伍的战士，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我猜大概是我们指导员的点子吧，指导员叫刘宪友，69年入伍，是山西介休县人，酷爱吃面食。我刚去连队的时候就听大伙说他有胃病。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69年的老兵被派公差到场站给大礼堂做卫生，休息的时候，他曾经跟我提起过指导员得胃病的原因。据他讲，刚当兵那会儿，刘指导员曾经和另一位山西太原的战友打赌看谁能一次吃下更多的黄米糕，据说当时一根扁担上整整齐齐的摆满了黄米糕，指导员和另一个战友一次一个的轮流吃，看谁吃得多，结果我们指导员赢了，但从此却撑坏了胃，落下了个老胃病。

烙饼的那天，战士们各个脸上露着幸福喜悦的笑容，还没到中午，“工程”就提前吹响了冲锋号。连里有位负责副食采购的老兵李纪潭是山东淄博人，那天他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撸胳膊挽袖子，站在大锅旁给战友们展示着山东人烙大饼的功夫。

这烙饼可不像蒸馒头来的那么容易，馒头甭管蒸多少都可以一锅出，只需一次蒸熟，全连的饭就搞定了。但吃烙饼必须一张张的来。烙饼的时候，吃饼的人必须耐心等着。那天为了干着方便，炊事班在连队食堂外支了口大锅。白面烙饼对战士们来说确实是个稀罕的东西，不一会，每个人分到的菜吃完了，但吃饼的战士依然热情不减。大家排着队，耐心地等着下一张大饼。于是一张饼熟了，几个战士一分，一边大口嚼着饼，一边又到后面继续排队等着吃下一张！

就这样，午饭一直拖到了下午，炊事员还在不停地烙饼，战士们还在不停地边吃边排队。当天好像连长下了命令，让炊事班一定保证让战士吃饱。就这样，大家吃着，排着，排着，吃着……

最终炊事班顶不住了，连长也不得已收回了保证吃饱的命令，转而下令终止了烙饼大餐！其实，当时那些看似没吃饱的战士，那天都吃多了。这死面饼可不比馒头，到了胃里都是实实在在占地方的东西。我记得当时有位来自河北任丘的74年兵，明明已经撑的不行了却还在排队。后来他悄悄告诉我说，他已经不能弯腰了，因为大饼已经塞到了嗓子眼的极限位置。

在我印象中，那好像是我们连唯一的一次吃烙饼。估计那天把炊事班累得不含糊。似乎从那以后，虽然战士们有时还津津乐道地回味起那天吃大饼的趣事， 但连里似乎再也没有吃过烙饼。（待续）

原来和我一起在北京斋堂训练营的同班种菜能手杨景新也和我一起分配到了灵丘场站通信营一连，有这位能人打理连队的菜地当然没得说。辛勤的耕耘，加上战士们自产的“有机肥料”，很快地里就收获了一茬接一茬的各种蔬菜。

蔬菜多了，不仅丰富了连队的餐桌，同时也给我们电台值夜班的报务员带来了福音。晚上大伙值班困了，累了，饿了，都可以去后面菜地溜达一圈，顺别弄回几颗黄瓜和西红柿，吃下去，立刻满口生津，精神倍增。我印象中，虽然连队菜地里也种了些西红柿，但伙房似乎从来没有收获过自然红的西红柿。大部分刚刚长成，略带点粉头儿的果实，都被我们这些报房里的“夜贼”给偷吃了，所以，等不到炊事班去采摘，西红柿早就变成了粪便，又被作为肥料重新上到了菜地里。有时候溜达到菜地里看看，实在没什么可以摘的果实，战友们就顺手掰几个尖辣椒回来，看着那些湖南兵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些令人生畏的尖辣椒，我虽然一口没吃，但还是感觉自己额头上在冒汗。

不久，我们自己种的蔬菜陆续都下来了，单靠战士们自己吃已经消化不掉了。这时连里炊事班和一些南方来的战士也一起动手将大批的长豆角和莴笋收拾了放入大缸里腌制起来，做成了吃起来酸酸脆脆但略带臭味的泡菜。别小看这些酸臭味道的泡菜，进入冬季之后，它们几乎是每天战士们早餐配着小米粥和馒头下饭的主菜。另外，当时连队里吃饭都是分餐，饭和主食当然是随便吃管够，但下饭的菜却是没人一份。饭量大的战友经常是饭还没吃饱，菜早就一干二净了。这个时候，炊事班总会在餐桌上放上一小盆自制的咸菜和泡菜作为补充。那些咸菜和泡菜基本上都是连队战士们在夏秋季辛苦种出来的蔬菜。

   我记得有一阵我被抽到连部当文书，恰好我们指导员的太太从无锡来部队探亲。当时这位来自无锡的漂亮军嫂在临来灵丘之前，不幸出了工伤，到连里的时候手上还打着绷带。指导员心疼，我也跟着心疼。知道南方的姑娘喜欢多吃青菜，我总想多给这位军嫂弄点青菜吃，可惜那时候连里自己的蔬菜刚收完，已经没有什么可摘的菜了，于是我就趁着夜色和青纱帐的掩护到别的连队种的菜地里去偷菜回来孝敬我们指导员夫人。

蔬菜丰收的时候，自产的蔬菜多到实在吃不完，连长偶尔也会发发善心，让我们营里或其他连队送点蔬菜过去。但实话，当时各个连队伙食费基本上都很紧张，自己连里好不容易种出来的蔬菜，不到自己实在吃不完的时候，是不会考虑随便割舍给其他连队的。

终于有一天，收获的蔬菜实是在太多了，堆放在一起很容易腐烂。为了尽快消化这些来之不易的蔬菜，连里提出让我们几个战士推着一车莴笋到场站家属院那边去卖。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推销东西，感觉有几分无地自容。因为那个时候，宣传口径对自由市场、自由经济、小商小贩等均持批判的态度。无论是电影《青松岭》还是小说《艳阳天》等作品都对做小买卖或自有商品交换的行为嗤之以鼻，甚至还给这些行为戴着了走资本主义的帽子。在这个背景和政治气候下，让我一个军人手提秤杆去卖菜，实在是有点无地自容。

没辙，在部队服从命令就是天职！抵触归抵触，情绪归情绪，但上级的命令还必须无条件执行。无奈之下，我只好和另外二位战士一起，推着一车丰收的莴笋去军人服务社附近的家属院周边去推销。二位同去卖菜的战友推着车，我手里提着杆秤远远地跟着他们。从一连绕大路去军人服务社要走很远的一段路，我有意识地拉开和那车菜的距离，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在卖菜！

半个时辰后，我们终于抵达了要去的地方，两个战友回头摆着手，招呼我快点，我只好紧走几步跟上菜车。此时的我却生生地拎着秤杆儿，不知道如何是好。其实当时住在附近的部队家属不少，这么新鲜的蔬菜，如果高声吆喝几下，相信拉来的蔬菜很快就会卖掉，但我实在是羞于开口，鼓了半天勇气嘴里也没蹦出一个字儿来！

后来另外一个同来卖菜的战友实在憋不住了，扯着脖子在军人服务社不远的地方喊了几嗓子，“卖菜了！新鲜的莴笋！”很快就有军人家属围拢过来，不一会儿，拉来的菜就被抢光了。其实当是我根本就不认识秤杆上那些亮晶晶的刻度，只是装模作样地把莴笋放到秤盘上，然后估算一下价格，之后几乎是以闪电般的速度按每根多少钱和军嫂们完成了交易。这段种菜卖菜的经历是我在灵丘，不！应该也是我这一生，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卖菜的经历。

许多年之后，我复员回到地方，上了大学，学习了国际贸易，又到了外贸的专业公司担任外销员。之后多少次出国推销。有时也被公司派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和国外的客商洽谈销售合同。再后来又被政府的国际贸易部门选派到美国纽约的商务机构担任业务经理。当我穿梭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和第五大道鳞次栉比的那些服装大厦时，蓦然回首，也会回想起在灵丘初次卖菜的经历。穿着军装卖菜和穿着西装推销，虽然销售的商品不同，面对的客户不同，但毕竟那都是买卖，毕竟那都是推销。当兵时偶然卖了一回菜，回到地方又神差鬼使地将那种偶然触碰的经历一直延续着。

老田当时对政治的关注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住院的时候，每天晚上，我们两个都聚精会神地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晚八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30分钟新闻。然后老田会跟我特别认真地分析新闻中传递出来的国家重大的政治风向。他那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不能每天只盯着鼻子底下的那点事儿，那样以后没什么大出息。”当时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如今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

无聊的时候，他也会像耐心的老师一样给我说说各地的民风、历史、名胜古迹、飞行员的那些鲜为人知的趣闻等等。渐渐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老田大概感觉我算是有点思想的战士吧，无论是知识面，还是对事物观察的角度当时都能和他产生一定的共鸣。我们当时都特别珍惜在在一起“同房”的那些日子，彼此之间似乎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住院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吃的好，睡的香，再加上老田的陪伴，让我感觉那段日子非常值得留恋。然而，但凡是美好的事情似乎总是来得快走的也快。因为我得的是急性细菌性痢疾，别看刚来卫生队住院的时候又发烧又便血挺吓人的，但毕竟是年轻，身体底子好，经过几天的黄胺类消炎药物的连续治疗，很快身体就得到了恢复，大便化验的结果一次比一次好。

老田和我的病正好相反，他得的也是季节性痢疾，但唯一不同的是他得的是慢性痢疾。我的病治起来很快，但老田的病却非常顽固。好多次我看到医生用消炎的药水直接从老田的肛门灌进去，用所谓灌肠的方法消灭附着在他肠道上的大肠杆菌。看着老田那么受罪，我特别心疼他。然而，即便这么折腾，这么治疗，顽固的病菌还在，每次化验的时候，指标依然不理想，老田的身体康复还是遥遥无期，没有多大的进展。

与此相反，医生对我的治疗则非常有效。住院以来每次化验，医生都告诉我说比上一次又有了进步，负责查房的医生每次拿到我的化验结果之后，总跟我说：“小马，按这个趋势的话，再过几天你基本就可以出院返回连队了。”人常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说也奇了怪了，怎么到了我这就变成了病来如山倒，病去也如山倒了呢！想到出院，想到恢复连队值班出操的日子，想到即将离开我亲爱的病友老田，我心里就添了几分郁闷。此时的我，手里拿着基本病愈的化验单，眼睛盯着病房被秋风打落的黄叶，我不仅想起了秋瑾的那句诗，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啊！

住院治疗近十天的时间过的好快，转眼我到了最后一次化验大便了的时间节点，按医生的说法，如果这次化验能够维持在上次的水平，我肯定可以康复出院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同房病友老田，语气中带着几分沮丧。他似乎对我也有些恋恋不舍。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说话，可以聊天，可以分享的人，一旦走了，还不知是谁过来跟他做伴。再说，痢疾是传染病，不一定就有病友，没人来的话，他只能一个人打发无聊的病床时光了。

最后一次化验的前一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想起明天的化验和预期的结果，自己心理暗自发愁。明天如果仍未检出大肠杆菌的话，我就会被立刻安排出院。其实那个晚上，老田也一直醒着，虽然我们很久都没有入睡，但彼此却没有了往日那种热切的话题和畅谈的心情。

就这样我们两个一直无言躺着，沉默良久之后，老田突然侧身起来，告诉我他想起了一个办法，可以让我在卫生队多住些日子。我一听马上来了精神，问他有什么神机妙算。老田跟我卖了个官司，“天机不可泄，睡吧，明天我自有锦囊妙计！”

转天早上，他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目光，递给我一个小小的中药蜡丸，“把这个送到化验室去吧！”此时，我突然恍然大悟，他给我的一定是他早上刚刚采集到的自己的大便样品！老田的病是慢性痢疾，捧着这个小蜡丸我有些忐忑，也不知道用他的大便去化验是否会穿帮。当我双手微微颤抖地把老田给我的大便采样放到化验室的小桌上时，我侧眼看看老田，他却显得信心满满，把握十足。

果不其然，老田的笃定是对的。当天下午医生告诉我：“你的病可能有反复，有急性向转慢性转移的危险，你先别着急出院了，再多住十天，观察观察再说吧。”听这话之后，我立刻好像三伏天喝了杯甘甜的冰镇酸梅汁那样，刹那间，我的郁闷消失了，我又可以继续享受病号饭了，又可以继续和老田谈天说地了，又可以每天看见那些美丽的白衣天使了。

许多年过去了，至今遗憾的是，我当初并没有记住老田的名字，甚至连他的姓我都不是那么确定。更不知道如今他人在何处，何时转业回到地方，回去后做什么工作，这么多年他究竟过的怎样，身体如何……。虽然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未知，但老田当年给我的帮助，对我以后人生的影响，却是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得到，并能让我我清清楚楚记忆一辈子的事情。